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维新运动的瓦解

“百日维新”运动草草收场了，这个课题虽然从未得到所有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学史的西方学者的充分注意，但为了找到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们完全有必要对它展开一些初步探索。为此，我会涉及一些与中国伦理和制度有关的理论，这无可避免，也可能正是这些理论让皇太后的政治反击取得胜利；在这些反击中，她是名义或者实际的领导。

慈禧太后是咸丰皇帝（1851—1861年）的遗孀，儿子是同治皇帝（1862—1874年）。她长时间掌握朝廷大权，至少从光绪皇帝登基的1875年到1889年。她居住的宫殿在紫禁城西部，便被叫作“西太后”；相应地，咸丰皇帝的正宫皇后“东太后”居住在紫禁城东部，但她早于慈禧太后去世。后来，慈禧太后也被叫作“老佛爷”“老祖宗”。

即便中国从未给女人授予摄政王的头衔，但从1875年到1888年，清王朝实际上由慈禧太后摄政。在处理国家政务的时候，摄政的皇后或皇太后通常隐在一道珠帘后面，叫作“垂帘听政”。这个词在唐高宗（650—683年）时首次出现，一直沿用到今天。皇帝到了一定年龄，长大成人，“女摄政”将放弃摄政，这叫“归政”或“撤帘”。宋代（公元10—13世纪）曾有两位太后垂帘听政，发挥的作用与西太后差不多。

朝廷于1888年颁发了重要的诏令，共有两条。其一，告知天下皇帝即将大婚。按照中国习俗，这意味着皇帝快要成年。其二，宣布太后于次年二月归政，皇帝将获得王朝的统治权。这一年，朝廷宣布颐和园即将竣工。颐和园被称为新夏宫，宫里人都明白，它是慈禧太后归政后安度晚年的地方。

光绪皇帝的婚期定在1889年初，届时他十九岁。随后，有一个“亲政”仪式，为他行使国家职责与权力而举行。他的皇后（即隆裕皇后）是桂祥的女儿，而桂祥是慈禧太后的弟弟，这个联姻的意图很明显，慈禧希望增强自己及叶赫那拉家族在朝廷的地位和影响。

同时，皇帝还要娶几位妃子，这是惯例。妃子里有一对亲姐妹：瑾妃是姐姐，十五岁，1924年去世，谥号端康；珍妃是妹妹，才十三岁，她于二十五岁时惨死宫中。对此后文会有叙述。

慈禧结束第二次摄政 ，看起来是心甘情愿地归还了朝政大权。这一行为符合祖制，没有人赞誉也无人质疑。当时，她已经五十四岁，遵循宫内旧规，从西宫搬到也位于紫禁城中的宁寿宫。这一举动，表明她承认新秩序，也意味着她退出政治舞台，将全部朝政大权交给皇帝。这些朝廷众人都非常理解，也是严格按照旧例来办的。如1795年，乾隆皇帝执政六十年后禅位，也曾易宫而居。相隔九十四年，慈禧太后选中的宫殿恰好是当年乾隆皇帝（他的庙号为“高宗”）选中的，二者的目的也一样。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君主之一，这座宫殿也因为这位最后的居住者而闻名于世 。也就是说，慈禧太后选择此宫，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种归政只停留在名义上，因此无论乾隆还是慈禧，其威严和尊贵丝毫无损，甚至权力都没有任何削弱。这一事实与我们眼下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那些对中国王朝的成例和形式不了解的人们应特别注意。

