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自19世纪以来，清王朝的权威江河日下。由于国内的叛乱，加上损失惨重的对外战争，皇权的基础越来越不稳固，并且似乎拉开了国家“崩溃”的序幕。基于此，查尔斯·贝斯福爵士认为：以“崩溃”题名他那本1899年出版的著作再恰当不过。四年前，中国在毫无援助的处境下被打得惨败，还被迫割让台湾，而对手是她一向看不起的岛国日本。这当然不是第一次，所受的屈辱也远未结束。虽然德、俄、法三个欧洲强国多次干预，日本帝国依然在三年之后强占了中国东北战略要地辽东半岛，抚顺、大连两个港口也在其中。当时，俄国假装维持正义，威逼日本归还中国的土地，却因此得到更多中国领土，大幅度提升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地位，从而控制了清王朝的“龙兴之地”。1898年居住此地的英国商人认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地区实际上是被吞并了”。而一名上层英国传教士则说，“除了名义之外，他与他的所有传教士已经将东北看成俄国的了”。如果人们尝试搞清楚中国东北问题的背景，就不应该忽略这些事实。中国没有介入任何将俄国人驱出东北地区的行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假如日本没有击败俄国，那么今天不但辽东半岛，整个东北地区都将彻头彻尾地成为俄国的一个省
。
但是，到了1898年底，中国丧失的领土远不止台湾和东北。就在这一年，西方列强掀起了对中国港口、沿海租界和“势力范围”争夺的高潮。德国侵占了包括优良港口青岛在内的胶州湾；英国把近300平方英里
的威海卫划为租界，并当成殖民地霸占了32年；英国将与威海卫面积差不多的香港地区当成租界，租期为99年。法国以相同的方式，“租借”了广东南部沿海的广州湾。意大利试图租借浙江的沿海港口，在中国的抵制下没能得逞（此时墨索里尼还没上台），内阁因为没能在这场瓜分盛宴中分得一杯羹而倒台，中国人则为自己的大胆举动感到非常吃惊。
最开始，西方列强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瓜分中国，而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会有一丝的愤恨和抵抗，但他们很快明白这是错的。于是，他们改变方式，将明目张胆的侵略变为“文化”渗透。很多以前不明白什么是爱国主义的中国人也慢慢地认识到，这个世界上除自己以外还有各个民族群体，彼此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对抗。中华民族人口最多，如果加上属国，其领土比其他任何民族的更为辽阔，尽管很多国家的人口和领土只是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但中国与它们相比，在世界上毫无影响力。
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人一直妄自尊大，他们始终不能接受已经全面落后于各国的事实。对西方人或日本人优于中国的论调，他们也是不可能接受的，而即便对这个民族最为了解的那些人，也觉得这一论调是荒谬的。他们拒绝承认这些，并不仅仅出于虚荣，而有更重要的原因。因此，那些受过教育、能独立思考的中国人在对国家的实际状况进行思索时，在将现状与自己的合理设想进行比较时，注定要寻找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这种寻找当然不是立足于自然法则，而是着眼于可以改变的环境与能够纠正的错误，不然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不可避免地，中国诞生了改革派，并且分成了左右两派。右派反对可能带来灾难的国体改变，主张渐进式的变革；左派试图在全新的也就是让国家获得拯救的基础上，彻底建立全新的国家体制。他们认识到，清王朝已经僵化、腐朽、堕落，毫无挽救的希望，只要它存在一天，就无法完成国家体制的重建。
在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无疑是中国维新改革最杰出的代表。依据他的籍贯，追随者们称他为“南海”。由于他无限忠诚于皇帝，应该算为中间派。他在1898年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直接导致著名而短暂的“百日维新”。在掌控国家命运的当权者中的大多数看来，他是王朝最危险的极端分子。康有为的著作，满是对正统的说教，还有“备受国人尊敬”的上层人物和清朝官僚体制的厌恶。因此，人们常把他和他的著作与欧洲中世纪的异教徒和巫术作比，或者比为当下欧洲人憎恨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说一个不合适的比喻，康有为可以算作1898年中国的“革命党带头人”。虽然他的理念毕生并未改变多少，但似乎逃不出某种定数，短短十五年过去，他就被时代抛弃，被人们讥嘲为“死硬派”和顽固派。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无论是宗教、社会还是政治领域，改革者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
