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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集团是韩国最大的财阀，该集团掌握着包括电子、航空、化工、建筑等诸多产业，其年营业额占全国GDP的五分之一，作为一个家族企业，旗下的诸多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也处于全球绝对领先的地位。
三星从卖鱼干起家，随着企业的发展，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物产、制糖、造船、建筑、人寿保险、医院等，包罗万象，被韩国人调侃一生都离不开税收、死亡和三星。
韩国人曾经用一句有趣的话来形容三星所涵盖的产业领域：在韩国，你可以使用三星的信用卡，购买一台三星的电视机，然后坐在三星地产开发的舒适公寓中，津津有味地观看由三星赞助的棒球比赛。
在风光旖旎的韩国庆尚南道宜宁郡，有一个特殊的景点，吸引着众多的人们前去参观。那里是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故居和旧三星商会遗址，展示着三星创始人李秉喆1:250的青铜模型，由于李秉喆号“湖岩”，故居附近道路也被改名为湖岩路。
1910年2月12日，李秉喆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祖父李洪锡是当地的鸿儒，李秉喆5岁起便开始在祖父开设的书院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广泛涉猎了很多文化经典书籍，为他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父亲李赞雨知识渊博，思想进步；母亲全在林是汉城的大家闺秀。天资聪颖、思维敏捷的李秉喆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深受家人宠爱。
11岁时，李秉喆进入朝鲜东南部的晋州智水学校学习。他在这所学校里接触到了西方新式教育，也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就包括LG创始人具仁会。假期里，在汉城（现在的首尔）上大学的堂哥眉飞色舞地向李秉喆讲述首都的精彩与繁华，这深深吸引了他。于是1922年，李秉喆信心满满地踏上了汉城求学之路，进入寿松普通学校，这是一所由朝鲜总督府作为初等学校试点、日本建立的学校，可以说是朝鲜近代教育的发源地。之后，为了快速学成，李秉喆转到中东中学速成班学习。他聪颖睿智又勤奋好学，一年后便完成了普通学校的课程，顺利升入中学。
1926年，正在中东中学就读的李秉喆受父母“家有贤妻，男儿不误大业”的影响，回乡和出身名门望族的朴斗乙结了婚。朴斗乙温柔贤惠，成为李秉喆的贤内助。婚后，李秉喆继续完成了中学学业。不过，不满足现状的他，出于对知识的渴求，萌生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于是，李秉喆不顾父亲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奔赴釜山，登上开往日本的轮船，开启了异国的旅程。
轮船在玄海滩附近遭遇风暴，波浪滔天，船很颠簸，船舱外的浪花刷刷呼啸而过，位于船底二等舱的李秉喆被摇晃得头晕目眩、呕吐不止。由于晕船严重，身体受不住的李秉喆便苦求船上的工作人员，申请换到一等舱去。日本警察无情地嘲笑道：“真是可笑，朝鲜人居然妄想进一等舱！”李秉喆敢怒不敢言，他切身地体会到了“亡国奴的悲哀”。朝鲜被看作“四无国家”：无国、无主权、无企业、无富人。这让李秉喆终生难忘，对他后来选择走实业报国之路影响甚深。
到了东京，面对异国的文化，李秉喆深深地感受到漂泊他乡的孤独、艰难与辛酸。也正是在此时，他有幸结识了在日本私立第一学府早稻田大学读书的留学生李舜根。更巧合的是，二人还是同乡同族。在李舜根的介绍下，1930年4月，李秉喆通过努力考取了早稻田大学，进入政经科读书。
在大学二年级时，由于不适应日本的气候，严重的脚疾一直深深地折磨着李秉喆。1932年9月，万般无奈之下，李秉喆只得忍痛放弃了留学计划，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乡。
虽然人回到了家乡，李秉喆的心还飘在外面，几年的留学生涯，使有了见识的李秉喆心“野”了，他再也不甘心困在乡下，而是不断地思索出路。他将目光投向了创业。当时朝鲜国内百业凋敝，一片萧条，几乎没有像样的实体产业。李秉喆萌生了实业报国的想法。
家族产业由父亲和哥哥照管，不需要李秉喆操心，于是他便将心思全部放在创业上。他信心满满地将他从日本带回来的农作物良种，在家乡进行试种，以期通过做农业研究开发，干出一番事业来，但由于缺乏经验，项目失败了。李秉喆情绪很低落，学业未完成再加上事业失败，双重的打击一下子击垮了李秉喆，他每天出去游荡、打牌，晚上很晚才回家。有天半夜，李秉喆打牌回家，看着熟睡的妻儿，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这一段时间，他荒废了太多时光，既然已经成家，就要担起肩头的责任，不能再颓废下去。
李赞雨看着儿子有所反思和醒悟很高兴，便给了李秉喆一份价值300石
