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清室优待条件

如前文所述，朝廷与革命党人的谈判在1912年初最终达成妥协，结果引发世人的关注。

如果对妥协的详情不做一个充分的了解，就总会有一个问题无法释怀：既然革命胜利了，帝制也被推翻了，为何还会有一段相当长的“紫禁城的黄昏”。这段时间，皇帝不再拥有一切政治权力，身份和尊号却依然存在，还继续住在紫禁城，占据皇帝的位子。如果不对妥协的结果进一步研究，就无法清楚地了解，大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如何第一次返回故里，接着像他的祖先那样在东北三省开启了“建立国家”的长篇叙事。

很奇怪的是，西方作家并未太多地注意皇帝退位的条件。很大一部分人甚至没留意逊位条件的全部内容，或者仅仅当成一则简单的参考资料，似乎这些皇帝逊位的条件并不重要，与以后的政治进程关系不大，甚至不会带来丝毫影响。而有民族主义的中国作家对此也一样小心谨慎，要么忽视要么回避，但从他们的角度，当然是巴不得人们早点忘记这些条件。不遵守或撕毁条约和协定的人，断然不会希望人们对这几张“废纸”念念不忘，因此，我们就不要对这些抱有丝毫幻想了。

我们发现，退位诏书由隆裕太后代为签署，皇帝顺应民意、服从天命而退位，同时建立共和制政体，这年皇帝六岁，想来让人伤心。这份诏书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促成和谈最终妥协的一部分。他体现了皇帝所做出的让步，当然革命党人也有让步，具体内容写进了正式文件。

这份名为《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以下称“优待条件”）的文件有一段前言，内容颇值得玩味儿：

“今因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退之后优待条件如左。”

随后是八款“优待条件”：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革命党人所做的让步还有很多，“优待条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另外还有两个关于待遇问题的文件。一个是《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内容如下：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

三、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四、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

另一个是《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满、蒙、回、藏各个民族都赞同共和，中华民国保证他们：

一、与汉人平等。

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

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

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人籍。

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后来，民国政府还陆续出台文件，对以上文件做出相关解释。

1912年，即民国元年8月19日，《蒙古待遇条约》颁布。这是一个关于蒙古待遇的专门文件。条约一共九款，主要为解决蒙古与内地之间存在的隔阂与差别，蒙古不再拥有藩属特权，但该地的王公、喇嘛保留世爵、封号和特权。这个文件的出发点是，要求蒙古不再闹独立，而成为中华民国一个重要行政区划。

11月23日，总统令发布，再次强调对蒙、回、藏各族实行优待，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联合组建新邦，团结在共和旗帜之下。总统令还回复了此前的一份呈文，它针对文中“共和为挠害蒙古，抛弃佛教，破坏游牧”的说法做出解释，表示这些词句都是对共和的误会，因为政府既然承诺《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就必定会履行。还特别强调，民国政府充分尊重蒙古人民的权利，对喇嘛教领袖、各位蒙古王公授予了新的封号和荣誉。直到1914年12月16日，政府颁布了针对“优待条件”的最后一个解释文件，也就是共计七条的《善后办法》。从七个条款可以看出，清帝退位后的这三年，针对原来“优待条件”的解释，清室和民国政府在一些细微之处不大一致。

一、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国家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

二、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履行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用民国纪年，不适用旧历及旧时年号。

三、大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其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上。

清皇室所属机关，对于人民不得用公文告示及一切行政处分。

清皇室如为民事上或商事上法律行为，非依现行法令办理，不能认为有效。

四、政府对于清皇室，照优待条件保护宗庙陵寝及其原有私产等一切事宜，专以内务部为主管之衙门。

五、清皇室允确定内务府办事之职位，为主管皇室事务总机关，应负责任，其组织另定之 。

六、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察职务，管理护军长官负完全稽察保卫之责，其章程另定之。

慎刑司应即裁撤。

其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役及太监等，犯罪在违警范围以内者，自护军长官按警察法处分，其犯刑律者，应送司法官厅办理。

七、清皇帝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仪，进内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宜。

认真阅读“优待条件”各条款，人们会有这样的感觉：文件的字里行间体现出革命党人的宽阔胸襟。事实上，国外各界人士刚知道革命党人允许皇帝保留尊号，依然可以居住在紫禁城里，政府每年还要拨付巨款，维持朝廷以及相关的开支，就很自然地想到西方国家对君主的废黜方式，两相比较便觉得中国方式处理得很好。

