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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全集中收有早期于北京寄给刘蓉的两封信。这两封信，其实就是两篇谈文论学的文章。在道光二十五年的信中，曾氏说两年中收到刘蓉的三封信，但未有回信，其原因是“每一伸纸，以为足下意中欲闻不肖之言，不当如是已也，辄复置焉”。由此可见曾氏对给刘蓉的回信的重视。这两封信应当是他的深思熟虑之作。正因为此，历来研究曾氏者，也都看重这两封信，把它作为探讨早期曾氏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三十多岁的曾氏，此刻正是翰林院的官员。道光二十三年，他官居从五品衔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五年，他由正五品衔的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升为从四品衔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尽管还只是一个中级官员，但两年之间获得两次迁升，这说明他的仕途很顺畅，境况很好。这些年来，曾氏又追随唐鉴、倭仁之后，专心致志研习《朱子全书》，并躬行践履切实修身，心灵上也有一番较大的提升。总之，此时的曾氏正是一位春风得意、前途无量的青年京官。
收信人刘蓉，此刻远在湖南湘乡老家。刘蓉比曾氏小五岁。据曾氏年谱记载，二人相识于道光十四年。那时曾氏在岳麓书院读书，刘来书院附学。二人互为欣赏，遂因此结为终生挚友。刘蓉不乐举业，直到三十五岁那年才遵父命考取秀才，一生的功名亦止于此。刘蓉以自身的人格才学赢得曾氏对他的尊敬。曾氏在北京期间，写过不少怀念刘蓉的诗，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道光二十二年写的《怀刘蓉》的五言诗：“我思竟何属？四海一刘蓉。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曾氏称刘为卧龙，把刘抬到诸葛亮的高度，足见他对刘的器重。
通过这两封信，我们看到曾刘所关心的学问话题，以及曾氏本人对此的认识。
第一封信着重探讨的是文与道之间的关系。曾氏认为，文字为道的载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文章之高低优次，起决定作用的是见道之多寡。若所见之道深与博，其为文自然醇厚正大，如孔孟之文，周敦颐、张载等人的著述。
许多大学问家的学问，或深但不够博，或博却不够深。鉴于此，曾氏要求自己对学问的研究是既要博又要深，尽管这样做有以蚊负山的难度，但要为之努力。
信的最后，曾氏谈到，既然文字是道的载体，文字本身也就同样重要，决不可忽视。对于学术界的汉、宋之争，他不愿参与；对于崇道贬文之说，他更不愿随声附和。
在第二封信里，曾氏与刘蓉探讨了两个大问题。一为执中。天地之道皆有两端，如阴阳，如刚柔，如仁义。世人当执其中，“中则治，偏则乱”。二为格物致知。天下万物既理出一源，又纷然而殊，而人之心所知有限，故须格物以致知。曾氏不赞成王守仁的“致良知而已”之说。曾氏向好友表明自己的志向，从大的方面来说，是“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从小的方面来说，是修好自身，做妻子儿女的榜样，做宗族乡党的楷模。
这两封信，为我们认识早年曾氏，提供了这样的信息：一、作为一个翰林院的官员，曾氏有在著书立说上做一番大事业的抱负；二、曾氏更宏伟的抱负是要做一个“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的大政治家。
志向高远且仕途顺利的曾氏，在自己很信任的挚友面前，将这两个抱负，坦率且颇具信心地倾泻出来，让我们看到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京官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