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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的内容实在太简单，“皇宫”到底出了什么大事，北京城的百姓都不知道，但他们很快猜到，当朝皇上正遭遇生死攸关的危险，并且不是因为疾病。
部分中国人轻易相信谣言，很快传出一段离谱的情节：皇帝得知“老佛爷”从十一公里外的颐和园赶赴紫禁城的消息，担心遭到报复，连忙化妆逃进英国公使馆请求庇护。如果就此打住，也还说得过去，并且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接下来的故事越来越荒诞——最终，皇帝被英国公使拒绝，还被赶回宫内接受审判和监禁。这事绝对不可能发生，但即便发生了，也就是说皇帝真的被英国公使馆阻止，但京城还有其他外国使馆，皇帝完全可以再次求助，总不可能任何国家都拒绝
。
有一种情况倒是真有可能，皇帝本来做好逃跑的准备，却受到宫内太监的阻止。后来，我从太监那里得到了一些更接近真相的情况。紫禁城里共有三千名太监和勤杂人员，他们或者害怕皇太后的权势，或者因为改革举措损害了私利；这两方面都触及私人利益，他们很自然地怨恨皇帝而拥护顽固保守派。维新运动一旦成功，必将在宫里宫外引发一场巨变，庇护他们的旧的、腐朽的制度会彻底改变，这对他们来说必然是灾难性的，因此他们只能拥护皇太后而不可能维护皇上。
光绪皇帝虽然已经身陷囹圄，却依然惦记着朋友们的安危。他没有能力救助那些维新人士，但还是想办法送信提醒康有为。重回朝廷的皇太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捕全国的维新派领导人。康有为和梁启超得以顺利逃脱，后者是康有为的弟子，后来成为有名的学者。康有为逃到香港不久，便得到国内传来的不幸消息——几位维新变法的同人和支持者被杀，其中就有他的弟弟康广仁。
保守派和顽固派取得全面胜利。除康有为、梁启超侥幸脱逃，所有重要的维新运动首领无一幸免。其中遭到最严厉惩处的是御史徐致靖，判处“绞监候”，罪名只有一个——向皇帝推荐了康有为。湖南巡抚陈宝箴算运气好，只受到革职处罚。御史宋伯鲁受到顶格的革职处罚，再不能被朝廷录用。翁同龢已经被革职，本来应该领受极刑，朝廷可能担心他资历和身份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反对，才予以从轻发落。不过，他被剥夺所有职务和官衔，言行举止受到居住地政府的严密监视，不久便郁郁而终。至于这位饱经激荡之风云的帝师能被人们认可和纪念，已经是太后和她关押的皇帝都辞世之后的事了。1909年，宣统皇帝刚登上皇位，便下诏平反翁同龢，追谥“文恭”，也就是恭顺的学者。
一大批人被野蛮地杀害，其中有六位政治殉道者，应深深镌刻在中国历史的丰碑上。这六人分别是：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杨深秀、林旭、康广仁。刑部行刑之前曾经斗胆上奏，恳请设立特别法庭进行审讯，但没被准许，得到的只是“老佛爷”冷酷无情的简单批示：“无须审判，斩立决。”
光绪皇帝没被杀害，这并非因为他人的怜悯。其实，如果皇帝能与六君子一样有机会就义，正好可以免除十年艰难的牢狱。曾经，京城到处都是皇帝就要驾崩的传闻。在中国，有一种情况会显示皇帝病危：朝廷颁布诏令，通知全国名医，自带药具和药物，赶紧到皇宫为皇帝治病。各地的地方官赶紧执行命令，将最优秀的医生送往京城，人们便会暗地揣测皇帝即将“龙驭归天”。不过当时还有一条消息印证了这一传闻——朝廷已经在皇室成员里物色皇帝继承者，因为皇帝没有子嗣。
