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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社情民意，让下情上达，历来是奏折所要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皇帝一年到头活动的范围极其有限。就拿道光帝来说，他一生只在紫禁城、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地住过。咸丰帝步其后尘，一辈子也只在这几个地方打转转。父子俩连南下巡幸的事都没干过，更谈不上微服私访了。皇帝所接触的人也极为有限，除了每天叫起时召见一些二品以上的大员外，整天伴着他的便是足不出大内门槛的后妃、宫女、太监。这些决定了皇帝信息闭塞、孤陋寡闻，然而就是如此皇帝却要裁决天下大事，掌管百姓命运！稍有点头脑的皇帝都会知道自己所受的限制，故而要求文武大臣多向他传递下情。
然而，人性中有一个极大的弱点，便是喜听赞美词厌听批评语。作为治理天下万民的皇帝来说，他当然希望国泰民安，人心拥戴。于是，许许多多担负反馈下情的官员便对皇上隐恶扬善，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说好不言坏。借此讨得皇上的欢喜，以利个人的仕途。只有少数的官员具有忧国忧民的良知，才敢于冒着风险说实话。令人沮丧的是，纵观两千年的封建文明史，凡报喜不报忧的官员多获嘉赏，至少不会遭训斥，而敢于说实话的多不讨君王的喜欢，有的还遭不测之祸。曾氏此折，便属于那种少数的说实话的汇报之列。
曾氏向这位新皇帝报告眼下民间的三大问题，即银价太贵、盗贼太众、冤狱太多。这三个问题所涉及的是赋税、治安及司法三个方面。赋税沉重，百姓不堪重荷，基本生存难以保障，这就意味着国家从根本上将会失去稳定的基础。道光末年，银子为什么会突然昂贵起来，以至于为先前的两倍呢？这原因便是外国鸦片的入侵。鸦片贩子将大量的鸦片输往中国，不仅戕害中国人的身体，也让中国的白银滚滚外流。据统计，道光十三年前，中国出口的白银才三千七百万两，而道光十八年一年便流出白银一千万两。鸦片战争结束后所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向英国赔偿白银二千一百万两。这样，中国的白银大为枯竭，直接造成了银贵钱贱的社会现象，其结果自然是苦了百姓。百姓的生计发生困难，原本的平衡态势便会变化。大部分贫困者虽一时不会表现为行为上的反抗政府，但在心里会对执政者十分不满；而其中的少部分强悍者，便试图通过非法的手段来获取利益。盗贼蜂起的现象便由此产生，它往往是大乱的前兆。至于冤狱太多，则反映出司法的腐败。司法的腐败，又源于政治的腐败。司法是政府的一个主要职能，直接涉及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司法的不公，是造成政府失去民心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曾氏虽只陈述民间的这三个疾苦，其实已向皇帝道出了当时危及政权的三个最重要的社会弊病。从曾氏的这道奏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道光后期中国社会已是百孔千疮，病势沉重。咸丰帝从父亲手里接过的王朝，实际上是一份危机四伏的家当。此时，洪秀全在永安建立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已经整整十个月了。为什么咸丰派出的大学士赛尚阿不是太平军的敌手？为什么太平军很快便将冲出广西进军东南，并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大成气候？曾氏的这道奏疏实际上就是答案。
曾氏对大乱将至的国家局势已洞若观火。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洞察力？在笔者看来，这首要的原因是，曾氏来自穷困乡村，出身于社会的底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熟知国情。曾氏虽然做了十一二年的京官，但近三十年的乡村岁月已为他一生的许多方面定了型，况且他在京师期间与家中联系密切，家乡的一切都在他的关注中，家乡的近况也通过家书和诸弟的来京面晤而得知。曾氏曾于一封给诸弟的信中，在列举好多位至亲的贫困处境后说：“诸弟生我十年之后，见诸族戚家皆穷，而我家尚好，以为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与我家同盛者。兄悉见其盛时气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则大难为情矣。”他从自家戚族生存状况的前后对比中看到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用我们现在习惯的语言来说，曾氏是善于解剖麻雀的人。一个负有指导全局责任的人，对全局的基本状况是否心中有数，是否具备发现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事例的眼光，以及是否能把典型事例分析精当，从中找出影响全局的价值之所在，这是衡量其人领导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尺。
