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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我用十一年的时间编辑出版1500万字的《曾国藩全集》。由于先前长时期对曾国藩的负面认识，以及史料整理的枯燥无味，曾经一度对这桩事情的兴趣有很大的阻碍，但在坚持做下去之后，我的消极情绪逐渐淡化，代之以发自内心的喜悦与热情。
这套全集也在不知不觉之间感染熏陶了我，十多年下来，自我感觉好像有脱胎换骨的变化。曾氏说“人的气质本由天生，难以改变，唯读书可变化气质”，这话说得太对了，书籍真可以给人带来本质上的变化。长期以来，我从这套全集中收获甚多。
这部曾氏全集，以最为质朴最为可信的文字，给我们留下一个窥视晚清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朝廷的无能与沉闷、官场的腐败与颟顸、司法的黑暗与恐怖、士林的压抑与颓废、百姓的困苦与无助，等等。皇皇三十册巨著，几乎看不到祥和、安宁、欢愉的色彩。所有的一切，都在预告这个运行二百多年的王朝已走到尽头。
这部全集，也记载了一个在末世办大事之人成功路上的千难万苦。他在秩序颠倒的混乱年代，于体制外白手起家创建一支军队，他一无所有，无权无人，朝廷既用又疑，多方掣肘，同一营垒的人则猜忌倾轧，而对手又兵力百万气焰汹汹。他两次兵败投江，常年枕下压剑，随时准备自裁。他多年身陷风口浪尖，看不到前途希望，感受到的多是灭顶之灾。他的精神状态，时临崩溃边缘。
但是，这个人最后还是成功了。他是怎么成功的？这部全集以最为真实的文字，记下此人是如何清醒地认识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如何在夹缝中趋利避害，如何在苦难中顽强挺住，又如何在顺境时求阙惜福。他在中华民族处于最为暗淡的时刻，曾经是怎样地思考着这个古老落后国度的出路。他从不说教，而是用自己的作为启发人们如何做事，如何处世，如何在荆棘丛生的荒土上为事业开辟一条成功之路。
作者身为一个偏僻山乡的农家子弟，一个天资并不太高的普通人，能在承平岁月科举顺利官运亨通，在乱世到来时能迅速转型，亲手组建一支军事力量改写历史，建震主之功而能安荣尊贵，一生处于最为复杂最为险恶的军政两界，却能守身如玉，长受后世敬重。其中的奥妙，究竟在哪里？曾氏之所以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关注度与榜样性，其原因或许就在这部全集中。此处可以解开人们的这种种疑团。
细读曾氏全集，我们可以知道，作者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中华民族历代圣贤所传承弘扬的文化道统。他真诚地信奉它，并坚持在自己的人生与事业中去践行它。心中有了这个信念，他的立身便有所本，处世便有所循，虽举世皆醉他可独醒，虽满眼污垢他可独清。
这就是信念的可贵，文化的可贵！
中国文化不擅长抽象的思辨，看重的是人世间的真实生存。朱熹说得好：绝大学问皆在家庭日用之间。学问不是用来摆设用来炫耀的，学问的目的在于指导做人处世，学问贯穿在日常所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中。曾氏笃信这个理念，并在自己的人生与事业中去努力践行这个理念。他又用自己的语言，结合自身的体验去诠释这个理念。
于是，在这个全集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生动鲜活的本色，又可以感受到它的伟大力量。
我很想今天的读者能够读一读这部曾氏全集，但我又深知，读这部全集有不少的难处。
一是篇幅太长。当代人有许多事要做，有许多信息要关注，当代人其实比古代人要辛苦繁忙得多，大家没有时间更没有心思来读这样的大部头。
二是文字上有障碍。尽管曾氏全集在其所处的时代，算得上是白话文，但毕竟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与我们今天的用词习惯、行文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读起来不顺畅。
三是时代背景不了解。百多年前的中国，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是有隔膜的，即便是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大人物，读者对他们的感知，也是片面简单、支离破碎的。比如说慈禧太后，这个在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对于她，大多停留在霸道专横、奢侈享受、动用海军建设的银子为自己修建颐和园这些方面，却不知道，早年的她也有励精图治、克制节俭的一面。曾氏在日记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同治九年十月十日，曾氏偕另外几位大员进宫给慈禧祝贺36岁生日。慈禧既无赏品，也不管饭，拜寿者们自掏腰包吃了一些点心就出宫了。当天皇宫里，也没有为太后庆生的特别气氛。
四是对所读的文字的背景情形以及所涉及的人事不明了，影响对该文的透彻理解。
于是，我彻底放弃当时正顺手的历史长篇的创作，集中精力来做一番评点曾国藩所留下来的史料的事情。
我本着对今天普通读者有所借鉴的原则，从曾氏全集中挑选出100万左右的文字，又针对其中的每篇文字自己撰写一段评点，大约也有100万字，我试图通过这些评点，帮助读者走进晚清的深处，触摸曾氏本人的心灵，从而去感悟活生生的中国传统文化。
后世公认曾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他的代表性，在于他以自己的一生，证明古圣昔贤所标举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将“三立”标准放低点，即立德的指向是做有道德要求的君子，立功指在尽力做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的事业，立言则是写出一些对文化领域有所建树的作品。达到这样的标准，其实并不很难，也许很多人通过努力都可以做到。