对1795年乾隆禅位和1872年、1889年慈禧“归政”的行为，用“让位”和“退休”来形容并不合适，这会给西方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1795年，过完在位六十周年庆典之后，乾隆皇帝向儿子“禅位”，改称太上皇帝，让继任者在其生前登上皇位。但实际上，“禅位”之后的乾隆，无论在宫中还是整个国家，都比“禅位”前更加威严而显赫。这种尊崇的地位并不只来自那个名誉称号，而是由于他无须再像皇帝那样处理日常政务，却仍对全部重要国事具有最后的决定权。如果愿意，他可以推翻继任者的诏令，或搁置不理。无疑，如果一位太上皇厌倦了皇帝的职责与排场，或者专注于养身延寿，会很乐意让继任者掌握皇帝的权力。在臣子眼里，他仍然是尊敬的国家领导者，具有最高的权威。在发布所有诏令时，他的名字甚至要排在皇帝前面，这只是可以列举的事例之一。就像读者所看到的，他活着的时候，哪怕皇帝也要以跪拜之礼对待。

眼下，虽然慈禧太后在归政后不能拥有像乾隆太上皇帝一样崇高而威严的地位，但从理论和实际上来讲，她的地位依然比皇帝更为尊贵。对“老佛爷”来说，这种荣耀完全符合规矩，而且与她在皇室宗谱中的地位相符。即便她并没有两次摄政，她也将位列光绪皇帝前面，因为她是先皇之母，并且辈分更高。同样众所周知，假如皇帝先她而去，继任者就比她低两辈，她就可以得到更高的称谓——太皇太后。本书后面将会提到，光绪皇帝于1908年驾崩，接下来的短暂时间里，她成了太皇太后，最终以这个名义埋葬并载入王朝的历史。

因此，用“dowager（未亡人）”表达中文里的“太”字是不大准确的，事实上在英语里还找不到一个词能与之对应。的确如此不幸。就像皇太后被叫作“老佛爷”一样，不过是为了让人们相信，作为一名女人，她一定具有超凡能量和坚韧性格 。不然的话，人们肯定会问，就这么一个“未亡人”，是怎么变成王朝中最有权势的人物的呢？提问者可能并不知道，不但皇太后甚至先皇帝的二等配偶——太妃，都拥有人所共知的优先地位——她们都居于在位的皇帝与皇后之前。皇帝和皇后拜见她们，或者在自己宫中接见，如果没得到她们的许可，是不能落座的。有几次，我陪宣统皇帝去端康太妃（先皇帝光绪的妃子）的宫殿，见他总是毕恭毕敬，就因为她拥有比皇帝更尊贵的地位。对隆裕太后，他更是小心翼翼的。因此，西方人可能会写到慈禧在朝廷上处在光绪皇帝的上座，我们一定不能觉得这不合常理，更不能认为有损皇帝尊严。即便在1898年9月以后，慈禧为了满足报复心理的确对皇帝有过侮辱和怠慢，但其座次排在皇帝之上的做法只是一种尊贵的表示，并不能证明其他 。

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所有皇帝的“未亡人”，不管她有没有做过皇后，都可以代替皇帝主持朝政。不，这确实不可能。太妃如果要得到这样的机会，必须首先升格为太后，甚至太后也必须在垂帘听政后（就像“老佛爷”那样），才能替代皇帝主政。在中国，授予太后比皇帝更高的尊贵地位，是为了情况紧急时可以暂时或永久废除皇帝，人们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至少不会认为是谋反。如果她意识到自己未能得到统治阶层内部的足够支持，她就会克制那样做的欲望，因为她将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一种“攻击”的天性，在大臣中本能地存在。而太后依靠崇高的地位当然地成为“反帝党”领袖，她和一些大臣都迫切希望剪除皇帝身边的羽翼。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中国皇太后的作用与英国议会上院类似。她甚至不需要“垂帘”，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许可下签署“紧急法令”。她依仗权威和影响力，在统治整个国家时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这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很少有中国人深切同情光绪皇帝的不幸遭遇，即便是最忠诚的保皇党人。正因为忠诚于皇权，他们更容易对慈禧太后所犯下的错误和罪恶表示宽容或视而不见，而对光绪皇帝命运的态度也差不多是这样。他们一直认为，中国最高皇权体系的代表是“老佛爷”而不是皇帝，那么前者才是应该效忠的对象 。

