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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为应诏陈言事。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圣德谦冲，孜孜求治。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
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骛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风。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臣愚以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学，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俟二十七月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响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更张偾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
所谓培养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论。其已登仕版者，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最为荟萃之地，将来内而卿相，外而督抚，大约不出此八衙门。此八衙门者，人才数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养之权，不得不责成于堂官。所谓培养者，约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之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之成案也。盖尝论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事也。今各衙门堂官，多内廷行走之员，或累月不克到署，与司员恒不相习，自掌印、主稿数人而外，大半不能识面，譬之嘉禾、稂莠，听其同生同落于畎亩之中，而农夫不问。教诲之法无闻，甄别之例亦废。近奉明诏保举，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养之道，不尚有未尽者哉！自顷岁以来，六部人数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补缺，或终身不得主稿；内阁、翰林院员数亦三倍于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内廷，终岁不获一见，如吏部六堂，内廷四人；礼部六堂，内廷四人；户部六堂，皆直内廷；翰林两掌院，皆直内廷。在诸臣随侍御园，本难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摄两部，或管理数处。为司员者，画稿则匆匆一面，白事则寥寥数语，纵使才德俱优，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顾，又焉能达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甚可惜也。臣之愚见，欲请皇上稍为酌量，每部须有三四堂不入直内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与司员相砥砺。翰林掌院亦须有不直内廷者，令其与编、检相濡染，务使属官之性情、心术，长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时询问，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属官之优劣粲然毕呈，即长官之深浅亦可互见。旁考参稽，而八衙门之人才，同往来于圣主之胸中。彼司员者，但令姓名达于九重，不必升官迁秩，而已感激无地矣。然后保举之法，甄别之例，次第举行乎旧章。皇上偶有超擢，则楩楠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盖培养之方，其略如此。
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本朝以来，匡言主德者，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大行皇帝，皆蒙优旨嘉纳，至今传为美谈。纠弹大臣者，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参劾李光地，厥后四人，皆为名臣，亦至今传为美谈。自古直言不讳，未有盛于我朝者也。今皇上御极之初，又特诏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谕，臣读之至于抃舞感泣。此诚太平之象。然臣犹有过虑者，诚见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诸臣纷纷入奏，或者条陈庶政，颇多雷同之语，不免久而生厌；弹劾大臣，惧长攻讦之风，又不免久而生厌。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斁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抄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明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
