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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章本身来看，曾氏将驻扎地从长沙移到衡州，宗旨明确，道理充足，且规划已久。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是折中所说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曾氏在长沙已待不下去了。
上次评点中谈到，曾氏在长沙办团练大行申韩之术，办匪严刑峻法，办事雷厉风行，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却也得罪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官场文武。前折尽管参倒了清德，但清德的幕后支持者及其广泛基础还存在。清德的主要幕后支持者为提督鲍起豹，鲍的广泛基础为绿营将士。就这样，曾氏及湘勇便与鲍和绿营结下了仇。
在这两个月里，发生了两桩大事。
第一桩事。在一次会操中，一个湘勇在试火枪时误伤了提督衙门绿营里的一名长夫（较为长期在军营中做杂事的人）。绿营本就看不起勇丁，提督衙门绿营兵仗着提督的势力更是轻视勇丁，遂借此事大做文章。绿营兵吹起号角，扛着旗帜，列队前去攻打肇事的湘勇营房。在城墙上执勤的绿营兵，也都为他们的战友摇旗呐喊。城里的老百姓不知出了什么事，皆惶惶不安。曾氏见绿营如此小题大做，心中虽然十分恼怒，但为了不酿成内斗，只得隐忍下来，将肇事者捆绑起来，抽打一百鞭，又命他向绿营兵下跪磕头认罪。这样才勉强将此事止住。
第二桩事。误伤长夫事不久，又爆出辰勇与永顺绿营兵械斗之事。辰勇即从辰州府招募的勇丁，其教练为塔齐布。永顺绿营隶属镇筸镇，是临时从永顺府抽调来长沙守城的正规部队。辰州府与永顺府毗邻，同属湘西。湘西地处偏远，山多田少，生计困难，只有强梁者才能过好日子，故当地民风强悍，逞勇好斗。辰勇与永顺兵为细故发生争吵，因双方有成见，遂越闹越大。提督衙门的绿营声援永顺绿营，再次吹号扛旗，列队攻打辰勇军营。曾氏对这种兵勇之间的私斗痛恨不已，决心从重处置，试图制止此风的蔓延。他将辰勇肇事者捆绑起来交提督衙门办理，并要提督衙门同样将绿营肇事者交由审案局处理。鲍起豹大怒，指使手下人将绿营肇事者送过去，看审案局如何办。绿营兵知道提督支持他们，遂聚集在城中闹事，又气势汹汹地围攻曾氏所住的房子。曾氏住宅在巡抚衙门射圃一角。曾氏原以为绿营兵不至于进来，依旧在屋子里批阅公文，不料士兵们闯了进来，拿刺刀逼着曾氏放人。卫士见势头不好，跑到巡抚衙门大堂搬救兵。巡抚骆秉章对绿营兵围曾宅事早已知道，他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见卫士过来，不便再不出面了，便假装才知道这事，赶忙过来。骆一面安抚曾氏，一面反向绿营兵道歉，命令放掉捆送来的肇事士兵。对这些天闹事的提督衙门的绿营兵，他却并不过问。骆秉章的态度明显是袒护绿营，打压勇丁。长沙城里的所有官员一概站在巡抚一边，并认为这次闹事的缘故，完全是曾氏的过激行为所引起。曾氏身边的人皆愤慨莫名，纷纷劝曾氏将此事的原委上奏皇上。
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叙述这段往事后，这样写道：“国藩叹曰：‘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即日移屯衡州。”由此看来，并非曾氏主动要去衡州，而是长沙的官场不容曾氏，绿营不容湘勇，逼得他们不得不离开省垣，另求发展。
这道奏折的特点是：明明心存委屈，却不露半点情绪；明明是被挤对出局，却说是主动开辟新战场，并将这个“主动”说得理由十足——不仅眼下敌情需要，而且早在半年前便已有安排。什么叫作“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苏轼《贾谊论》）？曾氏移驻衡州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曾氏尽管隐忍不发，但他一辈子都没有忘记这个耻辱，并将它化为激励自己的动力。同治六年，已经功成名就的曾氏，在南京两江总督衙门里与心腹幕僚赵烈文畅谈往事时，说出了他的这段心路历程：“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
【写作简析】道理充分，语言平实，将一个另有目的的军事大行动，说得令人信服而不会再去追究。于朴质中藏机巧，是此文的特色。
【要言妙道】 一闻土匪蠢动，立即掩捕。扑灭愈速，则糜费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