中国人的品德这样受人尊重和爱戴，中华文明这样高贵和仁慈，如果我们再按照自己的方式评价中国，或者非得无中生有地找出什么毛病，都毫无必要且没有任何意义。

前面也讲过，“优待条件”是双方妥协的产物。革命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依靠武力推翻帝制，至少持续数年的内战是避免不了的。帝制的拥护者们不但没被革命党人打得溃不成军，相反已经收复了不少失地，包括华中的部分、华北的绝大部分，他们还掌握着西北地区和东三省，与蒙古和西藏保持友好亲善。朝廷还有一批忠心耿耿的总督和将军，他们极富才干，手握重兵，军队装备了中国最精良的武器，将士们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同时，国家的财政和外交还在他们手里。假如袁世凯忠诚于朝廷，真心实意地为朝廷效力，是可以拯救皇权的。但据我掌握的情况，外国人的一致看法是，朝廷早已腐朽没落，覆灭是迟早的事情，革命胜利的结局已定。即使朝廷能挺过1911年，也最终坚持不了几年。另外，如果细心考虑用君主立宪的方式取代专制，也许有可能挽救局势。

虽然，朝廷具备一定的打败革命党人的实力，但最终为何选择退让，答应了包括皇帝退位在内的妥协条款？对此有这样的解释，为了照顾清廷的面子，隆裕太后不想“违背多数民众的意愿，重新点燃无穷的战火”。但真正的原因却是袁世凯，他已经掌控局势，朝廷不得不迎合他的意愿同意妥协。

毫无疑问，袁世凯与朝廷的想法并不一致。部分原因在于他一直对摄政王在1908年对他做出的处分耿耿于怀。对于雄心勃勃的袁世凯，要让他忘却三年的赋闲生活，重振精神效忠朝廷，需要一个更大的期许，然而摄政王肯定不能提供这个期许了。三年的时间，作为前总督、军机大臣的袁世凯一直在思考，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犯了错，但迟迟找不到答案。每每想到那位对他削官夺爵者，正是自己看不起的仇恨对象，他就越发的痛苦。他的忠诚迟迟没有表现出来，原因在于心里一直有一个更大的目标；他从来都野心勃勃，而现在他的欲望已经被野心填满。

今天，没有人了解袁世凯的野心在1911年底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就此，我曾不止一次地与一些掌握内情的人讨论。他们有的与袁世凯关系密切，了解后者是如何操纵南北议和直至取得最终协议；有的曾多次与袁世凯一起（或见证了）在皇宫里秘密觐见，他在觐见时强迫皇室接受自己的观点。因此我充分相信，对一切的谈判和讨论的努力，袁世凯都不是为了革命党和那个共和制国家，也不是为小皇帝和朝廷，而是为获得自己的荣耀 。

笔者认为，对“优待条件”里的妥协条款进行分析，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优待条件”的内容很特别，撰写者绝不是真心实意为皇帝或民国办事，但他非常聪明。他具备相当的文字才能，起草出来的文件欺骗了谈判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胜利者。然而，最终形成的局面是，实权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

对革命党人这边，袁世凯可以这样说：

“‘优待条件’要求皇帝退位，你们要求共和的目的达到了。为此你们应该给予回报，而皇帝只是保留一个名义上的尊号，至于那笔每年都要支付的津贴尽管数目非常庞大，但比起长期内战的消耗来简直不值一提。皇帝也只是暂时留在紫禁城，如果你们要求他搬到颐和园，他肯定得搬。对皇帝与皇室成员承诺的其他特权，其实也无关紧要，根本不影响民国的声誉和脸面。这些特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证皇帝不参加反对共和或复辟活动，也可以免去政府对皇帝的监视。总之，这些‘优待条件’既照顾了皇帝的脸面，也照顾了你们。你们留下的是整棵大树，只给了皇帝一些树梢。这样的胸怀，将会赢得世界各国的一致称赞。民国将伴随响亮的掌声和耀眼的荣誉开启新的征程。你们的前景将会丽日晴空、阳光灿烂，大清皇帝则是黄昏将至。”