有个问题笔者常与一些中国人讨论：他们一直自以为忠于皇权和大清王朝，但这给他们带来的只是无尽的困扰。有某种权力在皇权背后或凌驾其上，有时是隐藏的，但大多时候都在发挥作用，中国对这种情况表示认可，这很危险并存在弊端，但只有康有为及其学生，和很少的政治学者认识到。此外，我尚未发现有人愿意与皇帝一起反对皇太后。“共产主义者”和一切诅咒皇权思想的人除外，他们当然随时做好公开批评皇太后镇压维新运动的准备。然而就是他们，通常也不会对遭受困难的皇帝表示丝毫的尊敬。他们认为，满族人好像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好事，更别说满清朝廷了。我们希望，在消退了革命的激情之后，能有更多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通过他们的著作，给予光绪皇帝公平的评价和适当的历史地位。

对皇太后能得到超越皇权的至高权威，西方人觉得反常和难以理解。但如果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联系起来，这些就都很好理解了。中国传统的伦理认为，孝道是最基本的，排在纲常的最前面。中国人认为，长辈对晚辈的权威是永恒的，晚辈绝不能怠慢和忤逆长辈。也许直到今天，这都是中国家庭关系中的一个法则。在这方面，臣民希望看到皇室成为整个王朝的楷模。为了表示尊重和崇敬，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和能干的伟大皇帝康熙（1662—1722年），在颁布诏令时会将自己的名字排在皇太后之后。他满怀对长辈的敬爱，对这些出色的女性的“懿旨”予以接受和执行。我们不必去怀疑康熙及其继任者所宣称的忠于孝道的真实性，也毫无探索的必要。有时候，他们对中国的伦理道德的基础要求，也许只在口头上赞同罢了。即便如此，他们非常明白，态度或语言虔诚能够产生很好的效果，从而得到读书人的赞同和效忠，而这直接关系到皇朝能否稳固。

有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可以对皇太后行使权力的情况做一些说明。道光皇帝在道光二年（1822年）十一月，颁布了一道诏令：“朕祗遵慈命，立继妃佟佳氏为皇后。”意思是，皇帝遵从皇太后的命令，将继妃佟佳氏立为皇后。可见，即便完全属于皇帝私事的立后，皇帝也不能自主决定而须皇太后同意。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它是在严格执行祖训和成例。只要皇太后还在世，后宫嫔妃废立的命令就得由她颁布。甚至，至少在名义上，皇帝的婚事、立谁为后、大婚吉日也由皇太后决定。

我们现在已经清楚，慈禧太后“退休”后拥有如何尊贵的地位，只要她愿意就可以拥有极大的权限和特权。这样一来，我们也容易理解，她是怎么样在幕后操作，击败年轻而饱受痛苦的皇帝，将中国的维新党人推入一片纷乱和失望之中。然而，西方的观察家们习惯性地认为，太后取得成功是因为她具有强大的智慧和魅力，而皇帝由于懦弱和无能才失败了，这种看法是不可取的。像马士 一样，给康有为贴上“激情的空想主义者”标签，而将光绪皇帝视为“经验欠缺的弱者”，并在各方面排斥他们。这样做很不公平。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来看，皇太后都拥有比皇帝更强大的权势。理论方面，她的地位更高，这不来自她过人的能力，而只因为她是长辈。现实方面，由于她的这种地位，王朝内所有保守的、反对改革的势力都聚拢来。他们并不觉得她有什么了不起的韬略和能力，也不认为她聪明或能成为“明君”，而是必须将其奉为领袖，才可能让摧毁维新运动的行动合法化。