臣本愚陋，顷以议礼一疏荷蒙皇上天语褒嘉，感激思所以报。但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伏求皇上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谨奏。
【译文】为响应诏命陈述个人意见之事而奏报。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命令，各部门领导及负有监察献言之责的科道官员，都要对朝廷用人行政诸方面的一切事宜，据实禀告，并以密件形式上报。从这道命令中可以看到皇上品德谦虚且励精图治。臣私下认为，用人与行政，这两者自古以来都是相提并论的，独独到了我们清朝，则各种政事，朝廷都有一定的规矩制度，既完备又详尽，不是可以随便议论的。故而今天我们应当仔细研究的，不在行政，而是在用人一个方面。当今人才并不缺乏，给这些人才以好的作育，并让他们脱颖而出，确实需要依靠皇上的巧妙运作。大抵说来，此中的机制为三点：一为转移，二为培养，三为考察。三者不可废一，请容臣来为皇上陈述。
所谓转移，是什么意思呢？我朝每代君王为政，大抵都是因为时俗出现了偏差，于是提出一些新的措施来纠偏归中。顺治时代，因战争创伤刚刚恢复，民心未定，故圣祖皇帝（康熙）以“宽和”为政策的基调。康熙末期，国家长久平安无事，故吏治松弛，刑罚少使用，故百姓偷懒，因而世宗皇帝（雍正）以严刑峻法来加以补救。乾隆、嘉庆的时候，社会风气崇尚才华，故读书人好高骛远，因而刚刚离开我们永远而去的皇帝（道光）以镇静来加以收敛，以求改变浮夸的不良风气。一时间，优秀人物皆墨守成规，不敢显露才智锋芒。于是守旧者多，而有抱负有作为者逐渐减少。大多视胆小退缩为谨慎，视柔顺附和为恭敬。以臣看来，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京城官员在办理公务上出现了两个通病：一为退缩，一为琐屑。地方官员在办理公务上也有两个通病：一为敷衍，一为颟顸。所谓退缩，就是共同办事的官员互相推诿，不愿多做一点事，动不动就请旨，把烦恼推给朝廷，生怕自己承担责任。所谓琐屑，就是斤斤计较，不识大体，眼睛只看细枝末节而不顾全局。所谓敷衍，就是只知道借改头换面应付眼前，而不管日后的长远利益。所谓颟顸，就是指表面上装模作样，而内里的政务实际上已一塌糊涂，给朝廷的奏章上尽是粉饰太平的文字，并无一句触及要害的话。这四个方面的毛病相沿已久成为习俗，大家都只求苟且偷安没有过错，不思振作有为，将来一旦遇到艰难的大事，国家必定有缺乏应对之才的忧患。逝去的皇帝深知官场的状况，因而极为急迫地寻求一些有用之才，用来整治颓唐的风气。去年在京察官员中，数月之内，提拔为臬司（相当于主管一省刑侦治安方面的副省长）的有三人，提拔为藩司（相当于主管一省财政方面的副省长）的有一人，也是想借破格提拔让人才脱颖而出，用来整顿疲沓的积习。无奈积重难返，不可能很快地予以扭转。现在若一下子重用励精图治的人，又怕有些浮躁的人借此投机取巧，反不能收到实效。以臣的愚见，要想让那些有用的人才能在朝廷的法规中很好地发挥作用，不如使他们努力求取学问。
汉臣诸葛亮说：“才干须从学问中来，学问须以见识为基础。”这是很精当的议论。但是，要想人才都知道好学，又必须皇上自己以身作则，才能掌握转移社会风气的根本。臣考察康熙皇帝在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对儒学有研究的大臣每日召他讲课，无论冬夏寒暑都不停顿，甚至在过生日、在平三藩之乱的战争时期也不停止。在召见臣侍时，也与他们反复探讨学问上的事。因而当时人才济济，爱好学术的人多。到了康熙末年，那些博学伟才者，大半都是圣祖所教谕而成的。皇上正当青春，与圣祖讲求学问时的年龄差不多，以臣的愚见，拟请在二十七个月（所谓三年守丧之期）后，恢复圣祖每日进讲的旧例。如此，则会传播于四海，人人闻风响应。皇上召见臣侍时，与他们从容讨论那些学问的疑难问题，遇见无才能者，则勉励他们向学，并严厉整治办事模棱糊涂疲惫拖沓的风气；遇见有才干者，则愈加勉励他向学，用以纠正他的刚愎自用、刻薄苛严的偏差。如此十年之后，于人才方面必定大有起色。一人倡道好学于皇宫，众多英才在全国各地受到鼓舞。它的发微在此，而收效则在其他地方。康熙年间的往事，于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鉴于当今的萎靡不振因循守旧，故而以振奋有所作为相期待。又考虑到今后或许会因此而张扬狂妄，于是又以《诗》《书》等经典来加以惠泽。只是为了在潜移默化中来纠偏，并不想矫枉过正。人才的转移之道，大致如此。
所谓培养之方是什么呢？凡人才未入官场者，姑且不论，其已入官场者，如内阁、六部、翰林院，这些部门最是人才聚集之地，将来内廷的卿相，地方上的督抚，大致不会出这八大衙门之外。此八大衙门中人才数千，皇上不可能一一都知道。培养这些人才的责任，不得不交给各衙门的堂官（正副领导）。所谓培养的方法约有几点：一为教诲，一为甄别，一为保举，一为超升。堂官对于部属来说，一句话的嘉奖，都可以令他们感激图报；半句话的批评，他们都会畏惧而改正过错。这就是教诲的作用，不可轻视。荆棘不拔除，则兰蕙长不好；害马不去掉，则骐骥的志气就不会舒张。这就是甄别的作用，不可轻视。嘉庆四年、十八年，朝廷两次令各部院堂官推荐中下级官员。这就是保举的先例。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一主事的身份而得到人参的赏赐，外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则以主事的身份而充任翰林，入南书房当值。这就是超升的先例。可以这样说，人才譬如庄稼，部门领导的教诲好比栽植培育，而甄别则好比分别良莠，保举则好比灌溉，皇上的越级提拔则好比甘雨时降，禾苗得此而蓬勃生长。各部门堂官经常到机关办公，则好比农夫天天到田里去干活，才能对庄稼的成长情况很清楚。现在各部门的堂官，多为在内廷有职务的人，甚至接连几个月都不踏衙门的门，与部属们关系疏淡，除几位机要秘书外，大部分人连面都见不到。好比禾苗与稗草，听任它们自生自灭于田中，而农夫不闻不问。