反之，袁世凯可能以另外一种解释应对紫禁城的那几位受骗者——那位愚昧而无助的女人，无知而怯懦的摄政王，以及那个只有六岁的小孩——

“朝廷因‘优待条件’获救了，皇帝照样没变，只不多失去了政权，也就是统治权。这样说也不对，毕竟政权并未完全失去，只因为皇帝还小，在他尚未成年的时间里，本来就无法肩负国家统治重任。放弃统治权，皇室可以从许多纷繁芜杂的事情中抽身出来。而当皇帝成人后，革命党人已经不再有激情，他将会再次得到统治权。这个自称民国的机构混乱不堪，只是暂时接受皇帝的委托代理权力。民国迟早会在统治国家或者维持秩序等方面捉襟见肘，慢慢地百姓将会厌倦政府，自然地想起健在的皇帝和依然存在的朝廷。皇帝时刻准备着，只要备受苦难的臣民一声呼唤，便将重返皇位。对于大清朝宗庙陵寝的奉祀与妥善保护，‘优待条件’也有专门条款予以保证，还会拨付一笔年度维护保养经费；内务府也保留下来，职责不变；朝廷旧有的礼仪也得以保留。皇帝留下了大树，给予革命党人的只是树梢。皇室为了避免人民陷入无休止的内战而主动放弃武力，世界各国将会对有这样的开阔胸襟交相称赞。由此，朝廷失去的声望将逐渐恢复。几年过后，在全世界人们欣喜的目光中，皇帝将亲自执掌政权，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必将出现。”

前文已经有交代，“优待条件”的缔造者不可能是真心实意为皇帝或民国做事的人，撰写人或授意者要么是一位阴险的掌权者，要么是一位煽动家。这是必然的。因此他可以尽量将自己打扮成大公无私且对双方都友善的模样，争取时间、抓住机会尽量提升自己的地位，稳步推进已经制订好的计划。还有一伙人也有权势并同样阴险，他们处在皇帝与人民之间，掌握皇室的财政大权但又不善管理和经营。他们供职于内务府，这个皇室内部机构腐败无能，却占有相当多的既得利益。有很多证据表明，为了维持宫中开支与空头编制的数额，从而保证自身的既得利益不会减少，内务府便想方设法在“优待条件”中加入自己的意图。

即便如此，皇宫毕竟处在京城的核心位置，里面继续住着一位“皇帝”，这对新建立的民国政权显然不利。哪怕这个皇帝毫无政治权力，皇位也仅仅是一个称号，但始终是一个隐患。甚至，即便他本人没有什么想法，但也可能受到帝制分子的拥戴而出现阴谋复辟活动。

对于“优待条件”，皇帝本人没有任何考虑，也没有出于个人利益要求袁世凯、革命党或者内务府做什么，哪怕仅仅是那么一点点要求。而那一大群寄生虫为了生计和私利，尽可能掏空皇室的收入，尽量争取额外的赏赐，却代表皇帝参加了“优待条件”的商谈。各派对皇帝去向达成的一致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他们自己。紫禁城的城墙以内便是一个独立王国，皇帝可以在这个范围内继续以前的统治。没有一个人为皇帝个人着想，出于身心成长的需要，皇帝应该离开这个不利的环境。并且没有一个人提出，这样做会不会影响他的个性发展，会不会损害他生活的乐趣。皇帝的身边围着数百名太监和臣子，他们好逸恶劳、卑躬屈膝、阿谀奉承，将皇帝当成神一样恭维，年幼无知的皇帝也以为是上天赐予了神圣的王权，无须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

近来，一位英国作家在书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满洲人由于“受到欺骗而放弃了皇位”。说得没错。但站在公平的立场上，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并不是革命党人制造的阴谋，事实上他们也在同一阴谋中深受其害。

虽然“优待条件”受到千夫所指，但它实际上承担了解决革命问题的部分重要职能。假如共和派不同意“优待条件”，民国可能就不会诞生。无疑，共和派与君主派一旦正式签署协议，“优待条件”生效，就对双方具有了永久的约束力。如果需要变更和废除，必须由双方共同协商。各国驻京公使馆得到“优待条件”的副本，相应各国的政府知悉并永久记录保存。1917年，中华民国召开制宪大会，本来计划制定国家宪法，结果没能成功。与会人员在一次审议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建议，将“优待条件”（包括那几个关于满、蒙、回、藏等民族待遇的文件）写进新宪法，以便得到永久性的保护，部分委员附议。但这个建议最终没被通过，只同意“优待条件”及其他几个文件拥有永久性法律效力。后来，1924年颁布了《法令大全》，将“优待条件”等同类文件收录其中，但只附录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24年以后，这些文件的命运如何，后文将有详述。