国人都不相信皇帝得了重病。虽然没有大臣敢建议对皇帝解除关押，恢复帝位，但是，这种架空皇帝的举动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已经遭到部分“中立”官员的抗议，并且言辞激烈。比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就曾经为此向直隶总督荣禄写过措辞严厉的书信。更多的来自全国的抗议书像雪片一样飞到京城，有的抗议书里甚至夹杂着恐吓。不少抗议者要么是外国控制下的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要么是海外侨胞。徐元善是上海抗议活动的头目之一，但不久就遭到通缉，随时都可能遭到绑架。为了避免遭到朝廷的惩罚，他逃到澳门避难，此处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康有为在这期间并未置身事外，而是组织海外华侨举行反对废除光绪皇帝的活动。他成立了保皇党，将支部设往有华商和华侨居住的国家。这些人不害怕朝廷的打击报复，对朝廷发动舆论攻击让其不得安宁，以致慈禧及其党羽最终不得不妥协。他们依然保留立储方案，废黜或杀害光绪皇帝的计划却只能搁置起来。
这一切，却没有让光绪皇帝获得一点轻松和快乐。那以后，他一直备受侮辱和痛苦，人格受到践踏，心理时刻处在崩溃的边缘。他太可怜了，活死人一般度过人生最难熬的十年。他一度不遗余力地想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国家和人民，最终自讨苦吃而被反对派打败。袁世凯背叛了他，再未帮助他一下，哪怕将对他的看管稍微放松一点。直到如今，中国依然被民族主义挟裹，从未大度地给光绪皇帝应有的尊敬和纪念。
慈禧太后在1898年再次摄政时已六十有四，却依然精力充沛、头脑灵活。而光绪皇帝，她的囚徒，不过二十八岁。她的余生，在紫禁城和她最喜欢的颐和园之间奔波。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她总会带上这位“囚徒”随行。就这样，皇太后就像打胜仗的英雄一样从一个宫殿来到另一个宫殿，而皇帝囚徒自然是从一个牢狱陷入另一个牢狱，旅程满是凄凉。在颐和园，他的囚室是玉澜堂。碧玉一般的波浪轻轻拍打围墙，但是他听不见，也看不到。在紫禁城，囚禁他的那个小岛叫瀛台，就在西墙边“三海”里最靠南边的那个“海”（湖）中。瀛台是瀛洲的别名，在中国古代神话里是东方的神岛或仙境的代称。民国之初，“三海”连同紫禁城一并移交给总统。我受到民国总统的邀请，可以经常去岛上参观这处囚禁可怜皇帝的小屋，也就是这处小“仙境”见证了皇帝的离世。我曾经对几位共和派的朋友建议，应将这座囚室永远地保存下来，让中国人民永久纪念，凭吊悲惨而孤独的皇帝。
只过了几个月，慈禧太后就觉得自己的位置已经坐稳，又开始启动早就着手的立储计划。她圈定的人选是溥儁。此人的父亲端郡王载漪，忠于皇太后，在很多方面与她相似，比如对一切外国人及改革者都持怀疑和憎恨态度，同样的顽固保守、糊涂无知、反对维新变法。溥儁被立为储君之后，就不允许去思想自由的学堂念书，而由慈禧太后亲自看护，安排来的老师是崇绮、徐桐
这两位忠实的顽固派。
得知储位的人选后，外界关于皇上“病危”的谣传越来越厉害。但皇太后这次很聪明，在皇帝病情没有再次恶化之前绝不声张。她不愿再惹得天怒人怨。
此时，在紫禁城外面的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连串令人震惊的事件，慈禧与满族王公大臣不得不因此放下宫廷里的问题，将目光投注到另一个新的方向。
“义和团”运动，以及“拳民”围攻外国领事馆等，不在我的讨论范围，这里只做一些解释，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已经为中国现代史学者耳熟能详的事件的详情。
人们通常认为“义和团”的开始阶段是将矛头指向清王朝的统治，只在后期才“明智地将拳头对准外国人”。此类说法被长期反复提及，却并非全对。事实上，这场运动刚开始就表现出大量的排外和反教（基督教）行动。对此，罗伯特·赫德
爵士做出了非常中肯的评价：“拳民受到一种爱国激情的鼓动——它蒙昧无知却确实存在
