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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镇压“义和团”到它消亡的八年时间里，慈禧太后一直没有认识到，中国之所以遭受前所未有的屈辱，正是因为她制定的，或是她认可的政策。她也从来没有认识到，大清王朝已经被她推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她依旧被包围在一片谄媚和欺骗之中，让那些人为她这位老寡妇排遣孤独与悲哀。确实，慈禧太后天资聪明，拥有最高的权势和地位，然而毕竟见识受到局限，她对外面的世界懵懂无知，对面临的西方好战国家了解得很少。她在一生之中，一次次听到洋鬼子们的铁蹄声，却被迫一次次屈服于他们。她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不是说他们是蛮夷之邦，是白天潜伏晚上才出来活动的异类吗？
漫长的逃难耗费了“老佛爷”1900年的大部分时光，她经常不由自主地回想那早已过去的1860年。那一年，她与夫皇咸丰同样也被外国人驱赶，被迫离开北京逃往热河。两相对比，是何等相似。那一年，他们烧掉圆明园。眼下，他们是不是也要烧掉紫禁城和颐和园呢，外国人是否会将1860年的罪行再重复一次，烧毁她在颐和园里的漂亮新家？这可是她退养之地，现在一切都将不复存在。颐和园定然就像当年的圆明园一样，已经让外国人劫掠干净了，而无法带走的被付之一炬。接下来，外国人将回到他们那山石遍布的荒岛，而中国将再次平静下来，美好的生活又将慢慢开始。几个月的磨难在所难免，但所有这些很快会过去。她很清楚，那些外国人最终会乞求她回京重掌朝纲，虽然洋鬼子掠走珠宝、焚毁财物，将住所变成一片废墟，但崭新的宫殿将重建起来，金银财宝也将再次源源不断地积聚起来。这一切都不难办到，毕竟有四亿忠诚而顺从的臣民，随时准备着为她付出。随着蛮夷侵略者的马蹄声渐渐远去，她以前的生活将慢慢恢复。这不只是想象，一切都会变成现实。她要恢复所有昔日的生活，看戏、绘画、练字、写诗；还要去碧波荡漾的昆明湖上划船游览，当然必须有一群贵妇和太监簇拥着，她们是崇拜和忠诚于她的奴仆。
当然，“老佛爷”还需要劳神费力地处理很多事情，包括对那群不中用的奴才的处罚。必须要惩处的是那些王公大臣，他们被“拳匪”的把戏糊弄得团团转，提了不少愚蠢的建议，把他们的太后也拖入了拳乱的泥潭。可能应该杀几个人让外国人消消气，不过似乎这些不懂礼仪的洋鬼子对这套做法不大领情。朝廷有些新潮的大臣向往所谓的西方文明，诸如立宪、群众结社、改革教育制度等，满脑荒唐思想，还指望能靠这些拯救大清朝，不过接下来还是可以对他们做出一些本来不应该的让步。还得安抚那些外国传教士，他们带来了“瘟疫”；什么“耶稣”、“上帝”之类，完全是“异端邪说”，是万恶的源头，不过他们有蛮夷君主在背后撑腰，越发不把人放在眼里了。至于光绪皇帝嘛，又蠢又笨，还麻烦不断，尽干忘恩负义的事情，还是将他关进瀛台让他慢慢忏悔吧，他迟早会对“老佛爷”宽宏大量饶他一命而感恩戴德。
当时的中国经历了“色当惨败”
，“老佛爷”来到国家最为荒凉贫瘠之地，一天接一天地“巡狩”。那些地方实在偏远，连外国人都不愿意追上去。她每每想起这些痛苦的回忆，就意识到，是时候对某些事情做些改变了。她从1900年的逃亡中得到一些警醒，但直到死的那天可能都没有明白，清王朝实际上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了。国外，以孙中山为首领的革命党活动十分积极，对皇权的革命日渐逼近。但此时她在逃难途中，根本顾不了这些。不管是“老佛爷”还是其继任者，必须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努力，才能让王朝的威望和地位有所恢复。
“老佛爷”能否回京继续执掌政权，中国就此于1901年与列强进行艰苦卓绝的谈判，原因在于双方的立场太过悬殊，达成的结果不能得到彼此认可。最后，清朝统治集团里一些与“义和团”有关的官员分别受到不同的处理，如山西巡抚毓贤，因支持拳民盲目排外被判斩刑；刚毅等官员的命运也差不多，不是病死，就是自杀身亡；徐桐、启秀
