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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任为湖北监利人。曾氏信中有“与可亭同年熟商”一句话。可亭为金国均之号。金乃湖北黄陂人，道光十八年的进士，与曾氏同年。曾氏在信中提金国均时，用“可亭同年”这样亲切的字眼，估计胡也可能是道光十八年中的进士。又从“郎署浮沉”“茫乎未有畔岸”来看，胡为低级京官。从“祥琴未届”四字可知，胡此时在老家为父母守丧。
胡有事要向朝廷建白，官职既低，又为守丧之身，诸多不便，于是托同年侍郎曾氏代为上奏。但曾氏并未替他代奏，原因有二。一是咸丰帝登基以来，虽广开言路，要求官员们建言献策，但这些言与策到后来都成为一纸空文。曾氏本人就是一个热心者。从道光三十年到咸丰元年，他上过五道事关国计民生的奏疏，但这些呕心沥血的奏疏的最终结果，令他十分灰心。他对胡所说的“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实乃他本人的真实感受，绝不是对胡的敷衍塞责之言。古往今来，许多胸有大志而身沉下僚的读书人，都想借上书一路来引得高层的重视，并幻想成为晋身之阶，这其实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历史上，或许有过几个成功的例子，但实在少得可怜。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献纳，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原因之二是此时胡的身份不对。守制之人，理应不干预公事。替胡代奏，不但不起作用，反而授人以柄，若托别人的名则达不到胡所期望的目的，故而干脆不上达。
值得注意的是，曾氏在这封信里直言不讳地提出“官逼民反”是导致太平天国起义的主要原因。作为一个朝廷大员，曾氏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确乎难能可贵。
这封信里的“仿汉代绣衣直指之说”，或许会让一些读者费解。绣衣直指乃官名。汉武帝末年，不少地方爆发农民起义，朝廷特派官员穿绣衣持节前往镇压，并有权节制并处置当地的地方官员。这种钦差大臣的官名即云绣衣直指，或称直指绣衣使者、绣衣使者。
胡大任建议朝廷委派林则徐、周天爵二人担任汉时的绣衣直指之职，曾氏说本想将这一建议转达，但林则徐已在不久前去世，而周天爵已任命为广西巡抚。这一建议也就无须再提了。从这点来推测，胡的献纳，可能也多空疏之言。曾氏不好明说这一层原因，便只得以其他理由来推辞。但胡颇受曾氏的信任，在后来的兵戎事业中，胡是曾氏的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