曾氏对国家局势的清醒洞察，还源于他的职责心。曾氏写这道奏折时，已做了七个月的刑部左侍郎。清代尚左。左侍郎是排名右侍郎之前的，虽然一个部有两个满侍郎两个汉侍郎，但清末的满员在学问才干方面普遍不如汉员，所以，曾氏就成了事实上的刑部的常务副部长。刑部职掌国家的法律、刑狱事务。事情具体烦琐，且责任重大，不能容许马虎。《曾国藩年谱》上说他“兼摄刑曹，职务繁委，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盖无虚日”。可见刑部侍郎这个官职令他大为劳累。但是，也就是凭着这种敬业态度，让他深入看到了国家当前在治安和司法两方面的严峻现实。面对现状的求实态度和对皇家朝廷的忠诚之心，使他能暂时将一己的宠辱得失丢在一边，甘冒风险道出实情，为民请命。鲁迅先生在谈到中国人的脊梁时，曾特别举出“为民请命”的人，把他们列入“脊梁”之中。的确，以管理民众事务为职责的政府官员，“为民请命”是其分内之事，但是这话说起来正气凛然，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民之命运之所以要向最高当局恳请，一定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请命，也就意味着要与这些麻烦纠缠。有的麻烦来自法规制度，有的麻烦来自势力很强的敌对方。某些时候，这个敌对方还会千丝万缕地牵连到最高当局。于是，这些麻烦便不好对付，甚至有可能民之好命没有请到，请命者自己却丢了乌纱帽丢了性命。所以，为民请命者历来受到民众的敬重，被历史所铭记。
认真地说，曾氏的这次为民请命曾有一些风险，但不至于很大。一则因为他所呈奏的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不是针对某件具体事或某个集团某个人。二则新皇帝登极不久，造成这些民间疾苦的过错，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已死去的父亲，他也没有必要为亡父之过而背上拒谏的恶名。果然，此折呈上一个月后，曾氏又奉新命：兼署吏部左侍郎。这说明了咸丰帝及中枢领导机构对曾氏的信任。另外，清代官员的兼职是连带薪俸的，也就是说，曾氏又增加了一份侍郎的工资。曾氏为官清廉，且家庭负担重，这份增加的收入对他也是重要的。
从道光三十年到咸丰元年两年时间里，曾氏给咸丰帝呈上十一道奏折，其中除开一道谢恩疏、一道复命折为例行公事外，其他九道均为建言疏。这九疏中又有五疏非比寻常，除前面所评点的《应诏陈言疏》外，还有两篇为《议汰兵疏》和《平银价疏》。这五道奏疏都是针对时政而言，且切中时弊，并有相当的预见性。
我们知道，曾氏道光十八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脱去布衣，成为官场中的一员。做官做官，官有很多种做法。贪官坏官姑且不论，通常的官员都以政务无误迁升顺利为目标，少数官员也能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为当地民众做点好事，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就是好官了。历朝历代都只有极少数的官员，把为官当作一番事业来看待，把做一个对人类社会的管理机制有所贡献的政治家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曾氏进京之初，便“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可见他为自己所悬的为官目标，从一开始便起点很高。七年的翰林院生涯，为他在担当大任之前铺垫了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学问和人格。
在学问上，他能从应试诗文中走出来，致力于经济实学，并能在对“盈虚消息”的领悟中感受天人合一的绝大智慧，实现求知领域中的质的飞跃。在人格上，他遵循“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将所认识的道理运用在自身的培育修炼中，从而在人格的锻造上同样获得质的飞跃。道光二十九年，三十九岁的曾氏在出任礼部侍郎肩负重担时，已经完成了孟子所说的天降大任之前的诸多准备，接下来的应该是在国事管理中施展身手的时候了。实任礼部侍郎一年，兼署兵部侍郎四个月后，道光帝以六十七岁的帝王中之高龄升天，于是他对国事的一些思考便只能向咸丰帝来陈述了。因而便有了这一批内容扎实的奏疏。
这些奏疏，在道光末年以来万马齐喑的沉闷政坛上，的确有点石破天惊的味道，引起朝野内外的注目和议论。它的作用，更多地不在奏折本身所提出的问题与建议，而是让国是关心者感受到一股迥异以往的新气氛，看到朝廷中出现了一个可寄予希望的新人物。曾氏的奏疏抄件传到湖南后，被人广为传抄争阅。刘蓉为此赋诗：“曾公当世一凤凰，五疏直上唱朝阳。”这是来自士林的尊敬。一年后，朝廷决定江南各省兴办团练，原太常寺卿唐鉴向咸丰帝力荐曾氏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并预言他一定可成事。唐为何这样相信他？除过去有学问上的接触外，这一批奏疏也无疑让这位阅世甚深的老牌官员看出了内中的机奥。这可以视为来自官场的器重。正是有着如此背景，才会有曾氏日后的故事。
熟谙史册长于思索的曾氏，说不定早就想到了这一层，这段时期之所以接连呈递奏疏，其背后深藏的目的，或许更主要的是在新主子和世人面前表现自己！
【写作简析】从百姓众多苦难中拣出三个最大的苦难来上报，这既需要眼力，更需要胆量；至于能否打动人主之心，则还要看事例充足不充足，若要让他心惊肉跳，那便要依仗文笔了。关于这两点，此折都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要言妙道】 国贫不足患，唯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
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