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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于1917年的《福布斯》杂志，把2008年中国大陆首富的宝座留给了一直稳健发展的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在这份“2008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刘永行的个人财富是204亿元人民币。与大部分富豪们在这一年财富严重缩水不同，刘永行的财富相比于上一年的180.8亿元人民币稳步增长。
在金融风暴导致的全球经济寒冬中，刘首富却有闲庭信步的雅致。因为不是上市公司，刘永行不用遭受股市行情表上股价起伏的煎熬。虽然自己的能源产业也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但他家有余粮，心中不慌。而这个冬天，那些家无隔夜米的人纷纷找上门来，希望刘永行能出手相救那些陷入困境中的铝业和煤炭化工企业。更让刘永行自尊心得到满足的是，曾和他争夺三门峡氧化铝项目控制权的行业老大——中国铝业刚刚宣布裁员一万人以渡难关，而他旗下的包头、三门峡铝业子公司不但没有裁员，反而在乘机招人。
但对送上门来的低价求购的能源企业，刘永行却保持了警惕性。虽然目前是扩张的大好时机，但他更愿意留下“余粮”准备应付可能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
源自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浪潮，如同一股暖流，冲击着十年“文革”形成的坚冰。20世纪80年代初，“停薪留职”开始成为国企减少冗员的一种有效手段。受此浪潮影响，正“不甘寂寞”的刘家四兄弟毅然从单位里出来。老大刘永言卖掉了家里惟一的一块手表，老二刘永行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兄弟四个凑了1000元办起了孵化场。
始终被创业危机笼罩的刘永行，数年时间一直处于拼命的状态。为了卖掉鸡苗，刘永行整天沿街叫卖，自己幼时受伤的右腿因为使用过度从而失去根治的可能。他甚至有一段时间出现了幻听，满耳都是唧唧喳喳的小鸡叫声。
1995年，刘氏家族对希望集团进行了产权划分。刘永行把自己的东方希望集团总部从成都搬到了上海。经过六年的艰辛奋斗，到2001年时，刘永行首次成为《福布斯》杂志中国大陆的首富。第二年，刘永行又登上“CCTV中国经济十大年度人物”的颁奖台。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刘永行却坦言自己不喜欢与人搞关系、搞资源，这是“自己的性格造成的”。
首先他摆正了心态。刘永行认为，民企也要对社会有一个宽容的心态。他说：“有些困难必须自己承受，有些困惑要自己思考，心甘情愿就无怨无悔。”
刘永行最崇拜的人是台湾的王永庆。他觉得王永庆最值得称道的是做正事，为人很正派。“我们的目标是要做百年企业，所以，不能去做一些过分的事情。所以不要随大流，要独立思考。”
为此，刘永行不情愿在那些“不正经”的事上耗费太多精力。“人家上市能拿100个亿，我不稀罕！我自己慢慢来做，人家很便宜地拿块地做到几十个亿，我不稀罕！我慢慢做，也能做到几十个亿。既然简简单单地也能把事做好，为什么我要弄得那么复杂呢？”
刘永行也一直不希望自己的企业与别的家族生意或者与社会大众发生冲突。比如早期在四川从事养殖业时，尽管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养鸡企业，但为了避免与当地农民争利，宁愿退出了养鸡业。
在下属眼里，刘永行是一个有“企业家道德底线”的人。公司的产品质量一度不太稳定，刘永行知道后非常着急，和负责相关工作的一位下属就质量问题在电话中讨论了整整两个小时。这位下属记得，刘永行在电话中用浓重的四川新津口音对他说：“靠降低产品质量从市场赚来的钱，最终都要吐出去，甚至会吐血而亡。”
虽然贵为首富，但刘永行却仿佛是胆小谨慎的化身。他的东方希望虽然越做越大、商机无限，但刘永行尽力控制冲动的欲望，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主业。虽然之后刘永行还涉足了化工、金融等领域，但是农牧业一直是他的第一业务。在2007年新希望集团281.32亿元的销售收入中，农牧产业占据了92%以上的比重。
尽管投资了民生银行等上市公司，但刘永行对上市一直意兴阑珊。刘永行解释说，一个是之前做饲料业一直不缺钱，所以无须融资；一个是过于宽松的资金容易让人的头脑膨胀，自己用钱紧一点最好。刘永行一直不同意进入二级市场，他说：“如果我从二级市场上得到几十个亿，我会很害怕。”
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很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商业与政治难以完全分割，关键是保持合适的距离。太近了，可以得到红顶商人的巨大便利，但最终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太远了，则太阳永远照不进现实，你会成为荒漠中无人理睬、自生自灭的野草。
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但商人群体目前过于弱小，无法介入此过程，也很难影响决策过程，只有遵守执行的义务。冯仑告诫道：“听党的话，跟政府走，否则你的企业根本没办法发展。”
