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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个有大志的人，这从他考上进士后将名字由过去的“子城”改为“国藩”一事上足以为证。对于一个深受儒家学说熏陶的人来说，所谓大志，就是治国平天下。然而儒学的治国平天下并不是平地建高楼，它得有基础，其基础即建立在修身齐家之上。《大学》开宗明义说的就是这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什么是修身？按照《大学》的解释，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用我们今天通常的语境来表述，修身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素质方面的提高，即去掉自身的毛病，学习别人的长处；二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即把自己的心态、理念、价值观从世俗的境界上提高一步。在儒家学说看来，修身是为人处世的根本，即便不能治国平天下，也要把身修好，因为它也是整治家庭的先决条件；至于家庭，那当然是每个正常人都会拥有的一块领地。
据曾氏说，他在辛卯那年就给自己取了个字号曰涤生。所谓涤生，即涤旧生新，这就是修身。可见早在二十一岁时，他就已经认同儒家的修身之说。由于没有文字资料，我们今天无从知道当时曾氏是如何涤去旧习生发新意的了。道光二十年，曾氏进京做翰林院检讨，身份地位的改变，促使他对自己的期许更大，要求更高，加之京师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德高望重的老师，于是在“师友挟持”之下，曾氏开始了一段极不平常的修身岁月。
那时京师士人的修身，重在以日课为监督。日课即日记。课者，考核督促也。每天以文字来反省这一天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检查失误，督促自己向圣贤靠拢，同时也借以获得师友的帮助。曾氏早期写于京师的日记，很醒目地展示了这一特色。
通过这些日记，我们看到一个身上有不少毛病的青年翰林。这些毛病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褊激、躁动、虚假、自以为是、好名、好利、好表现、有不良嗜好、缺乏恒心。
通过这些日记，我们也看到一个真诚、不留退路、发誓要跟自身毛病血战到底的志士：他敢于亮出灵魂深处的阴暗，他不惜痛骂自己卑鄙下流，他的自新态度是破釜沉舟式的——不为圣贤，即为禽兽。
通过这些日记，我们更看到一个努力将高远目标一步步落实到日常言行中去的踏实践履者：他知错后主动向朋友认错，他戒掉抽烟的陋习，他坚持夜不出门，他立志不以做官发财为人生目的，他要求自己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的宏伟抱负。
后人谈论曾氏，多认为他前期的官运亨通得力于人脉的畅达，后期的功业显赫则受惠于时代的机遇，其实这些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对曾氏而言，决定性因素恰恰是翰苑期间的诚正修身。这种人格的锤炼，才是他日后成功的关键。
要说曾氏经过早期的修身完全做到了脱胎换骨，那显然是不实之言。青年曾氏身上的一些主要毛病，如褊激、如躁动、如自以为是等等，在他后来的事功生涯中也屡屡重犯。早期修身让他受益终身的，则是因此养成的一种自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这种方式即自律克己。正是因为自觉的律己克己，使得曾氏在日后的日子里，不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对自身保持着克制、低调、冷静、审慎的心态。这既是曾氏本人独具的特色，亦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底色。笔者真诚地希望，有志献身于公众事业的读者诸君，能从所选的曾氏部分有关修身的日记中，通过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之可触可摸的言语行为与思想活动，来领悟中华文化这一精髓要义，从而更好地构筑人生与自己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