教诲之法不再听说，甄别的例子也不再出现，近来奉到保举明令，又只说到地方上的官员，而不言及京官。那么，培养之道，不尚有欠缺吗？近几年来，六部人员愈来愈多，有的人二十年间都得不到实职，还有的甚至一辈子得不到执笔拟稿的机会。内阁、翰林院的官员数也是先前的三倍，往往十年间得不到一个差事，不能获一级迁升，这已经是让英才大受摧折了。而堂官们都多在内廷办事，年头到年尾见不到一面。比如吏部六个堂官，有四个在内廷当差；礼部六个堂官，也是有四个在内廷当差；户部六个堂官，都在内廷当差；翰林院两个掌院学士，也都在内廷当差。对于这些堂官而言，他们随侍在圆明园，本难分身去机关办事，何况还有的或兼署两个部，或管理几处。身为中下级官员者，只能与堂官在所拟文稿请签字时匆匆见上一面，或者汇报工作时对面简单说几句，即使是才德都优秀，也不能得到堂官与他好好谈谈话的机会，又怎么能指望让皇帝知道自己呢？不少人才，近在眼前，而不能受到着意培养，真是太可惜了。
臣建议，请皇上酌量考虑，每个部门必须有三至四个堂官不去内廷当差，命令他们每天都到衙门里办事，以便与部属们互相商办公务。翰林院掌院学士，也必须有不入内廷当差者，命令他与翰林院的编修、检讨等人打成一片。务必使属官的性情、心术，让主管官员知道得清清楚楚。皇上不时询问部门堂官，谁有才干，谁品性正直，谁可以做小事，谁可以担当大任。这样一来，不但各部门中下级官员的优劣情况都已知道，而且各部门堂官的深浅程度也可从中测试出来。从旁考核，相互稽察，于是八大衙门中的人才概况，便在皇上的胸中掌握了。那些中下级官员，但使他们的姓名为皇上所知晓，不必升官晋级，他们已经感激莫名了。于是保举之法、甄别之事，便可以有条不紊地符合过去的成例举行。皇上偶尔越级提拔一两个，则优秀人才一获晋升，普通官员的精神都随之而振作。培养之方，大致如此。
所谓考察之法是什么呢？古代询问事务、考察言论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事则依循旧例，大事则请示皇上，其才干谋略如何已无法看出，不如从言论上来考察为好。而召对时的回答，面对着近在咫尺的天威，又不敢放开去议论，如此，则不如从奏折中去考察。国家有规定，京官中的各部门堂官及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六部给事中，地方上的总督巡抚藩司臬司，皆有向皇上报告公事的职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但十多年来，各部门堂官，没有一个人指出时政方面的得失，地方上的两司及道员等官员，没有一道奏折言及当地政事上的利弊，大家都于此保持沉默。这样一种风气，真不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御史给事中间或有人上奏，但也从无一人言及皇上品德上的长短，无一道折子弹劾大臣的过失。难道皇上就是尧、舜那样的圣君，臣工都是稷和契一类的贤臣吗？这样一种风气，也不理解它是如何形成的。
为臣的考察本朝以来纠正皇上品德方面的，有孙嘉淦规劝乾隆皇帝注意防止自以为是，袁铣规谏道光皇帝注意清心寡欲，都得到皇上的表扬。这两件事至今传为美谈。至纠弹大臣方面的，有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参劾李光地，这四个人以后皆为名臣，至今也传为美谈。自古以来，在直言不讳上，没有再超过我们这一朝的。现在皇上刚刚登极，便特意颁发明令征求建言，而且对倭仁的言折予以褒奖。为臣的读了这些圣旨后非常感动，这是国家太平的景象。
然而，为臣的仍有过虑之处。因为皇上求言心很切，担心诸臣纷纷上奏，或是议论政务，有很多相同的话，看多了这类折子，皇上不免久而生厌。弹劾大臣，又担心助长攻讦的风气，也难免久而生厌。为臣的建议，唯愿皇上坚持定见，对借助奏折来考察人才的这一方法，永远不生厌烦心。对于那些相互雷同的折子，只是不交有关部门议论而已；涉于攻讦的折子，只是不公开而已。此外，则但看它好的一面，不必去计较它有害的一面。人之常情大抵多顾虑。如皇上品德上的长短，大臣的过失，若非皇上再三鼓励发表意见，谁愿意轻率冒犯？如藩司臬司的奏折事由，道员的专门奏折，虽有规定，但很久以来已不遵循，若非皇上再三强迫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又有谁肯标新立异来招致总督巡抚的恼怒呢？为臣的也知道，中央地方大小官员都上书献言，不能排除有浮躁虚伪的人混杂在其中，然而无根据的建言，只可以说一次，不可能再三说。皇上英明如明镜高悬，岂能让那些作伪者逃遁。当今考察九卿之贤与不贤，只凭召见时的应对；考察御史给事中的贤与不贤，只凭三年一次的京察；考察藩司臬司道员的贤与不贤，只凭总督巡抚的评语。倘若让人人建言，相互参照，岂不更为核实吗？为臣的所谓考察之法，大致如此。转移、培养、考察三者互相配合，并行不悖。
为臣的本愚陋，早两天以《遵议大礼疏》而蒙皇上亲口表扬，心里非常感激，为报答圣恩而再上这道奏折，但遗憾的是见识浅薄，不能有补于万分之一，请求皇上怜恤为臣的愚诚之心而加以训示，则幸运之极。谨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