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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道奏折，很有必要说说它的背景。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旻宁在北京郊外圆明园去世，终年六十七岁。道光帝为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后的第六代皇帝，在位三十年。清王朝在道光年间进入了由盛转衰的重要历史时期。史学界通常以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那一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一年为道光二十年。道光二十年之前，尽管康乾盛世早已过去，嘉庆一朝已暴露出弊病丛生、国势日弱的趋势，但清王朝这个病躯毕竟还有一层完整的外衣包裹着，一般民众特别是外国人尚不知其底细。待到鸦片战争一爆发，这件外衣便被无情地剥去，它内里的虚弱和腐败便在全世界暴露无遗。西方列强固然由此而大启贪婪之心，即便是普通国民，也看出了国家百孔千疮的现状。道光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不过，在中国两千年帝制时期的历代帝王中，道光还不算一个昏庸无能者，或者还可以排个中等偏上的名次。早在做太子的时候，道光便在天理教攻打皇宫的突发事件中，显示出他应对危难的领袖气质和枪法娴熟的出众武功。在位的三十年中，他基本上是勤政的，尤其以节俭出名。当然，他的“节俭”是与那些奢靡的帝王相比较而言的，跟老百姓心中的“节俭”是两回事。但道光绝不是一个英明有为者，比他的祖先康熙、乾隆要差得远。他既无力扭转嘉庆以来国家江河日下的颓势，在国门被强行撞开以后，又缺乏走向世界的见识和胆魄。对待林则徐禁烟一事的处置态度，让当时及后世充分看到了这个软弱反复、不敢承担责任的皇帝的真实面目。
道光去世后，由皇四子奕詝继位，年号咸丰。道光生有九个阿哥，此时排在前面的三个阿哥都已不在了，按理说由第四子来继位是合情合理的。但野史上说，道光实际上是很想传位给第六子奕䜣的，因为奕䜣比奕詝器具开阔，更宜做皇帝，而最终奕䜣还是没有做成皇帝，其原因是奕詝的师傅高明。
奕詝的师傅杜受田深知自己的学生确实不如奕䜣，两兄弟若比学问才干，做哥哥的一定会输给弟弟。哥哥要想得到皇位，只能智取，不能力争。杜受田看出晩年的道光心肠变得较为柔软仁慈，抓住这一点，他为学生设计了一场戏。这年春天，遵奉“不忘骑射”的祖训，道光带着诸子外出打猎，傍晩收场的时候，各位阿哥都有所获。其中奕䜣猎物更多，道光将奕䜣着实表扬了一番。轮到奕詝了，他说自己发的都是空箭，一只鸟兽都没射中。道光奇怪，问这是为什么。奕詝按着老师早为他编好的台词答道：眼下正是春日鸟兽繁殖的兴盛时节，儿臣不忍心伤害母鸟母兽，让巢洞里的雏子失去了哺育。道光听了这话后大为感动，说这正是为君王者所应有的仁爱之心啊！谁继位之事，便因这段对话而定下了。
奕詝与奕䜣虽不是一个母亲所生，但奕詝的母亲死得早，童年时期由奕䜣的母亲照顾，故两兄弟常在一起玩耍读书，关系亲密。但就是因为继位一事，兄弟间埋下一道深深的裂痕。这道裂痕直到十一年后咸丰帝去世时仍未弥合，并且因此而对晩清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于这些，我们将在后文相关部分再来细说。
咸丰帝登极时只有二十岁，正当血气方刚之时，面对着道光晩期疲沓的朝政和贫弱不振的国势，他也很想有一番作为。即位之初，便明降圣旨，命文武百官对政事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便是这道《应诏陈言疏》的来由。
曾氏这时身为礼部右侍郎兼刑部右侍郎，是一个肩负重任的朝廷大臣。他不是以做官食禄为人生目标的平庸官吏，而是有着“效法前贤澄清天下”的大志，故而对国家大事关注甚切，思考甚多。此时的他，尚不到四十，论仕途，前景正十分看好；论性情，也还处在意气风发的时候。他诚心希望咸丰做一个圣明君王，诚心希望国家能在咸丰手里大有起色；他也诚心希望借建言的机会，让新君看出他的忠心和才干，从而有更大的发展。于是，他在短短一两年内连上了好几道分量很重的奏疏。此为其中之一。
这道奏折谈的是用人一事。通过这道长达三千余言的奏疏，可以看出曾氏早期的人才思想。我们知道，曾氏在识人用人这方面，有非常的过人之处。他不仅对人才的重要性认识得十分透彻，而且在使用上有自己的独家之秘。历史已经证明，他在这方面的确是一个成功者。对于他的成功的人才学，今天一切想做团队头领的人，实在大有了解的必要。此折当属曾氏人才学的经典之作。
如何造就人才，如何让人才脱颖而出？曾氏向最高领导者提出三个办法：一为转移，二为培养，三为考察。
所谓转移，即由此而及彼的意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通过领导者本身的表率作用而影响带动一大批人。