等人罪责轻一点，被发配到新疆；诸如庄亲王、怡亲王和辅国公载澜等王公贵族，也都遭到流放，或受到其他处罚。载漪受到革职流放的惩处，他的那位皇储大儿子溥儁也就自然被废。中国还得支付一笔数额惊人的“庚子赔款”
，用于补偿列强在这次事变中受到的损失，以及各国军队侵略中国的开支。这件事说来话长
。我们也见到了，光绪的弟弟醇亲王载沣代表皇帝前往德国“赔罪”。对清王朝来说，这趟差使非常屈辱，而由醇亲王替代皇帝前往要好得多。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这个结果，光绪皇帝还算幸运，至少没被“老佛爷”废黜；但他又是不幸的，还得在帝位上浪费七年的光阴。
《辛丑条约》的谈判一波三折，主要的原因在于列强的谈判代表缺乏诚意，彼此间相互猜忌，另外他们对中国的政治背景和王朝的内部争斗缺乏足够重视。还有一个原因在俄国人，他们想要撇开其他列强，将东北分裂出去，因此想尽一切办法与清政府单独磋商边界问题
。1898年，居住东北的英国侨民就觉得，中国的东北已经全部被俄国占领，大清帝国不过是名义上的主权国家。因此，俄国在1901年只需要保住和进一步扩张既得利益。就像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所说，俄国打着“东三省昌盛”的旗号，干着吞并整个东北之事。
康有为密切地关注着国内局势，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前后发生的各种事件。他打心眼赞同对义和团的支持者如毓贤、载漪等人的严厉惩处，并且在开始着实高兴了一阵——列强曾经试图让慈禧将权力交还光绪皇帝，最终这个计划被列强放弃他感到十分失望。他心里非常清楚，必须让光绪皇帝归政，他才可能出山，重新回朝廷为开明而进取的皇帝担任忠实的顾问。但他最难以释怀的并非个人的安危和前程，而是皇帝的安危。在他看来，是他个人导致了光绪皇帝现在的悲惨处境。
1901年6月，西方列强抛出了一个条件，首先惩处义和团对外国宣战的支持者，以便与清廷达成和解。在拟定惩凶名单时，慈禧太后把自己排除在外。这个时期，康有为流亡于异国的槟榔屿，受到驻海峡殖民地的英国总督的保护。他写了一份关于“惩凶”的备忘录，还翻译成英文，给几位朋友传阅。康有为在文中强烈批评列强没有对慈禧太后做出处罚，而她才是支持“义和团”的罪魁祸首，并且他强烈希望列强重视光绪皇帝和他付出的相关努力。我没看见备忘录的原件，手上的英译本倒是有康有为的署名。据我掌握的情况，这份文件从来没有发表，我也不想罗列它的大致内容。这份文件一共28页，其中有23页在言辞激烈地指责荣禄，说他是“罪魁祸首”；剩下的5页针对慈禧太后和李莲英（她的亲信太监），用词也是异常严厉。
这份文件倒是很有意思，在我看来，没发表的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康有为。我在几年后曾就这个问题向康有为请教，他的回答是，后来他发现文件里有关荣禄的评价有失公允。不消说，因为1898年的“戊戌政变”，康有为对荣禄产生了强烈的偏见。他之所以改变了对荣禄的看法，主要原因是后者的女儿后来嫁给了醇亲王载沣，载沣的儿子宣统皇帝溥仪继承的是光绪皇位。晚年的康有为，像尊重光绪一样尊重末代皇帝溥仪。因此，他放弃对荣禄的攻击，只因为宣统皇帝有荣禄的血脉。
康有为在那份备忘录中认为，荣禄在“义和团”事件中罪责重大，理应受到惩办。后来，他曾经对朋友们坦承，他在评价荣禄时犯了错误。不过，他犯这样的错误不足为奇，因为八国联军和驻北京的外国使馆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由于荣禄曾经指挥部队和拳民围攻使馆区，便以为荣禄是义和团的主要支持者。而当荣禄奉慈禧之命与庆亲王奕劻、李鸿章等参与谈判《辛丑条约》时，遭到列强的一致反对，甚至根本不承认他的谈判代表资格。但后来披露的事实正好相反，恰恰是荣禄向慈禧太后建议，不可对外国宣战和攻击使馆区，不得杀害国内的外国人。现在我们搞清楚了，荣禄一度是朝中端郡王载漪等“义和团”支持派的最主要的对手，因此差点被免去官职，甚至丢掉性命。如果不是荣禄拒绝将重炮队和其他武器借给拳民，几个小时过去，那几个使馆早就被轰成一片废墟了