还有一种可能，保守派可以不借助皇太后而进行宫廷政变，直接将皇帝废除，拥戴一位可靠的皇室成员。不过这样做势必将政变引向紫禁城以外，他们将不得不安排力量维持外面的秩序。当然，他们最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于是，他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可以合法地、快速而有效地，不露任何痕迹地终止这场维新运动。那就是取得皇太后的支持，借助她在伦理上拥有的颁发诏令、废除皇帝的权力。这一点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皇太后能按着这个计划来吗，没人能够断定。最开始，康有为和光绪皇帝也判断，她绝对不会重返政坛。因为皇太后已经融入新的乐园——颐和园中，对野餐和看戏（院内有两个专用戏台）情有独钟，高兴得像孩子一般；她的爱好涉及艺术与诗歌，并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虔诚信佛。乡间别墅生活平静而新鲜，有太多富有吸引力的东西，即便她对所有改革都不抱同情，但很难厌倦当下的生活而需要其他刺激来填补。她当然还喜欢权力，但关心的重点是皇室宗族的地位和特权，以及对后宫嫔妃的管理。比如，1895年，她颁布懿旨，以“生活奢侈”为由，将瑾妃、珍妃姐妹降为贵人。也不知光绪皇帝对此怎么看。1896年，她将违背她旨意的亲王载澍革职，交宗人府，对其做出打八十大板、终身囚禁的处罚。关于她在“归政”后干预宫中和朝廷事务的案例还有很多，但让光绪皇帝和维新党人感到最危险的是，她可以随意地干涉朝中事务，连皇帝也不能不按照她的意思办。帝师翁同龢被革职，就因为对维新运动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好在她只是偶尔出手干预，大多数时候，她是不会在皇帝和大臣处理国家事务时指手画脚的。这样一来，光绪皇帝心里会稍微平衡一些。他希望皇太后不要过多干预眼下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毕竟这完全不同于她家长式地处理的那些后宫琐事。

皇帝希望最终破灭，戊戌变法很快失败，其原因存在多种说法。其中一个可信度较高：朝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满汉大臣，对皇帝推出的“厉行节俭，裁汰冗员”等变法举措感到恐慌，便派监察院御史杨崇伊前往天津，去向驻扎在那里的北洋大臣荣禄告急，称形势迫切非皇太后重新出山不可。

荣禄是满洲贵族，所受教育及生活环境注定他会是保守派的支持者。他精明强干，忠诚于清王朝，但对象是皇太后而不是皇帝。他到底会不会主动反对维新变法，实在让人无法判断。因为他虽然被视为保守派，却是满族大臣里不多的有见识者。他主张效法日本走强国之路，以拯救内外交困的中国。因此，荣禄最开始并未干涉维新运动。这里就有了一个疑问，只凭杨崇伊及随行者一番游说，难道就改变了他的态度？可以想象的是，荣禄一定因为某种比杨御史的游说更严重、更有刺激性的事情，才采取了行动。

光绪皇帝一直留意反对势力，注意到顽固派们的强大力量正不断对变法活动实施破坏。正因为如此，他和康有为等人要抢在反对势力联合反扑之前，赶紧推出各项改革法令。他深知这次改革面临的巨大风险，因此必须随时高度警觉；他还知道，如果他们不雷厉风行的话，顽固派就会有足够的时间联合起来反对他。他和康有为一致认为，不管这样做对不对，有没有风险，要想提高成功概率就必须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而不是畏缩不前 。

反对派蓄势待发，已经制订了计划，只等一个机会，光绪皇帝对他们行动的内容并不清楚。他明白，皇太后会同情和支持他们，因为她仇恨和蔑视外国人及外国人的所作所为，在她看来，如果某项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计划里有比中国优秀或者值得中国学习的、与外国相似的制度或措施，都是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表现。他很清楚她在朝廷的地位，即便已经“退休”九年，但她依然拥有比自己更高的权威。她迷信保守、糊涂无知、喜欢受人追捧，肯定会积极主动地带领反对派采取行动。对此带来的危险他心知肚明，并且我们也已经看到，他迫于她的压力不得不撤去师傅翁同龢的职务。她还没有对改革法令予以否定，但可以随时下令取消。对于以上情形以及发生的可能性，光绪皇帝都十分清楚，也深深懂得，要想躲开皇太后的威胁，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让她成为顽固派的领袖。也就是说，皇帝必须要得到某个人的支持，这个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权力和影响力，能让反对派产生畏惧。因此，他手里要掌控一支训练有素、行动快捷的军队，还要支持维新运动，必须绝对效忠于皇帝。光绪皇帝已经选定一个人——袁世凯——此人除了忠诚之外，其他条件都符合。

