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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修圣贤之身,悟日用之道

学界有晚清四大著名日记的说法。这四部日记分别为曾国藩的《求阙斋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曾国藩的日记。

现存的曾氏日记,起自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一,终止于其去世的当天,即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四年。或许是早期的曾氏恒心不够,因宦务繁杂而有所间隔,也或许是因迁徙而遗失、因战火而焚毁等缘故,三十四年的日记中有所缺失,流传至今的文字约一百三十万言。宣统元年,中国图书公司将其手稿印行。此手稿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其第四代嫡孙宝荪、约农姐弟带到中国台湾,后来捐赠给中国台湾有关当局,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六十年代中期,中国台湾学生书局以《曾文正公手写日记》为书名影印出版。

曾氏日记究竟因为什么缘故而受到后世的重视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曾氏是一个对中国近代历史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民众,对其一生的行事都很有兴趣。他的亲笔日记,尤其是其咸丰八年六月再次出山之后逐日记录的日记,对研究他本人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具有任何其他史料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二,曾氏出身于偏僻乡村的世代农家,后来成为扶危定倾的国家干臣。一百多年来,他是所有平民子弟的励志榜样,人们对他的成长史格外关注。曾氏的日记,尤其是早年在京师翰苑刻苦自励的那一段心路历程,堪称一切有志向有抱负的年轻人的最佳教科书。梁启超当年就是这样学曾氏的。他对人说:“近设日记,以曾文正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

曾氏的修身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自觉认真。他以圣贤为榜样,以慎独为准则,以血战之勇气,以截断后路之决心,从严要求,切实践行。常言说,人非圣贤,但曾氏偏要以圣贤为目标,宣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他为何要如此为难自己?原来,曾氏采取的是取法上上的策略。古人认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若想得其上,便只有取法上上了。正因为目标定得甚高,所以尽管曾氏终其一生并未成为圣贤,但在道德自我完善这方面,古今政治家中罕有其匹。尤其于克己自律上,在一塌糊涂的晚清官场,他应属凤毛麟角。

第三,今人读曾国藩,更多的是看重他的人生智慧与处世谋虑。他的日记,恰恰记录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领悟。因为是私人的随手所录,曾氏的这些悟道过程,便会以最初始最本色最随意的状况保留下来,因而也便更具有真实性与借鉴性。

曾氏不是原创型的思想家,他也不是对理学有重大贡献的学问家,实事求是地说,曾氏只是一个将中国传统文化履行于人生事业中的经世致用者。他对道的思索与领悟,更多地体现在世俗庸常中。他信奉“绝大学问皆在家庭日用之中”的理学真谛。他勤于思考,善于归纳,将家庭日用间的绝大学问,通过自身的体验,以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真实亲切,晓畅易行。读他的日记,就如同听一位阅历丰富喜欢琢磨的智者在谈心。

第四,我们常说历史要细读,真正的历史之细,不存在于官方史册,更不存在于学者专著,而是散落在各种不经意的文字中,那里往往会透露出大风大浪初的细微涟漪、大变大故前的蛛丝马迹。曾氏的日记,偶尔会留下一些大历史里的小细节,故而显得弥足珍贵。比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曾氏在日记中说,朝廷颁发下来的代表王命的旗帜,居然偷窳得如同小儿玩具。朝廷再穷,也不会穷到连制作几面小王旗的银子都没有。这个细节所传达的信息是:爱新觉罗王朝气数已尽。

正因为曾氏的日记内涵丰厚、容量广博,“评点曾国藩”系列不能没有日记的评点。笔者从传世的曾氏日记中挑选出二百余篇,分为悟道、修身、国事、家事、读书、写字、品鉴、梦境八大类。为保持一天日记的完整性,所挑选的日记整篇照录,不再删节。原文之前的评点,仍旧像过去一样,尽笔者之所能,给读者提供一些帮助,以便对该篇日记有更好的理解。在每大类之前,笔者会有一篇总评,意在为读者充当引导。

当年,王闿运在宣统版曾氏日记的序言中说:“惜其记事简略,非同时人莫能知其厓涘。故闿运观之而了然,不能喻之人也。时历四纪,欲学裴松之以注辅志,则记录文字不备,无从搜求证明。此轮扁所以叹糟粕与!”连曾氏的好朋友一代宿学王闿运都感叹不能将曾氏日记喻之人,在曾氏去世一百四十年后,笔者以浅陋之学来评点其日记,自知离其厓涘相差甚远。好在有湘绮老人的感叹在前,想必读者会给予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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