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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驻衡州折》发出后没几天，曾氏就将他的大本营从长沙移到衡州府，到如今起程东征，不过五个多月的时间。这五个多月在通常人的手里，再怎么样也玩不出多大的名堂来，可曾氏却充分地利用它造出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局面。古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曾氏移师衡州，当是近代史上关于人类这一认识智慧的又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子。
从折中可以看出，曾氏现今已拥有水陆两军二十营一万人马。光就人数而言，便是五个多月前的三四倍，更不要说器械装备、粮草供应及后勤人员的丰富了。用一句“鸟枪换炮”的俗话来比喻曾氏的今昔之别，当是再恰当不过了。之间最为值得提出的，是曾氏在衡州创立水师一事。
太平军在打下岳州后，一大批洞庭湖的渔民投军，组建了太平军的水师部队。仗着这支水师，太平军顺利打下武汉，在武汉再次大扩水师，然后浮江东下，势如破竹，一举攻下南京。太平军的成事，水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事引起了湖北巡抚常大淳的注意，他曾奏请加强水师力量，但因各种原因而未付诸实行。不久，常大淳本人也兵败自杀。曾氏在衡州招募陆勇的同时，亦想到了今后与太平军交战，船炮很重要，于是决定招募水勇，而衡州府城也为之提供了有利条件。
衡州府城处于湘水与蒸水的交汇处，自古以来，水运发达，船只和船民都较别处为多，普通民众亦多识水性。衡州府土地贫瘠，人口稠密，欲求生存，只能靠拼搏，故而兵源丰盈。在衡州招募水勇，比起长沙来更易于成军。
在筹建水师的时候，曾氏识拔了两个人物。这两人日后皆成为水师的统领，系曾氏将领中的最为得力者。这两个水师统领，一为杨载福，乃水上排工出身，由一绿营兵受曾氏所器重，任命为水师营官。杨后来做到提督，又由武职提督转为文职总督。总督的地位权力远高于提督，而且由武职转文职极为罕见，故杨此迁当时被称为异数。另一个水师统领为衡州本籍人彭玉麟。彭玉麟曾是一落拓秀才，亦被曾氏任命为水师营官。彭文武兼资，德才俱备，后来做到兵部尚书，晚年奉命赴粤防守海疆，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一道部署对法作战事宜，为中外所服。
曾氏为水师配备了当时最为精良的装备：仿广东战舰式样新造大小战船二百余号，又在战船上配备新式火炮五百七十余座。这些硬件，为水师日后的建功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曾氏来说，水师的组建，不仅为他增添了水上作战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为他建立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嫡系军队。尽管陆军十营也可以说是曾氏的嫡系，但因为种种原因，如有的是在原基础上扩充而成，有的因与绿营牵连较多，有的因移动频繁远离老营，等等，故曾氏对于陆军的调动还谈不上十分顺手如意，而水师完全是由曾氏一手从无到有筹建的，它与军营之外的瓜葛牵绊甚少，且杨、彭二统领皆感激曾氏识他们于微末的知遇之恩，终身以师礼侍奉之。曾氏对水师的指挥得心应手，水师是曾氏力量的真正所在。在后来的战争中，曾氏对水师极为信赖，指挥部常设在水师。南京打下后，湘军之陆军十裁其九，而水师几乎全保留下来，转为国家的正规部队。于此可见曾氏对水师的倚重。
这道奏折的重心其实在下半部分。它是曾氏借报告起程日期来向皇上表示自己的态度：明知能力不济，也要临危受命，也要大造声威，眼下且倾尽全力去做，至于以后的成败难易，则顾不得这么多。这里所传达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气概，或者也可说是曾氏常念叨的一种“血性”。它使我们想起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名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曾氏所说的“大振声威”，是指他在衡州誓师北上时所发布的《讨粤匪檄》。这篇檄文在申明自己为捍卫名教而起兵之后有这样一段话：“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
曾氏将这篇檄文誊抄了数百份，通衢码头、市井馆舍广为张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曾氏的本意，无非是大力渲染湘军出师之声势，但文中的“统师二万”，有夸大虚报之嫌，“不特”“而且”云云，有矜己自负之炫，况且这种出师颁檄文的做法，多少年来未有人行过，也有可能会招来讥讽嘲笑。于是曾氏借上折的机会向最高领导者说明：“若非广为号召”，则士卒将“消沮不前”。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两个字——宣传；或者说得更时髦点，即炒作。
然而曾氏没料到，这篇炒作文章，其中夸大自负之类的文字倒是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麻烦，为他日后增添很大麻烦的，却是那些“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等慷慨激昂的卫道之句（详见《齐家之方：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这是曾氏始料所不及的。
【写作简析】借事明志，有诸葛亮《出师表》之遗风。
【要言妙道】 竭力经营，图此一举。事之成败不暇深思，饷之有无，亦不暇熟计，但期稍振人心而作士气，即臣区区效命之微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