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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气、猎狗与铝锅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文化相通，双方交往有上千年历史。20世纪90年代，由韩国电影、电视剧、音乐、综艺等形成的“韩流”进入中国，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传递了包括服装、饮食、风俗等方面，包含了文化及价值观的韩国符号。影响并改变我们生活的不只是韩剧、明星，还有来自韩国的品牌和企业：三星、LG、现代、起亚、鲜京、乐天、韩进、浦项钢铁……这些闻名全球的企业涉及电子、家电、汽车、服装、零售、航空、医药、钢铁等领域。
这些家喻户晓的品牌来之不易。韩国国土面积为10.32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100万（截至2023年7月），韩国2023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7万亿美元，是一个比沙特还富裕的国家。自1948年成立以来，大韩民国曾创造“汉江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被誉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复兴样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称，韩国是从“中等收入国家”转型为“发达国家”的极少数成功案例之一。
然而，韩国资源匮乏，是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外向型经济体，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或经济震荡都会对韩国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造成深重影响。韩国国民要生活甚至生存下去，就必须发挥150%的努力，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承担更多工作，企业家群体更是如此。所以，韩国的企业家精神早已超出追求利润的境界。尽管韩国成立于1948年，但韩国商业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1910年《韩日合并条约》签订后，大韩帝国（更改国号的朝鲜王朝）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一方面，大量朝鲜民众涌入日本，到1924年达到12万余人，三星创始人李秉、起亚创始人金哲浩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走出国门看世界，接受现代商业熏陶；另一方面，日本将养殖、食品、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军需业务转移到朝鲜，汉城、釜山、大邱等地工商业萌芽生长。商业基因决定成长路径，战火硝烟使企业家们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情怀浓烈深厚，商业熏陶令他们的冒险精神和经营智慧交相辉映。在之后的财阀并起之时，韩国人才迎来了国家崛起、商业鼎盛的全新世界。因此，我们要叙述韩国百年商业史，并非说韩国已有百年历史，而是一段概括，从上世纪初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商业、产业萌芽起笔，将韩国商业的发展脉络娓娓道来、徐徐展开。
百年以来，韩国的政局更替和权力斗争从未消失，政权频繁更迭，不确定因素往往成为决定企业生死的隐形炸弹。企业家等精英阶层只能在政治倾轧的夹缝中艰难生长，时运不济者常遭杀身之祸，企业因此轰然倒塌，悲惨情状屡见不鲜。因此，韩国企业家都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随时做好力挽狂澜的准备，东山再起更是必修课。而且，危机和动荡让他们内心对国富民强充满渴望，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身上都有一股强烈的爱国精神。正如韩国高丽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所说，在韩国，企业家要树立一种建设国家经济的意识及这种意识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不能违背。
长达半个多世纪被侵略、被倾覆的经历，让民众长期承受着韩国是二等国家的自卑感。尤其是面对欧美发达国家，韩国人内心的自卑感油然而生，甚至自我怨恨“为什么我们就不行”，继而产生“一定要超过他们”的进取心。三星创始人李秉喆奉行“第一主义”，并将其融入企业文化；LG董事长具本茂曾在10多分钟的简短新年祝词中13次提到“第一”二字。在韩国大企业中，“第一主义”绝非口号，而是追求卓越的精神。这是韩国人身上的独特气质，一旦被激发、引爆，就会产生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永不放弃的决心。有人以此总结，韩国人好战。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韩国学系教授崔俊植将这些精神气质定义为“神气”。传说朝鲜的开国国君“檀君”是一名巫师，能与神灵对话，他的后代也具有这种无法解释却能被感知的神灵气息，这种特殊的“气”曾制造出“汉江奇迹”，推动韩国经济崛起。崔俊植认为，“神气”象征着韩国人身上洋溢的精气神，体现了韩国人活跃、迅速敏捷，以及好战、野性等性格特点。
理解“神气”，就可以读懂韩国企业家精神甚至韩国精神。韩国首尔大学的李勉宇曾把韩国人比作猎狗，只要猎狗确定目标物，就不再想其他事情，只会心无旁骛地追赶目标，根本没有冷静谋划或反思权衡的间隙。但是，一旦抓住目标物，猎狗就会懈怠、懒散，无所事事地来回溜达，此前的激情快速消退，拼劲荡然无存。这种“猎狗性格”又被韩国人称作“铝锅秉性”，热得快，冷得也很快。
