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咸丰二年十二月下旬，曾氏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又在湖南巡抚张亮基恳切请求及好友郭嵩焘劝说下，终于奉旨来到省城长沙，出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轰轰烈烈的曾氏后半生事业，便由此开始。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文与武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一个文官组团练勇，其身份无异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其实，从中国传统学问的角度来看，这种转变并不难以理解。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学问，所观照的是全方位的人类社会，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它所要注意和研究的对象。所谓“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既体现了儒家子弟的胸襟之阔，也体现了他们的自信之强。《左传》上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兵戎既然是国之大事，儒者岂能忽视！故而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投笔从戎，甚至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乃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最著名的例子如诸葛亮，如谢安，如裴度，如王阳明，都是以书生身份领三军统帅。同时代人及后世读史者均不对此表示很大的惊诧。故而，曾氏很快便完成了从礼部侍郎到团练大臣的角色转变。
这是他角色转变后给朝廷所上的第二道奏折。第一道奏折题为《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在这道折子中曾氏提出“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的建议，这可视为湘军诞生的源起，或者也可认为这是曾氏筹建湘军的初步设想。经朝廷同意后，由罗泽南及其弟子王錱、李续宾兄弟为头领的三营一千余人的湘乡练勇开赴长沙，担负起全省范围内维持治安的责任。这批人马便是日后湘军中的“老兄弟”。此折后还有一个附片，题为《附陈办团稍有头绪即乞守制片》。附片，是附于奏折后而与奏折一道呈递的公文，它与奏折属于同一地位，只是主次上有点区别而已。通常奏折上讲的是这次禀报中的主要题目，附片上讲的是一个稍次的题目，颇类似寻常书信中的“又及”。曾氏在附片中向朝廷陈述，守制期未满，只能临时出来做点保护桑梓的事，不能再任职做官，故而待团练事宜办得稍有头绪，便请准许他回家继续守制。从这个附片中可以看出，对于办团练，曾氏最初的想法，不过是临时应付而已，并非愿意一直做下去。身为大臣，面对着严峻的局势，不宜抗旨而袖手旁观，稍尽点责任后，即居家读书课子，静待三年丧期满后再回京做官。这应是曾氏办团练之初时的设想。只是局势的发展越来越恶化，朝廷在曾氏之后又接连任命四十二个团练大臣以救危局，作为第一个受命者，朝廷既不可能答应他的请求，他自己也不好再提此事了。一句“尽忠即是尽孝”，便将一切礼制上的障碍和心理上的顾虑都给扫去了。曾氏一心一意改行后，便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干好这一行了。这道奏折所说的就是他欲干好这一行的第一招。这一招，即他折中所说的“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八个字。“曾剃头”之恶名，也便因此而得。过去斥责曾氏，这也是其中的一条大罪状。古人论史有“恩怨尽时论方定”的话。历史的车轮已驶进了二十一世纪，围绕曾氏的利益方面的恩怨固然早已消失，即便是情感方面的恩怨，也已日渐淡化，应该是“论方定”的时候了。
“严刑峻法，痛加诛戮”这八个字粗看起来，的确有点血淋淋的模样，细究则不能一概否定。成都武侯祠有一副著名的楹联，其中有一句为“不审势即宽严皆误”。这句话的意思也可表述为：若审势，则无论是宽还是严都是对的。所以，宽也罢，严也罢，都只是手段、方式，无所谓绝对的对与错，关键是审势，也就是说看它用在什么时候、什么人的身上，所起的作用如何。
那是个什么时候？
广西的太平军声势浩大，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到武汉后已拥有水陆百万之众，沿江东下过程中，两岸重镇莫不望风披靡。就在曾氏上此折的前两天，太平军攻下南京，将太平天国定都于此。一个与朝廷作对的敌国俨然诞生了。
太平天国的得势，证明了清王朝东南各地方政权已完全丧失了捍卫自己镇压叛乱的能力，其权威在广大民众心目中扫地以尽，并因此而在不少地方形成了权力的真空。这一切的后果，只能导致管理无序、社会失控。史册上将这种状态称为“乱世”。
乱世前，腐败的政府固然令人痛恨；乱世中，强梁横行，奸宄作恶，则更不是好现象。一个社会，无法无天的凶悍者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都是愿意奉公守法过日子的良民。故而，乱世之际得利者少、受害者多，不宜存在太久。
从曾氏的奏折中来看，在湖南乘机作乱的人主要有会党、教民、盗贼、地痞及逃兵逃勇等方面的人，除教民这一团体情况较特殊点外，其他团伙的人多为不良分子。会党虽不直接危害百姓，但它却是官府的死对头，曾氏作为官员，自然与之势不两立。另一方面，会党也并非是为百姓谋利益而存在的，何况会党与盗贼、痞子及逃兵逃勇等人有着天然的联系，又是他们的避难所、收容所，客观上纵容助长了这些人的犯罪行为。打击这批人，并没有什么过错。
因为世道乱，不法分子就比平时更为嚣张；也因为世道乱，不法分子远比平日为多，所以，打击惩处必须从重从严，一来灭其嚣狂之气，二来杀一儆百，也起着威慑镇服的作用。
“乱世当用重典”，这原是历代相传的治乱有效成法，既不是曾氏所创，又何必独对曾氏苛责？笔者甚至很欣赏这样的话：“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这是一个敢于负责勇于任事的人所说的话，这也是一个能以大局来委屈小我的人所说的话。中国的官场，多圆滑世故不担担子之徒（即曾氏前面折中所说的“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很少见有胆魄敢负责的血性人。两千年的中国官场之所以没有活力，萎靡不振，其源盖出于此。
面对危局，大清王朝的最高领导自然是极为欣赏曾氏这样的干员，遂对曾氏的做法坚决支持：“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写作简析】不辞艰难，不惧恶名，以靖地方安良民为己任。这是此折的内容主题。文章立意既高，其气势自然充沛。古人说“文以气为主”，韩愈的文章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曾氏为文崇尚韩愈，从这道奏折中可见韩文对曾氏的影响。
【要言妙道】 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