。义和团运动落下帷幕，就连慈禧也认为，荣禄的建议十分明智，自己却没有采纳，以至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留下一辈子的遗憾。荣禄于1903年去世，慈禧太后称其为大清王朝最忠心的柱石之臣。为了报答他对朝廷的忠诚，她将他的女儿许配给载沣作为福晋，将他们生下的儿子过继给光绪皇帝并扶上王位。
1900年后，慈禧太后全力推出各方面的改革，有社会的、教育的、财政的，还包括军事领域的，这自然少不了荣禄的督促。她想走上改革之路，但为时已晚，各方面的措施很难满足激进派的需求。革命党越来越壮大，他们与朝廷的矛盾也越来越不可调和。外国人则对慈禧太后的改革举措十分乐观。然而，她的改革有点走过场的味道（毕竟不久前还极力反对，现在却又推行改革，实在异常尴尬），遭到反朝廷和皇室的势力的无情嘲讽。慈禧太后的改革反映在她回京城后连续颁布的一系列“新政”上，比如允许满汉通婚。朝廷推出此类法令新规是希望消除满汉之间的壁垒，但是汹涌澎湃的反满浪潮势不可当。1905年，北京火车站，朝廷委派的出国宪政考察团整装待发，炸弹忽然袭来，团长镇国公载泽与另一位代表绍英受伤。人们也都对慈禧太后是否真心实行宪政表示怀疑，打消了她借立宪之名缓和革命的计划
。当年，朝廷颁布专门法令，要求各省督府官员对奉行“排满学说”的革命团体进行镇压，但并未收到什么效果。
1907年，朝廷首设东三省，徐世昌被任命为第一任总督。这个举措非同寻常，它将朝廷的意图表露无遗，那就是尽量不让东北三省与全国其他地区隔离起来。东三省，是清王朝奠定基业之地，以前担任管理的军政长官从来都是皇帝的亲信将军。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建立于1644年的“中华帝国”，实际上只是东三省帝国。这一点正好成了辛亥革命的领导们在1911年倡议国民反满的一个重要理由。革命党宣扬：满族是异族、好战分子，没有权力统治汉人。不可否认的是，东三省作为大清帝国的基地，在今日满族统治下的中国，其特殊地位不言而喻。东三省首设总督后，第一次与其他省区一样成为平等的行政区划，汉人向此地移民的限制也取消了。
值得注意的是，朝廷在东三省开始行政改制，目的不在于降低此地的特殊地位，而是想借此强调满汉平等。还需要注意一点，这次行政改制之前日俄战争刚结束。俄国在战争中失败，只得让出辽东半岛和东三省南部，但它单方面将一些地区的控制权转让给日本。前文提到，英国侨民早在1898年就说过，东北三省名义上是中国的但实际上已被俄国人控制。1900年后，俄国对东三省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一位中国历史学家对此发出这样的感慨：东三省已经完全被俄国占领了。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的领土上发动战争，日本在战争结束后将东三省交还清政府，只接纳俄国在这里的部分特权。实际上，“中国政府”这个提法是不确切的，毕竟官方语言没有“中国”的说法，而是叫“大清国”。满族君主在入关之前就在使用“大清”这个名字，在占领中国其他的广大地区后继续沿用，东北三省也就变成中国面积最大、地位最重要的部分。就这样陈陈相因，“大清国”也就变成了正式的国名，而中国人反而不称呼“中华帝国”，也没有“中国皇帝”的说法。后面两种称呼与大清律例不符，朝廷只用于与西方国家的外事活动。瞧，这种称呼内外有别，像不像一个谜团啊
。
尽管首任总督是汉人，但在朝廷的眼里，东北三省依然是大清国的特殊组成部分。因此，徐世昌离任后，清廷安排锡良继任。锡良是蒙古族人，此前曾担任热河都统，而热河地区地位特殊，一直由皇帝直接控制。自此至1911年，亦即宣统末年，东三省总督一直由锡良担任，继任者为赵尔巽，他出身于汉军正蓝旗，基本上被看作满人。