早在康有为的“歪理邪说”被推荐给光绪皇帝之前，他在广东家乡就很有名气了。他满怀激情地鼓吹政治和社会改革，并大胆而极富创新地诠释儒家经典。与引领“古文学派”的章太炎相对，他成为“今文学派”的领袖。然而，他一直效忠皇帝，因此始终虔诚而忠实地尊崇孔子，并将他推崇为中华文明的精神鼻祖。于是，1898年大批热情好学的弟子会集在他的周围，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他是青年人的导师和鼓动者，声名从广东迅速远播整个中国。他的教学活动引起了部分达官显贵的重视，这些人在国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威望，如湖南巡抚陈宝箴、翰林学士许景澄（还担任监察御史）、皇帝的老师翁同龢。
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是当代著名学者。1856年，他首次参加三年一届的科举考试便高中状元，实现了所有学子无法实现的梦想；那以后仕途一直顺利，曾经担任户部尚书、大学士以及京师同文馆（新建于北京的语言学院）的总教习。他既是学者，又是诗人和书法家，在中国传统学者眼里，他一脉传承了刘墉的文化精髓，而后者是18世纪乾隆时代的文坛领军人物。翁同龢的学者生涯在担任帝师时达到顶峰，他在这个荣耀的职位上经历了同治、宣统两代皇帝。
翁同龢虽然是儒学大家和顶级的旧式学者，但思想豁达而开明，对康有为的论述抱有极大的兴趣。他与陈宝箴、许景澄等比较投合的朋友商议之后，于风云际会的1898年初向皇帝推荐了康有为，还讨论了他改革纲领的一些主要观点。对翁同龢来说，此事无须经过层层审批，虽然此时光绪皇帝快满三十，已不再修学，但帝师这个职位有很多终生特权，私下觐见皇帝便是其中之一。此外，帝师可以对皇帝坦陈思想，不受到君臣礼仪的限制。这一点引来其他官员的艳羡，毕竟礼仪的繁简意味着与皇帝关系的亲密程度。
翁同龢身居要职，给皇帝介绍康有为政治观点一事本身就非常引人关注。一方面，此事生动地表现了翁同龢的性格，他已经摒弃了嫉妒的陋习（这一陋习在中国朝官中长期存在，其他国家也概莫能外），并且已经完全摆脱了旧知识分子的迂腐和保守。另一方面，此事也反映出皇帝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无能和昏庸，那些不过是为赚取人们廉价同情而凭空杜撰的。实际上，与宫廷里的任何人包括皇太后相比，翁同龢对皇帝的性格和能力更为了解；假如他明知皇帝对康有为的改革计划无法理解也不愿意实施，就绝对不会与皇帝商讨此事，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
1898年春天，康有为在第一次被接见时，就对年轻的皇帝印象深刻。多年以后，我有机会多次与康有为聊起当年的事情，他对光绪皇帝唯有充满敬仰的赞颂。如果当时满怀改革激情的他发现皇帝和支持者不具备一定的才智、爱国心和诚挚精神，他就会加入另外一支不断壮大的队伍——那些人确信皇室气数已尽，清王朝已经成为中国前进道路上必须清除的绊脚石。即便康有为曾经有这样的想法，但在面见皇帝后马上抛弃干净。因为他观察到，皇帝不止对维新运动表示支持和同情，还渴望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并且已经做了一些准备。
有时候，康有为也被人当成皇帝的老师，但他从未当过帝师，连觐见的机会也很少。不过在难得的一次觐见时，他得到一项皇帝授予的特权，可以不经过官府层层审核直接将奏折呈送皇上。康有为因这一特权感激涕零。1898年因“百日维新”被记入史册，在这年夏天，康有为的奏折催生了一系列著名的改革法令。当时，少数自由思想家对这些法令感到吃惊和兴奋，广大的保守势力则大为震撼，进而开始激烈地反对。
人们通常批判地看待康有为的改革计划和与之相关诏令，说它们构思草率，与中国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无法调和，与中华文明的传统产生冲突。这些批评也有其正确性，但它们似乎更适合随后的那次尝试——试图在中国引进西方议会民主——它比这次改革更强有力，也更仓促而毫无准备。到了晚年以后，康有为也承认他的有些设想是错的。比如，舍弃中国传统服饰而穿西服，那样的后果是毁掉中国的丝绸工业。然而他的大多数计划和进行的辩论，都有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康有为和光绪皇帝为梦想的新中国建设付出的努力最终失败，并非梦想本身不合理或不可能实现，而是其他一些原因，它们与个人性格与智力关系不大。相关原因，下面的章节将会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