”。这场运动爆发于山东省，并不是一起偶然事件。德国人一直占领胶州地区及几大港口，但因为在管理上处置不当并多次犯错，导致了一连串极端事件的发生。通过这些事件，山东人民进一步认识到，正是因为外国人不当的统治，才让他们的生活如此悲惨而痛苦。国家的屈辱源于朝廷腐败软弱、管理不当和军队无力，对中国的衰败现状，满清王朝难辞其咎。大批老百姓未受过教育，对这些只有肤浅的了解，但他们对一点却看得很明白（前提是他们真能睁眼看世界）——国家遭受这么多苦难，最终都是“洋鬼子们”一手策划的。那么，如果要挽救中国，必须彻彻底底将“洋鬼子们”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清除干净，让那些奇异而不受待见的宗教滚蛋，根除他们那令人讨厌的优越感。
设想一下，“义和团”运动出现得稍晚一些，拳民们或许可以学习一些希特勒的理论与实践，这样他们的盲目排外就有了合理的理由——相当于今天德国的反犹太主义理论。义和团运动因为拳民的蒙昧无知而混乱不堪，但是今天，拳民的后继者们不一样了。他们的经验更为丰富，现代欧洲有两样东西吸引着他们热切的目光，一是法西斯主义，一是希特勒民族主义。今天不少欧洲国家奉行一个论调：“为保证国家干净而清除外来污染”，正确与否不管，但至少对国情毫不相同的东方国家很难适用。不过，中国人认为，既然德国人可以无条件地保持“日耳曼”政治体制的纯洁性，他们也有权利驱逐外来者（包括欧洲的、亚洲的）的侵略。这一点无人能够驳斥。如果他们有因为这个而获得某种权力的打算，人们也没有任何立场可以非难。中国的文人及鼓动者们已经开始声索失去的领土，还有取消外国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等。他们的有些口号，或多或少援用了希特勒德国代言人的一些言论。
中国人民一旦对现实普遍产生愤怒和对立情绪，就可能会与那些地下势力联合起来（其原因十分浅显），清王朝自十七世纪建立政权以来一直受到这些势力的威胁，而为了转移这种威胁，朝廷便打算对这种排外的本能和冲动加以鼓励和利用。先后有两件事让人想不通，其一是朝廷准许光绪皇帝推行改革，其二是朝廷与义和团实现联合。可以肯定的是，假如不是更加愚昧和迷信的朝廷在背后唆使和鼓动，义和团运动的命运将会与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和暴动一样，被迅速而轻松地镇压。不管是荣禄还是袁世凯，对几千名装备弓箭等落后武器的农民，其手下的军队还是能轻松应付的。随后，董福祥部得到朝廷许可，与一些其他“同情”义和团的军队加入进来，义和拳民就变成了破坏力极强的暴民。
对此，一位美国作家说：显而易见，朝廷的当权者“暗地支持，这些人被称为爱国者，被视为今后驱逐外国人的坚强的同盟军
”。然而，中国和朝廷都非常不走运，在1899年“义和团”运动开始时，山东的巡抚是毓贤。毓贤是满人，愚昧自大的天性使其采取狂热地支持“义和团”的政策；并且，这一政策以极大的优势压倒光绪皇帝的维新举措。就如何处理义和团，他向慈禧太后提交了一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朝廷对义和团的支持。另一位美国作家当时正住在北京，对此事有更清晰的认识：“在他（毓贤）看来，‘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是情理之中的事
”。毓贤的确力所能及地为义和团做了很多事情，因此受到拳民的尊敬，被视为他们的恩人和庇护神，甚至差不多当成神灵崇拜。
开始阶段，义和拳民被视为白莲教的余党（可能真是这样），而后者多次举行暴动、成为王朝的祸患，因此朝廷严令镇压，全靠毓贤及时出手解救。1897年，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德国因此直接派兵侵占了胶州地区。事后外国使馆对清廷施压，毓贤因未能在任上保护外国人的人身安全，被撤掉巡抚之职，这让他的排外情绪越发高涨。虽然毓贤在外国公使馆的干预下被撤职，但朝廷依然重用他，不久将其调任山西巡抚。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之际，毓贤在太原府无情而残忍地屠杀外国传教士，一度臭名昭著。毓贤因为义和团的排外而深深同情拳民，他在奏章里这样阐述：拳民都是正义之士，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足以依靠他们赶走外国侵略者从而拯救国家……拳民的强大力量令人惊叹不已，完全可以用于对外战争。对他们采取镇压无疑是错误的、灾难性的，“如自斩臂膀也”。
