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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点曾氏这道奏折之前，笔者先来对清代的奏折做点简单介绍。
在清代，官员们给皇帝的报告有两种。一种是报告例行公事，如财政的收入支出、军营的管理操练等。这种报告叫作题本。先送通政使司收取，由通政使司报往内阁，由内阁处理后再择要汇报给皇帝。例行公事之外的公私大事，则用奏折的形式直接向皇帝陈述。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上奏，它有级别和职责的限制。清制规定：中央各部院的堂官及科道言官，地方上的文职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武职将军、都统、提督有权上奏。用今天的职务来套，即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监察纪检方面的官员、文职省长副省长、武职大军区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都有上奏折的权利。由省里派出的管理数府州及负责督粮、盐法事务的高级行政长官道员，遇有要事，也可以专折上奏。此外，负有特殊使命的人，虽不在这个级别之内，也可以临时授予他单独上奏的权利。如曾氏后来带湘军出省打仗，他当时是一在籍守制的人，没有任何职务，但肩负的担子非同一般，他向皇帝请求单独奏事的权利，皇帝同意了。
这两者之外，遇有非要向皇帝通信息不可的话，则只有请够资格的人代为呈递了。
题本、奏折分行到光绪二十七年时，朝廷实行“改题为奏”，即将题本改为奏折，也就是说废除了题本。从那以后，文武大员向皇帝报告情况，便只有单一的奏折了。
各衙门对呈递奏折一事极为看重，远离京师的地方大员更是视为神圣。各省题本，均由驿站按规矩一站一站地送往北京，通常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到达通政使司。但奏折不同。它是由发折官员的侍从武弁专差护送到京，并且限定时刻到达。若是紧要公文，则用快递。当时的快递分为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八百里等几个等级。若是四百里、五百里，则逢站换马；若是六百里、八百里，则日夜兼行，逢站不但要换马，说不定还要换人。将奏折送出衙门外，有个专有名词叫作“拜折”。拜折时得举行隆重的仪式。
这天一早，衙门警卫森严，卫兵严执刀枪站在甬道两边，僚属们则按品级列排于庭院中。大堂上设香案，将一个尺余见方的木箱供放在香案上，木箱由黄缎包着。一切准备就绪后，奏折的主衔官员穿戴得整整齐齐地走到庭院中，面对着大堂香案上的木箱。这时，辕门外放炮三声，随之鼓乐齐奏，主衔官员对着香火缭绕中的木箱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走进大堂捧起木箱，然后庄严地交给一旁的送折武弁。折弁接住，将木箱双手捧过头顶，疾步下堂，通过庭院甬道走出辕门。此刻辕门再放炮三声，以示恭送。
有趣的是，这个看似神圣的黄缎木箱里其实是空的，奏折并没有被放在这里。要等这个仪式结束，衙门内外完全安静下来后，奏折才由人包好，从衙门后门交给折弁带走。为什么要这样做？笔者揣测，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热热闹闹中办的是“假的”，“真的”却是在悄没声息中进行。读者诸君不妨细细地去观察观察，便可以发现，世间许多事其实都是在这种形式下办成的。
奏折到了北京后，它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到达皇帝的手里呢？原来，清廷有专门办理此事的机构，名曰奏事处。
奏事处分内外两个部分。外奏事处由御前侍卫大臣兼管，其办事官员系从军机处、内务府及各部院的中级官员中调充。内奏事处的办事人员全由太监充当。
徐珂编的《清稗类钞》中有一则关于内廷奏事的记载。这则记载上说，每天半夜十二点钟时，各部院派人将奏折带到东华门外。没多久，东华门开，这些人随外奏事官进入大内，来到景运门内的九卿朝房，将所带之奏折连同本衙门名片一同交给外奏事官。外奏事官将奏折登录于簿。过一会儿，乾清门打开了，外奏事官捧着所收的奏折进去，将它们交给内奏事官。内奏事官将奏折全部收集后，时间不会超过凌晨两点。乾清门外的石栏杆上搁置着一个白纱灯笼。当这个灯笼从栏杆上移到石阶上时，则表明皇帝对今天奏折的处置意见快要下达，于是各衙门送折者聚于门外候旨。不久，内奏事官捧着奏折出来，高呼“接事”。大家静听。内奏事官叫某衙门的名，该衙门送折者走上前去。内奏事官一边将奏折递回，一边传达皇帝的旨意，或是“依议”，或是“知道了”，或是“另有旨”。即便数十上百道奏折，内奏事官的传达都不会出错。
从这则记载来看，清代皇帝处置国事的效率之高，简直惊人：一道奏折凌晨递上去，天不亮便有了结果。这样的高效率，倒令人生疑了：一、皇帝每天半夜两点就得起床看奏折，这可能吗？二、如果这一天的奏折有一百多道，他在天亮之前能看完吗？不过，徐珂是清光绪年间的举人，他虽没亲自去过奏事处，但还是有机会听到过别人说起这类事的，故而这则记载也不可能是毫无根据的瞎说。姑录于此，供读者参考。