大米的财产做资本，随他闯荡。经过一番考察，李秉喆发现附近的港口城市马山是整个庆尚南道农产品的集散地，每年汇聚的大米高达数百万石，但马山大米的加工能力却远远跟不上。很多商人交了加工费，要等待很久才能取到粮食。在少数的几家加工厂里，等待加工的稻谷堆积成山。李秉喆看到了机遇，便和好友正亨荣、朴正源各自投资一万韩元，在马山开办了一家粮食加工厂，并通过银行贷款，从日本购进了先进的新式磨米机械。1936年4月，李秉喆创办的“协同精米所”轰轰轰烈烈地开张了。
但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本以为稳赚不赔的生意却偏偏赔了个底朝天，加工厂第一年就亏损了。李秉喆经过仔细调查，发现加工厂购入稻谷时正值米价上升，出售时米价已经下跌。找到原因后的李秉喆逆市而行，改变了经营方针：米价上升时，很多人都期待着之后会有更高的价格，他却趁此时机大量抛售；米价下跌时，别人纷纷卖出，他就大量买进。
事实证明，他的反向操作成效显著。第二年，李秉喆不仅赚回了投入的3万韩元成本，还意外地盈余了2万韩元。第一次创业可谓一波三折，有惊无险，但好在结果是好的，加工厂大获全胜。
在大米交易中，李秉喆了解到，马山的运输工具数量不足，于是他便当机立断成立了一家运输谷物的运输公司。这一次，李秉喆看得很准，运输公司生意蒸蒸日上，这激发了李秉喆的创业热情。当他看到金海附近有很多农民在出售农田时，便对金海平原的可耕种水田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不仅有利可图，而且市场前景非常广阔，于是李秉喆贷款买了200万坪（约合660万平方米）土地，成为粮食年产量达一万石的大地主，他所操控的土地产业规模在庆尚南道一带几乎无人能及。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集中资金、扩充军备，日本殖民政府在朝鲜采取战时非常措施，下达命令，要求所有的日本银行冻结资金；在此情景下，朝鲜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各种金融活动瞬间停滞。完全依靠银行资金流转的李秉喆不得不卖掉土地、转让企业来偿还债务。
清偿债务后，为了寻求新的商业机会和学习新的经营管理方法，李秉喆游历考察了朝鲜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比如汉城、平壤、新义州、元山、兴南、清津等地，然后又来到中国，从东北的长春、沈阳一路南下，前往北京、青岛、上海等地。
考察中，李秉喆观察到中国东北一带苹果和干鱼非常紧俏，却缺乏货源。他敏锐地意识到此中暗藏巨大商机，于是决定在东北和朝鲜之间做出口果品和干鱼的生意。
1938年3月1日，李秉喆在朝鲜大邱市买下一间小铺子，挂出招牌，创办了“三星商社”，这就是三星集团的起点。在朝鲜语中，“三星”是“三颗星星”之意，“三”是人们喜欢的数字，代表“大、多且强”，太阳有冷热变化，月有圆缺，唯有星辰永恒不变，“三星”寄托着创始人李秉喆对公司的愿景：希望企业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发光、明亮、永恒。
李秉喆对市场的判断很快得到印证，干鱼和水果非常紧俏，经常是货物刚刚到达港口码头就被抢购一空。李秉喆深知“不能把鸡蛋装在同一个篮子里”，他乘胜追击，不断扩大经营范围，开办了“星标面条”加工厂。在粮食匮乏的年代，“星标面条”加工厂生产的面条成为市场上的畅销商品，产品价格虽然稍贵，但贵在质量好。
李秉喆靠质量取胜的经营思维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三星开始走“高价格、高质量”的“高举高打”路线。
三星商社开业后，业务量急速增长，李秉喆需要帮手来开创更大的局面。他想到了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认识的学长李舜根，此人忠厚善良且富有商业才干。李秉喆把期票、印章的管理和几乎所有事务的决定权，都毫无保留地交由李舜根掌管，使他成为三星商社的实际负责人。此举确立了三星“通过专职的经理人管理公司”的思路。
身边的朋友非常担忧，李秉喆却认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选人时一定要慎重，但一旦确定录用，就要放手大胆地让他去做。这条用人法则至今仍是三星集团的管理真经。敢于授权是三星集团最大的优点，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由于管理得当，三星商社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壮大。李秉喆没有满足于现状，仍然在物色新的投资对象。有一天，李秉喆百无聊赖中来到一家小酒馆喝酒，从邻桌人的闲聊中无意得知，原本由日本人经办的每年可酿造7000石粮食的“朝鲜酿造”会社，因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正分崩离析，急于转手。
李秉喆认为，战争让人心情苦闷，很多人选择借酒消愁，这在无形中拉动了酒的消费需求。虽然战争之下许多行业陷入困顿，造酒业却一枝独秀。私人酿造业受到保护，可以享受许多优惠。对商机敏感的李秉喆察觉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投资机遇，于是果断出手，以10万韩元接手“朝鲜酿造”。他适当提高酒的浓度，让人们可以喝到更加醇正的白酒，酒的销量随着酒的质量一路上扬。一年后，“朝鲜酿造”产量激增到一万石，之后，销量更是节节攀升，成为大邱一带最大的纳税企业，三星由此掘到了第一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