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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出于咸丰六年十月初二日曾氏给长子纪泽的信中。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纪泽与贺长龄的女儿成亲。与贺家联姻的事，早在五年前就由曾氏父亲竹亭公做主定下来了。纪泽生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按现在的方式计算，他结婚时，仅十六足岁，但按旧时虚岁算，则是十八岁的成人了。曾氏结婚时，已满二十二足岁，以他的思想，是并不想让儿子这么早就结婚的。他在另外一封家书中引用湖南俚语“床头多双足，诗书束高阁”。他赞同这句话，认为结婚后对读书求学有影响，尤其对十六七岁的少年来说，因缺乏自制而影响更大。纪泽早婚，多半是因为其祖父。竹亭公此时已六十七岁，老伴去世多年，心灵孤独，且又多病，担心存世不久；贺氏出自名门，又是他竭力坚持的；他盼望长孙早日完婚生子，曾家的四世同堂，在他作为曾祖父时再次出现。此外，乱世早为儿孙办亲事，也是中国人一贯的处世心愿。出于此念，欧阳夫人与亲家母贺太太（贺长龄已去世多年）也一定抱着与曾老太爷同样的心情。于是，实岁不满十七岁的曾纪泽便提前做了新郎官。
曾氏对二子的家教，“做人”更重过“为学”。在人品教育上，他又特别注意要他们养成勤劳不懒惰的习惯。就在写此信的前几天，他给年仅九岁的次子纪鸿的信里写道：“凡人多愿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
人之所以劳作，最强大的驱动力是为了生存。富贵人家的子弟，无生存之忧，于是“劳作”的积极性也便不高。其实，劳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生存，对于人类而言，它还有更高的价值。曾氏引用的“古人云”“孟子云”，说的便是它的更高层面的价值。“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这两句话的着眼点在道德层面。因为自己劳作，会拉近与时间、空间、人群环境的距离，从而产生对身外之物的亲近感、融和感；因为自己劳作，会更知劳作者的艰苦、劳作品诞生的不易，从而产生对劳作者的同情感、对劳作品的珍惜感；因为自己劳作，会对劳作在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认识得很深切，从而对劳作本身产生敬畏感、赞美感。亲近、融和、同情、珍惜、敬畏、赞美这种种情感都是善心，都是因为自己亲自参加劳作后切身产生的，故而“劳则善心生”。相反，不劳作，无所事事，则心灵空虚、身无系着，身心既都无约束，意念、情绪也自然将失去制约，无节制之念的淫心便产生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两句话的着眼点在远景瞻望。忧患意识能促使人常常去想不足，想缺失，想危机。这样一想，人就多了警觉，多了压力，从而能保持住精神上的振作，不敢懈怠，如此便生机勃勃，生生不息。相反，安乐让人陶醉，沉溺而不思进取，懒于兴作，时间一久，弊端丛生，危害根本，死亡也就接近了。
曾纪泽身为曾氏家族的长房长孙，虽无生存之忧，却有本人人品属性的选择，有曾氏家族绵延兴旺的重担在肩，做父亲的生怕他年少缺乏自制而耽于燕尔新婚不能自拔，故着重于道德层面和远景瞻望两个方面予以倡劳戒佚的教导。
【原文】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于佚也。
【译文】古人说：“勤劳则为善之心产生，安佚则淫乱之心滋生。”孟子说：“生存处于保持忧患意识之中，灭亡则因为耽于享乐。”我担心你的生活过于安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