刘永行兄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听话”的典范。他们每一步发展都配合着政府的政策节奏，从不钻政府政策的空子，让政府处于被动之中，从而也让家族生意能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比如1982年，四兄弟打算到农村养鸡之前，特地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询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又正儿八经地向单位打报告申请辞职，辞职报告直打到四川省副省长那里才有了确切的批示；1992年，刘氏兄弟计划成立私营企业集团，也特地向国家工商局打报告，直到国家工商局批准才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1993年，刘氏四兄弟有了成立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就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建议政府批准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直到3年以后国务院才批准，刘氏兄弟才当上民生银行的主要股东……
对于企业家与官员的关系，刘永行一直以来都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有时故意退避三舍。刘永行认为，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因为任何地区的政府领导都要发展经济，企业发展是绝对的，同领导的关系只是相对的，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领导的政绩，使二者形成互利关系，建立企业在社会生存上的相对优势，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
刘永行的“官场哲学”在短期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路径。因为“房地产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需要不断地吃饭喝酒送礼”，他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同样，因为“要耗费大量精力去跑证监会，跑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他至今都没有上市打算。
尽管刘永行小心翼翼，但在这方面却不小心触动了“雷区”。
2003年是火热的一年。外有“中国制造”所产生的对外贸易的强劲拉动，内有以房地产为龙头所引发的旺盛内需，中国经济呈现不可遏止的上升势头。而与此相伴的，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经过“抓大放小”后产生的大型国有企业，占据着绝大多数上游资源的垄断地位，由此出现了效益大涨、繁荣似锦的景象。据资料显示，1998年，国企盈利仅为213亿元，5年后便狂升至令人瞠目结舌的4769亿元。中国铝业便是这些国有垄断企业之一。而在2006年中国500强企业中，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只占总数的8%，资产总值占总数的1.73%。
上游的国有垄断企业和下游的民营企业泾渭分明，中间是难以跨越的楚河汉界。以东方希望的刘永行、复星集团的郭广昌、鄂尔多斯集团王林祥、铁本集团的戴国芳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却不甘心屈居于利润微薄的“轻小集加”领域。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民营企业开始了一轮逆流而上的重工业化革命运动。
2002年10月，刘永行移师包头，成立了东方稀铝，总投资150亿元，预计2008年建成后，年产100万吨原铝；2003年7月，刘永行又联合其他3家股东，在三门峡市渑池县启动了105万吨氧化铝项目，进入电解铝业的上游——氧化铝，项目预计总投资近45.9亿元；另外，他还和上海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唐山建龙钢铁的张志祥一起，准备在宁波大炼钢铁；2003年7月，刘永行甚至联合万向集团等13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北京合组公司，准备踏出国门，到海外去投资氧化铝厂。
一向稳健的刘永行，也深知他这次重工业化之梦的危险程度，“一旦失误，几十年的积累就前功尽弃，所以必须一步成功”。刘永行的孤注一掷，自然引来了中国铝业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的阻击。
在铝业内有一句行话：“得氧化铝者得天下。”正因为中铝对氧化铝的垄断，造成了刘永行在包头投资的电解铝生产长期受制于人，为了打通产业的上游环节，刘永行贸然进军氧化铝行业，在三门峡投资氧化铝项目。
据说，刘永行为了安抚中国铝业公司，曾经打算给其三门峡项目30%的股权，但这和中铝取得控股权的企图相去甚远，双方不欢而散。原中铝董事长郭声锟对此表示：“一不反对，二不评论，但是我们表示遗憾。”据东方希望集团透露，在中铝的示意下，沈阳和贵阳两个铝镁设计院停止了对三门峡项目的设计工作。这意味着该项目被迫搁浅。
针对地方政府投资过热的现象，中央政府雷霆万钧的宏观调控转眼即至。2004年初，铁本集团的戴国芳撞在了“枪口”上，在建的钢厂被勒令停建，戴国芳本人也被捕入狱；其后，郭广昌的宁波建龙钢铁项目也被迫下马，最后让国有企业控股；王林祥的煤电联产项目也遭遇难产。而早在2003年底，刘永行在包头和三门峡的项目便已经被叫停。
因为严格遵循“用自己的钱安心”的原则，刘永行此生最大的冒险之举——投资铝业等相关能源产业，前期投资20多亿元全是刘永行累积的自有资金，才让他在2003年年底对中国民营企业重工业化运动打击的过程中，逃离了灭顶之灾，避免了铁本集团戴国芳似的悲剧。刘永行解释他“撞线”却没被“绊倒”的原因，是因为他“只超前半步”。令人诧异的是，已经成为这片国土上最富有者的沈文荣，却仍然习惯于原来的那套党政语言，和记者谈话时一再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完全没有如荣智健等其他富豪一样正常的财富享受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