这部评点系列分为六个部分先后推出，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这次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以全集的形式再次出版，应社会要求，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易名为《齐家之方》，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易名为《治平之策》，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日记》易名为《修身之道》，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诗文》易名为《情性之咏》，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书信》易名为《友朋之谊》，将《唐浩明评点曾国藩语录》易名为《良善之言》。
其中《修身之道》《齐家之方》可归之于立德一类，《治平之策》《友朋之谊》可归之于立功一类，《情性之咏》《良善之言》可归之于立言之类。
对那些于曾氏有特别兴趣的人，则可以将小说《曾国藩》与这六部“评点”互相对照来看，看看文学人物曾国藩与历史人物曾文正公之间的异同之处。如果能从中悟出一点文学与史学之间的微妙关联，那更是一番读书的乐趣。
是为序。
2024年初春于长沙静远楼
有一年，我在深圳举办的市民讲坛上讲曾国藩。讲座完后，有听众向我提问题：曾国藩最喜欢做什么事？他最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曾国藩最喜欢做的事是吟诗作文，他的人生目标是做一个优秀作家。话音刚落，全场哄堂大笑，随即鼓起掌来。我想我的这个回答一定出乎大家的意外。可能他们以为曾国藩的人生理想是做圣贤，退一步也要做大政治家。有的听众也许以为我是在玩幽默，因为我是个作家。当然，其中也会有不少文学爱好者，他们为这个回答而兴奋。不管出自何种原因而大笑，我能感觉到这个回答给大家带来了快乐，因为跟圣贤比起来，作家毕竟与芸芸众生贴近亲切。
其实，我的回答是很认真的，也自认为符合曾氏的本意。这有大量的证据可以作为支撑。
我们从曾氏最喜欢读的书来看。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他在给诸弟的家书中开列一张他平日的熟读书目：《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以及杜诗韩文。八种书中诗文占了一半，《史记》半是历史半是文学，《庄子》则半是哲学半是文学。如果将这层因素考虑进去，则诗文的分量就更重。
他说人生有三乐，第一乐是“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哪些书让他读时声出金石呢？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由此可知让他读出声音来的书都是文学作品。这个“乐”到底有多大，我们听听他的回答：“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因具有诗人那种高淡胸襟所获得的精神快乐，虽南面为王也不可取代。
我们从他所编的书来看。
他一生编了两部大书。一部曰《十八家诗钞》，一部曰《经史百家杂钞》。这两部书皆起念于翰林院，完成于军营，耗时达十余年。他在政务丛杂、戎马倥偬之际，为何要花费极大心血与精力来编前人的诗文？答案只有一个：他从心里喜欢文学！
最有力的支撑当然是他本人留下的文字。他留下的文字虽然很多，但绝大部分是奏折、批牍以及其与官场士林联系的信函，这些都是公务文书，属于私人著述的只有一部诗文集。当时不少大吏都喜欢从事经学、史学研究，因为经史之学才是正经学问。遗憾的是，曾氏没有这些方面的专著。说曾氏忙，没有时间为之，固然也是理由，但关键的原因不在这里。他在翰林院七八年，为时并不短，如果要写，完全可以写出一两部书来。这说明曾氏的心不在此。他说早年在京师时读《易经》昏昏欲睡，而读李白的诗则意气飞扬，足见他的心思不在哲学上。他的心思在哪里呢？他说：“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原来，他艰难探索、刻苦力行的，是诗和古文的研究与创作。他的确是在孜孜以求做一个作家！
他要做一个什么级别的作家呢？
咸丰十一年八月，胡林翼去世。此事引发湘军集团的集体悲哀，湘军高层纷纷以诗文挽联来寄托哀思。左宗棠写了一篇《祭润帅文》，寄给曾氏看。曾氏在这年十月二十九日给左氏复信，说：读你的这篇文章，是愈读愈妙，哀婉之情、雄深之气，再加上诙诡之趣，差不多可与韩昌黎、曾文节鼎足而三。一个月后，他给李续宜写信，又说李的奏稿将刚劲寓于和平之中，可与曾文节并驾齐驱。同时又告诉李，他给左宗棠的信里也提到曾文节，而且说这是给左的极高待遇。最有趣的是，他还要问李：你道曾文节是谁？
清制，有翰林功名且官居二品以上者，死后可得“文”之谥，至于“文”后的那个字则要依本人生前的事迹定。因战事而死，通常可得一个“节”字。如咸丰十年因太平军攻打杭州而投水自杀的戴熙，死后被谥为文节。曾氏是做好死于战事准备的。曾文节，显然是他的夫子自道。这位老夫子要明白地告诉世人：曾文节就是今天的韩愈，谁能与曾文节相提并论，那就是极好的文章。
这诚然是曾氏的风趣，但曾氏渴望做今世韩愈之心，不也昭然若揭了吗？
这位以当世韩愈自命的曾文节，为后人留下三百二十余首诗、一百四十余篇文章、一百七十余副联语。他的诗作被称为开拓了晚清的宋诗运动。他的文章，被公认为代表晚清桐城文派的最高成就，他本人则成为湘乡文派的开宗立派者。最有意思的是，当代著名学者南怀瑾认为清代的联语可以与唐诗宋词并列，而清联的代表人物则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如果南氏此说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那么，曾氏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曾氏喜为联语，但并没有把它看得很重。一百多年后，居然能得到后人的这等评价，这大概是曾氏生时绝没有料到的事。
笔者从新版曾氏全集中选取诗一百三十五首、词两阕、联语四十四副、文章四十七篇，着重在写作背景与笔者自己的浅薄理解两个方面，给读者一些评点，希望能有助于读者对曾氏诗文的阅读与欣赏。
乙未盛夏于长沙静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