在今天，回顾义和团势力是怎样被允许在京城蔓延的悲壮历史，以及广大百姓是如何接受拳民刀枪不入的传说和非凡的魔力，已经毫无意义。满清王公大臣最先相信这些神话，如愚昧凶残的刚毅、载漪等，最后慈禧也相信了。而继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等大臣，通过一番分析衡量，直接说义和团那些“刀枪不入”说法是骗人的把戏。然而，朝廷内部正弥漫着一种“宁可信其有”的气氛，反而怀疑朝中的一些恳求和警告，并选择性失聪；而发出这些警告的不乏封疆大吏和肱股之臣，包括开明而极具影响力的荣禄等。
义和团运动围攻使馆的惨烈行动始于1900年6月28日，结束于8月14日。开始是因为德国公使与一位日本使馆的书记官被杀，结束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
慈禧太后自知罪孽深重，哪敢留在北京等待胜利进城的“洋鬼子”。如果留下，她将要或唯一能采取的行动是做出一副爱国和高贵的姿态，答应向曾被她野蛮对待的人民做出一些牺牲，交还属于皇帝的权力，并相信皇帝具有慈心和“孝心”，以免除本应对她所犯罪行和错误的惩罚。她很清楚，皇帝是不害怕外国军队的。但她绝对无法接受这位僭越和反叛的晚辈看她的笑话，更无法接受放任外国人的占领和掠夺。她的内心充满愤怒和嫉妒，决定带上皇帝一起出逃——假如毁灭降临，她要让皇帝一起承受这个痛苦。
光绪皇帝请求留下来，但丝毫没有用。面对无情的慈禧太后，珍妃双膝跪下，乞求她不要带走皇帝。珍妃深得皇帝宠爱，知道皇帝想留下来，面见八国联军的司令官。此刻，大清王朝命悬一线，唯有她，能帮助皇上向这位决定他们生死的独裁者可怜巴巴地乞求！比时，紫禁城北神武门外，正隐藏着一辆不起眼儿的农家马车，它将载上皇室成员逃离京城。如果不赶紧行动，洋鬼子们指不定什么时候出现在面前。据说，皇太后对珍妃的请求只字不答，只勃然大怒地对太监下令，让他们将满脸泪水的珍妃扔进水井。
我曾不止一次地从宫内太监那里得到另外的说法，他们总是很谨慎地强调，那些都是谣传，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参与此事，并且根本不在现场（从来没有人承认自己参与或看见此事）。按照这样的说法，皇太后当时有这样的答复，“我们全部都会留下来的。但我们不能落在红毛鬼子手里，那将有辱国体。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必须死，而这并不难。你先走一步，我会紧随其后”。皇太后话音刚落，太监们便抓住珍妃，将其独自留在井中。
这口井的位置在紫禁城东部，我相信1900年以后再也无人用它。它前面就是宁寿宫，1889年后慈禧在那里主政。我经常陪同宣统皇帝经过这里，我们在井边坐下来，谈起他出生前五年多时发生的惨剧，这是另一个满族孤魂可能永远不会消散的地方。如果将来有人为了纪念光绪皇帝而在瀛台或玉澜堂摆上一个神龛，也应该记得再立一个佛龛来纪念他的妃子。
经过几个月的逃亡，慈禧太后回到京城。接下来，她撤回以前发布的、所有排外和支持义和团的命令。珍妃被她追封为皇贵妃，谥号恪顺。当时还流传这样的一个说法：当慈禧等人都走了之后，珍妃发现自己被意外地遗留了下来，在极端失望和害怕之中投井自杀
。毋庸置疑，这种说法并非为悼念和抚慰珍妃的亡灵，而只为让皇太后免除谋杀的罪责。
但是，她能否真的心安理得地度过在宁寿宫的岁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