下面，就来说说这道奏折。
这是现存的曾国藩最早的一道奏折，作于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此时曾氏三十三岁，中进士点翰林已经五年了。在京师翰林院度过三年勤奋而清苦的岁月后，迎来了他仕宦生涯的第一个幸运期。
这年三月，道光皇帝亲自坐镇正大光明殿考试翰林院和詹事府的官员。翰、詹两个衙门的官员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即为皇帝做文字方面的工作，如起草一些朝廷需要的应用文、为皇帝代笔作些诗文、整理史料档案等，工作清闲，亦无实绩可考，故而翰、詹的迁升，便主要依仗于诗文的考试。这是曾氏进翰林院后所遇到的第一次大考。考试的内容为一赋（题为《如石投水赋》）一文（题为《烹阿封即墨论》）一诗（题为《半窗残月有莺啼》）。曾氏的成绩为二等第一名。一等取五名，可知曾氏为此次考试的第六名。赋和诗都已无法找到，《烹阿封即墨论》这篇文章却被保留了下来，笔者将它附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中，此处便不再抄录了。
因为成绩优良，曾氏得以升级，由翰林院检讨升为翰林院侍讲，品级为从五品，还是属于低级官员的行列。
过了两个月，好运气又降临到曾氏头上。他在考差之试中获胜，被钦命为四川省的乡试正考官。京官薪俸薄，全靠年终的养廉费和外官的进贡而过舒服日子。翰林院事少权轻，养廉费最低，外官又几乎没有进贡的，故翰林院的官员一般都较清贫。翰林院的外快主要来自放差，最好的差使便是做乡试的主考官。做一次乡试的主考官，朝廷所发的程仪，外加该省再送的程仪及中式举人的谢银在内，可得一千五六百两至二千五六百两银子的额外收入，相当于翰林院中小官员四五年的俸禄总和。四川路远人多，较之其他省的收入亦更多一些，故此次的乡试正主考，对于经济拮据的曾氏来说，正是从天而降的一笔大财富。曾氏从心底里感激皇家的天恩高厚，遂有这道谢恩折。因为官阶不够，得请别人代递，故有“呈请代奏”字样。
这类折子表达的是一种对皇上的感激之情，并没有实事，其核心乃一个“谢”字，若要简洁，只需几个字就行了：谢谢您给我升官放差。但作为一道奏折，便不能这样直白粗放地写，因为那将会显得没文化、没学问。这类折子最看重的是富有书卷气的典雅味。要造成这种氛围，主要的功夫便在营造文字上，即锻字炼句。汉魏南北朝时期，文人们创造了以四六相间为主的文体，十分讲究对仗、声律和藻饰。文章华美矞丽，读起来又极富抑扬顿挫之感。这种文体被称为骈文，又叫四六文，在当时很受人喜欢，发展到后来，则成为专门在文字上做游戏，于内容反而不顾了，于是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运动，便是针对这种骈文而来的。从那以后，骈文被散体文所取代，不再成为主流文体了。但有些场合上的为文，本就没有多少内容可言，但又不能写得简短直接，于是这种专在文字上用功夫的骈文便派上用场了，如祝寿文，如庆贺文，如包括谢恩折在内的各种谢情的应酬文，等等。这种文章要写好也很不容易，它需要肚子里藏着许多书卷，又需要文字功夫精深老到。
比如“西清待漏，惭四术之多疏；东观校书，尤三长之有忝”便是用典贴切、对仗工整的典型四六文。西清，是清代宫廷内南书房的代称。南书房在大内的西南角，为康熙皇帝的读书处。后来康熙招集一些学问优长的翰林来南书房当值，起草诏令，并为他代笔诗文。这间房子位置在内宫的西南，房子里的活计清闲高雅，故又称之为西清。古时以滴水计时，滴水器称为漏壶。待漏，即等待时刻的到来，也即待命的意思。“西清待漏”，很贴切地表示了他的身份和工作性质。四术，指诗、书、礼、乐四种经术。东观，东汉宫中藏书之地，此处借指翰林院里的国史馆。曾氏在此之前做过国史馆协修官，即校书之事。三长，泛指国史馆里的官员。这两句骈文，说的是曾氏谦称自己学问不足，是个滥竽充数的翰林院官员。这个意思经过如此的文字加工，便显得很文雅，很有档次。下面的“温纶再捧，寸衷之惶悚弥深；使节初持，万里而驰驱未已”两句也是典型的四六文。其中的“之”“而”是虚词，可算一个字，也可不算一个字。
这种四六句式的骈文不可多用，但若在文章中偶尔用上一两句，只要工整贴切，便会给文章增加不少美感，让本来一篇平平淡淡的散文顿时闪烁亮光，即使是写给上级看的公文汇报也不例外。这便是这道谢恩折给今天读者的启示。
这道折子中有“蛾术”两个字，今人文章用得极少，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两个字出自《礼记·学记》：“蛾子时术之。”郑玄对此有一段注释。蛾就是蚍蜉，蛾子即蚍蜉之子，是很小的虫子。这种小虫也跟着蚍蜉时时学习它们的作为，日积月累，也可以垒起土堆。后人于是以“蛾术”比喻勤奋学习。
【写作简析】以贴切之用典、工整之对仗抒格外感激之情，文字华丽而不绮靡。
【要言妙道】 愧屡沐夫鸿施，曾无坠露轻尘之报；唯勉勤乎蛾术，益凛临深履薄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