笔者说过，如果各派的和谈最终没能达成妥协，或者袁世凯还没有背叛大清朝廷，清王朝也许有挽救的可能。有一点我们应该记住，即便朝廷不得不放弃京城，并且放弃统治整个国家，清皇室还可以退守沈阳，在曾经的满洲都城上延续祖先太宗皇帝的权力。假如朝廷在革命刚刚爆发就退回东三省老家，不管暂时还是永久地，能不能被革命党人推翻，满洲会不会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都未可预料。但事实却远非如此。

即便满族人退回东三省，且彻底失去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统治，他们还是有可能重新建立一个满洲王朝，就像十七世纪上半叶一样完全独立于中原。到那时，这个王朝会吸引大批忠诚能干的汉族官员，也会得到不满共和制的大批各阶层民众的支持。假如建立起这样的王朝，很快便会将热河及内蒙古的一部分并入其中 。

朝廷在刚刚意识到中国革命的危险性之时，就曾考虑要不要退据东北三省。通过严肃的讨论，许多拥护帝制的汉人和满人都非常赞成，觉得这会是朝廷最为明智的抉择。然而摄政王没有同意，包括大多数王公贵族都决定留下来。他们既天真又愚蠢，居然相信袁世凯，相信那一纸“优待条件”。

在劝说王公们答应和谈协议时，袁世凯都做出了什么样的承诺，前文已经有过详细分析。王公贵族们自欺欺人地认为，民国政府既然已经签订了妥协协议，就会按照承诺来办。唯有两位王公保持清醒，将这些观点或类似看法一眼看穿。

那两位能认清袁世凯真实意图的王公，分别是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面对胆小的摄政王及这帮贵族兄弟，他们异常惊诧而愤怒。他们大声疾呼，不要答应袁世凯提出的建议，皇帝毫无退位的必要。他们拒绝参与和谈等相关事项，认为这样做背叛了祖宗基业。大清国依靠他们的祖先打下坚实的基础，并逐渐完成对全中国的统一，这些行为是对祖先的侮辱，是绝对不可饶恕的。不过最终，那些反对者抵不过袁世凯软硬兼施，抱着对未来的美好幻想将二者孤立起来，摄政王和皇太后面对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选择屈从，帝制事实上已经灭亡了，两个亲王最终保留自己的计划开始流亡。他们在离开北京时发誓，除非大清皇帝再次掌握国家的统治权，决不会再次站着回来。那以后，溥伟一直生活在日据的旅顺，只在梦中想象有朝一日能够光复家族的荣耀；善耆则死于1922年4月，被装进棺材运回京城。

这种妥协对皇帝和革命党人来说无疑都很糟糕，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当时中国一部分人效忠皇帝，而那些政治家热情爱国并有远见卓识，袁世凯拿不出更好的妥协方案将二者统一起来，从而避免无休止的内战。无可否认的是，袁世凯与革命党人试图和平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案是正确的。持续的内战必然会导致国家分裂，中国可能出现“北方君主南方共和”。已经日薄西山的皇室可能因此最终覆亡，其情形与法国和不久前的俄国一样。也可能出现另一种局面，就像极端保守派在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中获胜，延续腐朽没落的独裁帝制，如果这样，大半个中国将陷入战火之中，惨状将比五十年前的太平天国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有可能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推行的“无害的民主”，但它没有任何好处，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因此，双方接受某种程度的妥协、达成和平是最好的结局。要避免内战，实现国内的和平，不管哪一派都需要做出一些让步。另外，共和制取代帝制明显不被老百姓拥护。人们会认为，皇帝退位将给中国的政治大厦带来裂痕，这个裂痕会被随之而起的政治家和谋权者弄得越来越大，他们肯定会互相猜忌、不停地争吵。基于此，袁世凯才能赞成与坚持保留皇帝，他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虽然皇帝的权力被严重削弱，但他毕竟可以号召民族团结、象征民族传统，可以代表中国参与外事活动，而皇帝还是忠诚和爱国的结合，是中国政治体制、道德和宗教结构的制高点 。

事实上，朝廷已经同意放弃专制独裁，实行君主立宪制，但革命依然继续。其原因在于，人们不相信朝廷的诚意。因为这时候，极有个性的隆裕太后把持朝政，人们一想到前面的慈禧太后，难免不信任朝廷。但随着小皇帝的继位，这一情况将会全部改变。皇帝年纪尚小，还没有受到陈规陋习和腐朽堕落的影响，而他的老师们都具备新的思想。