1907年，朝廷再次委派汪大燮（后来担任过中国驻英公使）组成代表团，前往欧洲考察宪政。这一年，孙中山和黄兴在广西起义，但不久被朝廷镇压，前者被迫远走海外。同年，朝廷首次下令禁止学生干预政治，但同样没什么效果。一直到辛亥革命结束之后八年，也就是1919年，学生运动都是中国的一项重要的革命活动。
1908年，“老佛爷”和光绪皇帝先后去世。这对中国的改革历程非常重要，当然我并非由于特别看重相关改革举措才这么说。实际上，清王朝依靠政治、教育以及在其他领域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苟延残喘，并在其消亡之前收到了一些应有的效果
。后来事实证明，这些改革多少还是有成功的地方。
光绪皇帝没有子女，依照中国旧例，不能在兄弟或者同辈中选择继承人，因此需要在侄子辈里挑选。虽然继位同治帝的光绪皇帝没有按照这一惯例，但老规矩依然在那里摆着。光绪皇帝这一辈里，醇亲王载沣年龄最大。他曾于1901年前往德国替代光绪皇帝赔罪，原因是克林德男爵（时任德国驻华公使）死于义和团运动。前文已经介绍了，可能为对他完成任务表示感谢，慈禧太后将荣禄的女儿赐婚给他，并承诺让他们的儿子继承皇位。
载沣的福晋很争气，于1906年2月生下儿子溥仪。就在光绪皇帝将要去世之时，慈禧太后颁下懿旨，让溥仪进宫。就这样，两岁多的溥仪便从北府（醇亲王府）搬到了紫禁城，直到1924年1月都一直生活在这里。光绪皇帝留有遗诏，大概意思是，他遵从皇太后的意见，让年纪尚小的溥仪继承皇位。溥仪就这样当上了皇帝，而光绪皇帝到底知不知道皇位的继承人是谁则值得怀疑。并且，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光绪皇帝根本就没见过这份遗诏，当然也不会知道上面写的什么。溥仪继位，光绪的皇后（慈禧的内侄女）就变成了隆裕太后，不过她本人后来才知道此事。慈禧由太后升格为太皇太后，本来就够长的头衔前面又多了一长串显贵的尊号。这一切都是严格按照清王朝的祖制和规矩来办的。小皇帝的父亲载沣担任摄政王，看起来这是顺理成章的。小皇帝还不满三岁，需到成年时才能亲政，这期间得有一位辅助的摄政王，理所当然是他的生父了。并且载沣是先皇的亲弟弟，在一应皇室亲王里品秩最高。这项任命是“老佛爷”下的，其他皇室成员都表示同意，当然他们也不敢不同意，不然就是忤逆，会受到不与赦免的惩罚。但是，这个任命让慈禧太后犯下毕生最后也是最无法挽回的错误。我认为，这个错误对清王朝乃至整个中国，都是非常大的不幸。皇位正面临巨大危险，但慈禧太后对此毫无所知，她也不清楚在这个王朝最危急存亡的关头，选择具备超凡才干的摄政王是多么重要。可能她缺乏足够的时间，没有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认真考虑，也未对醇亲王进行全面的考察。也有可能她的智力和政治能力已经衰退得超乎想象。但有一点她不该忽视，那就是醇亲王资历和阅历不够，根本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船长，指引清王朝这艘航船躲过风浪的肆虐。
载沣的任命刚一证实，舆论哗然，朝野一片反对。在反对者看来，这位摄政王根本不具备完成眼前艰巨任务的才能，这意味着王朝即将灭亡。当时甚至流行一种传言：“清朝始于摄政，必将亡于摄政。”清朝的第一任摄政王是伟大的多尔衮，满族首位统治全国的顺治帝是他的亲侄子。而后来这一位，则让我想起一句名言“天生的庸才，最终还是庸才。”说这话的人来自苏格兰——詹姆斯五世的这句临终之言，用来评价载沣也许显得有些刻薄。
有足够的原因表明，袁世凯肯定是极力反对溥仪当皇帝的人之一。因为这样一来，载沣的权势大增，将会严重影响他的仕途。袁世凯物色的继位者是贝子溥伦，即道光皇帝孙子辈里最年长者。他的目的很明确，一旦拥戴溥伦成功上位，自己的官位利益将毫发无损，还可能得到相应的提升。