关于培养，曾氏提出四个措施。一为教诲，即领导者要对属下的所作所为随时做出反应，或肯定嘉奖，或批评惩处。一为甄别，即对于那些危害团体的不良分子，领导者要采取行政手段，或调离，或劝退，或开除。一为保举，即高层领导者要责令中层负责人随时对其所管辖的优秀属员予以推荐。一为超擢，即对那些杰出之才宜打破常规破格提拔。
关于考察，曾氏提出要鼓励下属积极建言献策，将此作为其人能与不能的一个重要评估内容，与当面召见和考语结合在一起来考察，这样能更加全面一些。
显然，曾氏该奏折中所提出的这些具体意见，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借鉴作用，其中一部分做法仍可直接移植过来。除此之外，笔者还想特别指出的，是此折体现了曾氏的洞察力和预见力。
正如奏折中所说的，道光中末叶，朝政一片松垮萎靡，官员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生存着。不良者贪污受贿钻营拍马，略有良知者也只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已，这两者虽有个体人品和社会影响上的差别，但在失去公职人员责任这一点上，都是共同的，正如庄子“臧谷亡羊”中所说的：“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国家这只“羊”，在道光后期，的确是丢失了牧者而处于“亡”的状态。长期这样，反倒见怪不怪麻木不仁，除开极少数者之外，绝大多数花着“纳税人”银子的官吏们，对国家所潜伏的严重灾难视而不见，习而不觉。
曾氏无疑是“极少数者”中的一个。他不但看到了国家管理机制上的隐患所在，而且用准确而精练的语言来予以概括，这就是折中所说的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弊端丛生，纷乱如麻，什么是其间最主要问题呢？能够将问题看出来，并且能看对，这便是一个管理者的洞察力的表现。如果我们从“京官”“外官”这种特定的字眼中跳出来，将视野扩大点，就会发现，上级领导和机关不负责任，怕担担子及处事只注意细末而不得要领，下级机关敷衍塞责，浑浑噩噩，只知奉命而不知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创新，诸如此类的现象，曾氏当时的官场是这样，一百余年来直至今日的官场又何尝不常见？并非历来的当政者不思改变，也不是后来的国是关心者就再没有一个有曾氏这样的眼力，而是生长于华夏文化土壤上的中国官场，有一种相沿两千年的十分顽固十分强大的制约力量，造就了这种积重难返的痼疾，要革除还真不容易！
这道奏折在当时最大的震撼性是它的预见力。曾氏说：“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对于大清王朝来说，这句不祥的预言很快便得到事实的验证。九个月后，也就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杨秀清率领的太平军起义于广西金田村。面临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清王朝的国家管理体制完全丧失了它所应当具备的应变能力，无论是广西地方的行政官员和军队，还是捧着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及国家精锐部队，都完全不是这批揭竿而起的造反者的对手。国家体制中没有应变之才！到了这个时候，上上下下方才看出这个严峻的现实。虽为期已晩，但人们也于此不得不佩服这个礼部侍郎的先见之明。
这道奏折得到了咸丰帝的重视，他在上面加了一段长长的朱批：“礼部侍郎曾国藩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批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连日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罗惇衍等备陈时事，朕四降旨褒嘉，其通政副使王庆云、鸿胪寺少卿刘良驹及科道等折分别准行交议。如该侍郎折内所请保举人才、广收直言，迭经降旨宣示，谅各大小臣工必能激发天良，弼予郅治。唯称日讲为求治之本，我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初，即命儒臣逐日进讲，寒暑无间。朕绍承丕业，夙夜孜孜，景仰前徽，勉思继述。着于百日后举行日讲。所有一切应行事宜，着各该衙门察例详议以闻。”这时候的咸丰皇帝，确实还是想有所作为的。
【写作简析】先端出总目，然后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引典援例，辞气生动，将一篇论文写得情词并茂，好看又耐看。
【要言妙道】 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