与此类似，韩国大企业都曾经历快速崛起和突遇危机的悲喜苦乐，三星、现代、LG都有赶超欧美、日本巨头的雄心壮志，并为此推行大刀阔斧的变革、持之以恒的创新。可是在成为行业领导者之后，这些韩国企业就陷入了迷茫、混沌之中，仿佛被恶魔控制了方向，在万劫不复的深渊边缘摇摇欲坠。
时至今日，猎狗或铝锅式的秉性仍然是决定韩国企业成败生死的命门。这是一段需要沉淀、修炼的漫长路程。
大而不能倒
韩国学者林炳润曾指出：“财团就是韩国经济之全部的比喻，并非夸大其词。由于财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如此巨大，故可以说，没有对财团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的经济。”
林炳润所言非虚。《第一财经》2023年11月发布的文章《坐拥10家世界500强 控制韩国50%GDP！解密韩国四大财阀》指出，2022年，韩国GDP达到1.67万亿美元，其中95%的财富被财阀掌控，三星、现代、SK、LG四大财阀坐拥10家世界500强，几乎控制了韩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过去10年，韩国财阀的势力不仅没有因为改革而被削弱，反而愈加强大，财富集中度更高，垄断地位更强，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力更大。
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反托拉斯法”将总资产在4000亿韩元（约合5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集团统一划为财阀，在那个阶段韩国有43家财阀，共涉及672家企业。财阀在商业和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许多韩国人都以进入财阀大企业工作为人生最高理想。但是，正如美国电影《教父》所说：“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财阀主导型经济几乎可以与“政商勾结”“权贵资本”画等号，自1948年韩国成立以来，几乎历任韩国总统都深陷丑闻，甚至身败名裂，祸根就是财阀导致畸形政商关系的勾连和博弈。
韩国政经真可谓成也财阀、败也财阀。看似多党轮流执政，实则财阀当国。财阀对于韩国乃至全球商业的影响，很难以好坏优劣论定，它是在非常复杂的时代背景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独特企业形态。总结来看，韩国财阀模式具有以下五大特点。
第一，政商结盟。 欧美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南亚家族财团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垄断地位是通过市场手段并购、重组实现的，而韩国财阀是在政府扶持、政策干预的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家族财团与政府权力的联系超过全球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韩国政府实际上是大财阀的缔造者，“在韩国大企业中，政府是事实上的董事局主席，而商人只有一些董事席位”。
第二，家族集权。 财阀由家族控制核心企业，控股公司即最高司令部，以法人持股方式占有旗下企业，家族股份和子公司互相持股，实现所有权控制。尽管家族在财阀中的持股通常不超过10%，外部股东股权占50%以上，比如李氏家族占三星总股本不到2%，但通过庞大的交叉持股体系牢牢掌控了74家企业。而且，创始人家族成员几乎占据财阀公司2/3以上的总裁、经理和董事席位，这种对经营权的掌控依靠家族世袭而不断延续。
第三，多元化战略。 财阀经营领域涵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范围无所不包。例如，三星集团涉及航空、化工、纺织、保险、证券、电子、造船、建筑、钢铁、旅游、传媒等数十个行业，现代集团涉足汽车、造船、钢铁、航空、家具、化妆品、百货、金融、石化、铁路、建筑、保险等十几个产业。多元化既与自身能力半径扩大有关，更是各财阀之间竞争所驱动，与“第一主义”的精神激励分不开。
第四，集群化、规模化。 由于政府的鼓励、引导和扶持，财阀在扩张过程中规模日益庞大，形成一个个巨型产业集群，逐渐对韩国的资源、资金、市场形成高度垄断，每家财阀旗下公司数量都是数十家、上百家，三星在1999年子公司达到159家。要知道，韩国的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仅与中国浙江省相当。
第五，高负债经营。 财阀高速扩张，急剧膨胀，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资本来源主要靠借贷而不是利润积累或发行股票，这种转嫁风险的方式将政府、民众与财阀捆绑得更紧密，以确保“大而不倒”。1997年，韩国前30大财阀平均负债率达到521.5%，有些甚至将近4000%，金融危机发生后，大量企业破产，政府为此支出168万亿韩币救市，最终只收回87万亿韩币，民众发起“攒金运动”，捐献金银首饰价值达22亿美元。有评论犀利指出，财阀“将伴随企业的风险转嫁给政府和民众，而成功的时候又卷走其全部的利润”。
从积极因素看，这五大特点让韩国财阀具备快速崛起的资源优势和全球扩张的竞争实力，但弊端似乎更多：政商结盟滋生社会腐败；家族集权造成体系封闭；盲目扩张导致效率低下；规模庞大形成绝对垄断；“大而不倒”加剧金融风险。对于政府而言，这些问题都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几乎每位韩国总统上台时都意气风发地提出改革计划，对财阀顽疾痛心疾首，下决心刮骨疗毒，却总是黯然收场。因为随着反腐和改革的深入，他们无一例外会发现亲戚朋友都深陷其中，与财阀有纠缠不清的利益瓜葛。
可见，财阀当国，仍将是韩国政坛的潜规则。总统坐镇青瓦台，财阀掌控隐权力。
“小国大商”的启示