这恰恰是袁世凯性格里的致命弱点，对于皇帝未能认识到这点，我们不应苛求，毕竟他的信息过于封闭。他和其他的人都无法料到，被他器重和依靠的袁世凯最终成为大叛徒而载入中国历史—1898年背叛皇帝，三年后（1911年）反对朝廷，再过五年（1916年）又出卖了民国。

1898年9月初，光绪皇帝秘密会见袁世凯，交给他一个棘手的任务：阻止支持反对派的皇太后返回政治舞台。袁世凯接受了任务，并承诺一定照办。光绪皇帝还给袁世凯下达过其他许多密旨，也不知有无相关的知情者。据宫中传出来的说法：这些密旨在转交袁世凯的过程中，传旨者出于私利修改了内容。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皇帝绝对不可能向袁世凯下达杀死荣禄并关押皇太后的命令。毕竟当时中国还不像后来那样流行政治谋杀，并且这样做对皇帝本人和维新运动（无论正在计划还是已在进行）都毫无益处——如果对皇太后采取了非常举动，只会引起臣民的反感；并且，光绪皇帝根本不喜欢杀戮和复仇。他的全部旨意无非是让袁世凯派军队隔断顽固派与慈禧的联系，避免后者再次摄政。对皇帝来说，能实现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袁世凯拿到皇帝的密旨，马上全盘出卖给荣禄。我们无从知晓杨崇伊御史是否向荣禄透露，皇太后已经决定让他来处理此事；不过对荣禄来说，与皇太后和他本人安全有影响的一丝丝怀疑，都足以让他果断采取行动。于是，荣禄马上派人前往颐和园向皇太后报告：她的人身自由包括生命安全已经面临危险，如果不马上行动，机会将稍纵即逝。

皇帝以及那些维新党人一旦控制局势，就会将矛头对准皇太后，等待她的将是无尽的羞辱、孤独和饥饿……这份报告明显带着某种目的而夸大其词，让本来已经倦怠而处于修养之中的皇太后立刻惊醒。造谣者倒是没想对皇帝的品行和罪责进行丑化和夸大，而只是想让皇太后感到危险即将来临，得赶紧下定决心采取措施。不过，这已经足够了，保守派以这种方式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第二天，“戊戌政变”发生了。

那是9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慈禧太后离开那座为庆祝她的生日而挪用海军军费修建的乐寿堂，猝不及防地来到紫禁城；她满脸愤怒和严酷，面前的皇帝显得那么孤立、胆怯。她冲皇帝一顿严厉训斥，说他忤逆犯上、忘恩负义，胆敢参与对她的谋害。痛骂一阵之后，她将皇帝关押在一座湖心岛上，那里与紫禁城相连。接着，她重掌已经放弃九年的权位，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了罪己诏。皇帝在诏书中“承认”，他不适合且无法胜任皇帝之职，经过他的多次虔诚恳求，皇太后以宽广的胸怀，再次屈尊摄政；而以前她曾经担负这一重任，以卓越的能力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诏令的结尾这样写道：他身为皇帝衷心跪拜在太后面前，非常高兴地代表臣民感谢她再次摄政。

同时，朝廷还颁布了一份诏书，内容非常简短：“帝有疾，皇太后再次训政。”其实，不祥的预兆已经充分显露出来了。 anNfgVyvjXizyUsIAolBuyXgOPkfPfh79/yRoW5kYvWMyQCE4s7DKQBSkgdYLm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