醇亲王素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报复心不重，为人处事值得信赖，很容易受人亲近。他痴迷戏曲，不热衷国际国内的重大政治事务。在满族王爷里，只有他与载洵精通“国语”（满语）。他以善为本，试图取悦所有人，却没人买账。他办事拖拖拉拉，不想承担责任，也不愿意揽事情，缺少旺盛的精力和强大的意志力，无论生理还是心理都少了一些激情。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他会手足无措，没有自己的主见，犹豫不决之时又容易轻信他人。在摄政期间，他受身边溜须拍马之人的影响，经常改变主意，以致做出错误的决定。通过几年很密切的接触，我对他有所了解，也印证了他胞弟载涛对他的评价：“他处理事情一点也不果断，人人都说他很忠厚，换句话说就是不堪大用。他的优点在于生活有规律，能小心谨慎地办理差事。他能做好一个太平时期的王爷，但如果要行使国家政权，处理重大事件，实在是难以胜任。”一旦面对两个方案的选择，醇亲王就会感到无所适从，他可能忽而赞同这个，忽而赞同另外一个。
1908年之后，特别在隆裕太后去世后，醇亲王不再畏首畏尾，而是滋生出一种虚荣心。这种心理说来古怪，似乎来自他对血统的得意，借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那是一种低层次的变态心理。那段时间，他疏于朝政，对身上的不足、身为统治者及政治家面临的责难和轻慢视而不见。他陶醉在自我的世界里，几乎不知道该干什么；而实际上，他是借此驱走隐藏在心底的自卑和阴霾。他对丧权辱君的责任感到万分羞愧，承担着极度愧疚的心理压力，竭尽全力地试图摆脱这种心境。如果让皇室其他成员履行他的职位也很不容易，人们也不会轻易理解。然而，即便儿子当上皇帝，他并不是非要摄政不可。“老佛爷”的手里还有其他牌可打，假如她选择另一种方式，清王朝有可能延续下去，而中国也可能避免十多年的混乱和内战。设想一下，她不让任何皇室成员摄政，而是成立一个摄政委员会。委员会要具有相当高的可行性，得选取五位最具才干、最为开明的大臣，包括两名非皇室成员的满人、三名汉人。汉人委员超过满人，可以迎合汉人看不惯满人的心理，减少孙中山等人的反满理由，也就实在地表明了态度——朝廷在真心消除满汉间的壁垒。如果委员会开始运作，还可以消除“爱新觉罗家天下”的不当说法，表明皇室不过是国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朝廷不是为一个家族服务，也不止为赢得这个家族的好感，而是为了整个中国的人民。
要成立这个摄政委员会是一件艰巨的任务，但事在人为。虽然反对派和顽固派的力量依然强大，但眼下的形势已经不是庚子年以前，他们无法再形成强大的反改革势力了。人们已经明目张胆地抱怨改革姗姗来迟，谈论的时政话题是要么实行现代化，要么亡国。当时朝中有很多优秀的官员和政治家，他们颇具才干、非常爱国并且态度开明，比如徐世昌、赵尔巽、曾力主变法的岑春煊、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等，都非常适合加入摄政委员会。另外，对皇权忠心耿耿的康有为算一个。还可以将袁世凯吸纳进来，既可以让他的野心得到满足，还能让皇权得到强有力的拱卫。如果这个委员会当真运作起来，委员们对小皇帝不胜感激，将责无旁贷地为振兴王朝和护卫幼主而努力。另外需要做的是，废除太监制，狠杀侵蚀官僚队伍的贪腐之风，解散皇室的管理机构内务府。对小皇帝的教育也是摄政委员会的职责之一，所选的帝师不能顽固保守，也不能钻牛角尖；既不一味地追求西方文明，也不能排斥，要能够将中国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优点兼收并蓄。帝师应该采取启发式教育，对幼主要以东西方的艺术去熏陶、以科学去教育，要让他成为现代化的、宪政体制的国君。
如果真能这样，宣统将不再是清王朝衰亡的预兆，而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标志，对他自己和全国人民而言，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时代即将开启。然而，所有这些都是虚幻。中国迎来的不是摄政委员会，而是一位摄政的醇亲王。唯一的结果只能如下文所讲，革命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