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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出于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曾氏给四弟国潢的信中。此话的前后，曾氏还说道：往年在京师时，每年都寄一二百两银子给家里，一半给父母叔婶，一半周济族戚中的穷苦者。自从做了团练大臣后，只在咸丰四年寄过一百五十两银子。今年三月，老四已在长沙李家挪去了二百两银子，故不能再多寄了。现寄去三十两，以二十两给父亲，十两给叔父。江西省的地方官员都很穷，连巡抚衙门藩台衙门的官员都不能寄银子回家，我怎么能够多取丝毫呢？从以上的话中可以猜测出，在老家主持家政的老四希望大哥比以往多寄银子回家，并擅自从别处预支了二百两。大哥对此不高兴。信中这段话，既表明自己的态度，又略带点批评兄弟的口气。
在中国历史上，“吃兵”简直成了军营公开的秘密。各级都吃，从最高长官到基层小官，几乎无一例外。“吃兵”又分合法与非法两种。合法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为截旷，一为扣建。朝廷发军饷，发的是全年足员足日饷银。但实际上一年中常有兵员的出缺和替补，这中间也便常有员额和日期的不相衔接。这不相衔接的饷银需要按时扣除。这就叫截旷。当时计算日期，均按农历每月三十日，遇小月则只有二十九天，称为小建，则扣除一天，只按二十九天实发。这就叫扣建。按理，这两笔银子都应该上缴国库，但实际上都没有缴，层层截留。厉害的上司对下属苛刻，则下属就留得少；宽厚一点的，则下属就留得多。无论多和少，都会有。积少成多，这两笔银子便很可观。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因截旷和扣建便积赚了一笔庞大的财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以便为直隶省办公事用，死后还有八百万两留在账上。袁世凯接替他做直隶总督后，便充分利用这一笔直隶省的私设金库银子，大肆贿赂包括庆亲王奕劻在内的京中权要，为他个人办事。至于非法手段则很多，最常用的是克扣。不发足饷，或在伙食开支和军需上做手脚，或私自将罚饷作为刑罚，随意处置士兵等等。这些非法所得都入了长官的私人荷包。
湘军是朝廷编外的部队。国库供应有限，大部分饷银靠的是自筹，比如设卡抽税即为其一。这中间长官的活动空间很大。另外，湘军各级军官的办公费用也较之于绿营要多，这也给他们挪作私用预留了空间。所以，湘军各级长官的私囊都极丰，借军营发大财的人极多。这便是杨度所说的当年“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湖南少年歌》）的内在原因。
曾氏知道湘军的这一腐败现象，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抑制，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要杜绝是不可能的，遂只能以洁身自好来起一点表率作用。曾氏于钱财上一向操守谨严。进京做官之初，便立志不以做官来发财。军兴后，更是提倡“不要钱，不怕死”。做了湘军统帅，反而给家中寄的银子少了，便是不肥私囊的公开表现，同时也以此截断家人于这方面的期盼。
【原文】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橐。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
【译文】凡管带勇丁的头领，都不能免除稍稍私肥腰包。我不能禁止别人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获取钱财，只要求自己不取不义之财。以此作为僚属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