袁世凯在提出维持君主制的要求时，很可能给出了类似的建议。正如前文所述，在三年前小皇帝继位之时，朝廷就该采纳这个建议。即成立一个以汉人为主、权力极大的摄政委员会，马上推行改革。最开始着手应包括：将宫内的大批太监解散；不允许皇太后和宫内其他女人干预政治；用一个高效廉洁的新的皇室管理部门替代腐败无能的内务府。

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当然不容许满清保留任何形式的君主制度。但笔者认为，革命党里有很大一部分成员是温和派，袁世凯要说服他们相对容易。特别在面对妥协还是重新开始内战，并且他们战败的概率很大的现实时，他们就要更容易接受袁世凯的妥协方案。那些激进的革命党人，也不用袁世凯劳神费力。倒是与革命派毫不相干的内务府，出现了最强烈的反对声音，然而袁世凯的地位已经无可争辩，这些声音没有任何作用。如果在两种妥协中做一个选择题，其一，已被接受的妥协——皇帝保留尊号，内务府的职能不变；其二，笔者建议的妥协——保留皇帝和朝廷，解散内务府；内务府的这伙人无疑会拼命地选前者。因为他们“效忠”的不是皇帝主子，而是一个在中国叫作“饭碗”的东西。

对于我的那些设想，袁世凯不可能从未考虑。那些设想不但能挽救朝廷，并且也可以让中国免于进行危险的政治实验。事实证明，中国不但被迫进行这种实验，还让人民面临二十二年无法言说的痛苦和磨难，并且国家还出现了比清朝末期更为混乱的困境。

袁世凯并非真心拥护共和，不过是伪装共和，并且不久便撤掉了伪装。他当时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无人抗拒的权力，本来可以挽救朝廷，但他为什么不呢？唯一的答案应该是，他早就有了一个建立袁氏王朝的美梦。

这样一来，一个凭借小皇帝便可以建立起立宪君主制的大好时机错过了。毕竟那个时候，幼小的皇帝还没有多少敌人和嫉恨者，也不可能被质疑阳奉阴违，并且他才开始接受教育，以他作为立宪君主制的君主，将得到大部分国民的拥护。

“优待条件”里的那些妥协条款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最备受诟病的是，它完整地保留了一个罪恶的封建制度，而正是这个制度导致了王朝的腐朽没落。在指责者的眼里，拥有主权的皇帝成为下贱的寄生虫，他毫无用处，每年花费国家大笔费用，还不承担任何责任，没有任何能力为国家尽义务。皇帝被保留下来，在那个仅限于紫禁城的王国里维持一个名义的朝廷，其作用只是为了让内务府这个最腐败的王朝机构得以延续。内务府保存下来，主要目的不是为皇帝服务，而是为了自己的存在而延续。按照“优待条件”，皇帝失去了任何存在的价值，毫无权利为臣民服务，只将一个寄生在王朝血液里的吸血鬼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民国”的建立赢得人们的一片欢呼，但那些欢呼的人很快又为之流泪。以前热心于共和的那批人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不少人辞去官职，很可惜地“归隐”；一些人离开政治，要么经商，要么从教；还有的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去欧洲的天主教堂寻找安宁（或者已经实现了愿望）。如此种种现象都说明，革命正在品尝自己种下的苦果。许多人陷入尴尬困窘的处境。他们刚才还被当成英雄和爱国者受到欢迎，紧接着就成了罪犯和卖国贼，而过了一阵子，再次变回英雄和爱国者。有的人不止一次地逃进英国殖民地，或去外国租界寻求庇护；有的人在暗杀或内战中死去；有的人栖身于深山的佛教寺庙，他们安心于山水，读书作诗，潜心研究古文，就像姜太公一样，用无饵的直钩在山间溪谷垂钓 。能在风云变幻的二十多年里见风使舵，保全性命和荣誉的毕竟是少数。实际上，享受到国家圣贤称号的唯有一人 ，他躺在人们专门建造的奢华陵墓之中，而陵墓还有专门的维护和修缮。而这个时候，大理石材质的宏伟而壮观的天坛，这个号称中国最神圣之地——在这里，皇帝代表臣民与上天单独通话，却让白灰反复粉刷，就像一具趴在地上的死尸，随着时光慢慢腐烂 。 rZHbkYP/xtlPIJY2NbohfS0qO3Cro68Ke2KO0fgBFoE0EPBqPoOXz2H2wvtdET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