1961年，韩国人均收入只有82美元，被列为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一，到2022年达到3.599万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韩国只用了半个世纪，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表示，韩国发展的特色在于其走出了一条“压缩式发展道路”，并在短期内走上“价值链的高端”。这种“小国大商”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优势在于政府动用大量国家资源扶持几家大财阀，使其有足够多的资金和资源快速扩张，进入高端领域。与此同时，大量经济、社会、政治矛盾凸显，财阀成为当前韩国最大的隐忧。
已故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曾指出：“经济增长——特别是快速的经济增长——经常涉及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将引起不同产业重要性的巨大变化、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及产品的地缘配置的变化，并导致人们生活、工作方式和地点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经济增长意味着收入分配的巨大变革。此外，经济增长意味着快速的经济变革，经济变革必然引起社会混乱。明显的，不管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都将成为一种不稳定的力量。”经济增长意味着国家发展，也导致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和不稳定因素增多。
作为韩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财阀必然担当引起社会不稳定的罪魁祸首之恶名，可是，政府责任不能因此撇得一干二净。而且，这种政商关系在东南亚国家非常普遍，乔·史塔威尔在《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中披露了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超级富豪的发迹史，详细阐释豪门巨族如何依靠政府特权建立强大商业帝国。当然，这些问题都不足以让我们对财阀全盘否定。包括政商关系在内，从经营管理角度来看，韩国财阀对中国商业经营者、管理者至少有六点启示。
第一，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政府作用有限。伴随着财阀的成长，韩国政府以“有形之手”干预市场行为，不仅从外部以政策、行政手段调控、引导，还介入企业治理结构、产业方向、管控方式等各个方面，对财权、人权、事权皆有深浅不一的影响，直接造成政府与企业权责错位。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很普遍，大型国企也存在政企不分现象，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效率比规模更重要。 韩国政府以“高层建筑型”战略布局重点扶持“据点企业”，催生财阀膨胀、扩张，规模庞大，效率却不断下降。而且，大企业的发展通常以牺牲中小企业利益为代价，引发中小企业主和民众不满。中国企业追求规模的潮流日趋明显，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排行榜的数量逐年增长，但很多“500强”实际是“500大”，大而不强，企业要创新、转型，重在提升效率。
第三，多元化布局，专业化运营。 韩国财阀普遍采取多元化战略，产业繁多，关联度低，几乎80%的业务与核心领域无关，依然经营得风生水起，许多中国企业家前往韩国参观考察后内心膨胀，盲目模仿。企业应该专业化还是多元化，应该由“范围经济”决定，如果因为专业化而丧失必要的范围经济，就应该适当多元化；如果离开范围经济大举扩张，多元化就丧失了优势。应该围绕核心业务扩张，但是在人才、制造、管控、营销等各环节都要专业。
第四，借力资本，适度负债。 韩国财阀的融资方式主要是借贷，由各子公司互相担保或者政府担保，实际上银行对于负债企业的约束力很低，一旦破产、崩盘，对政府、企业、民众的信心都是打击、摧残，牵连甚广。中国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两个极端：一种不敢负债，以自有资金缓慢发展；另一种融资无门，不惜拆借高利贷维持。经营者的思维需要转变，政府在投融资方面的工作更需加大力度。
第五，家族控股，制度“接班”。 尽管韩国财阀的家族高度集权制度有诸多弊端，但这种管控模式仍然值得中国民营企业借鉴。西方管理文化的最大问题是缺乏主人翁精神，企业被资本市场、经理人的业绩、利润导向裹挟，从而淡化价值观，因此家族控股很重要。不过，家族企业应该遵循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实行股东、董事会、经营层三权分立，建立放权机制、培养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培养职业经理人，让制度“接班”。
第六，警惕政商结盟。 韩国财阀都有深不见底的强硬政府背景，因政商结盟形成特权而强大，比如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的父亲是韩国前总统李承晚的至交，大宇集团创始人金宇中的父亲是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恩师，现代集团的创始人郑周永与朴正熙私交甚笃，他们利用子女联姻、赞助选举等方式与政界结盟，关系盘根错节。可是，与韩国历任总统悲剧收场一样，大部分韩国财阀都难以善终，几乎所有人都遭受过政治打击。现代SK集团会长崔泰源被判刑，现代集团前会长郑梦宪自杀，金宇中逃亡，就连“经济总统”三星集团前会长李健熙也两度被判缓刑。政商结盟是一味甜美的毒药，服用需谨慎。客观来说，政商关系离不开，更靠不住。
读懂财阀，就是读懂韩国商业史、经济史和政商博弈史。作为近邻，韩国商业在很多方面可以作为中国企业的一面镜子，正衣冠、明得失，学习三星的“第一主义”，做到“大而不倒”，实现基业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