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11年：辛亥革命

1908年10月，溥仪登基，依照中国各个朝代的惯例，确定了年号“宣统”。人们通常以“宣统”年号来称呼他，外国人尤其这样。这样非常方便。因为在中国对皇帝的名字（我们称之为教名）必须避讳，其他人不能用他的名字，而取对应“皇帝陛下”的两个汉字“皇上”替代。即便皇帝去世后也一样，得尊称他的“庙号”。在祭祖仪式上，人们会使用去世皇帝的庙号。另外，庙号还用于编修实录、记录皇帝言行的圣训。宣统皇帝之前的名字里有个“载”字，说得确切一点，它是名字的第二个字，也要避讳，百姓和宫里的人都不能直呼此名。他的“光绪”年号无须避讳，“德宗”庙号可以称呼。有教养的中国人是不会在他去世后直接叫“光绪皇帝”的，如果这样称呼则被会视为无知、冒失，甚至是缺乏教养，而正确的称呼是“德宗皇帝”。就像很多外国人都知道的乾隆皇帝，正确的叫法是高宗皇帝。

通常，新的年号在上一任皇帝去世后的第二年初起用。所以，1908年依然叫作“光绪三十四年”，或称“光绪末年”。而“宣统元年”从1909年算起。

溥仪继位，由他的父亲载沣摄政。摄政王的第一批行动就包括撤销袁世凯的一切职务，依照他脚上患病的谎言，“请”他回老家休养。人们定然记得，在1898年的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背叛行为有多明显，而光绪皇帝对他有多信任。后来，他当然受到慈禧太后重用，一直到她结束统治都官运亨通。1901年，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1903年调任中央练兵处担任会办大臣，1907年去外务部就任尚书，随后担任军机大臣。他也非常清楚，他的仕途包括身家性命，都依赖于他的主子慈禧太后手中的权力。这下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他为何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对不允许“慈禧太后归政”的提议强烈反对。

有一点对光绪皇帝十分不幸，袁世凯最开始就洞悉了义和团运动的目的，因此在外国人中树立了一定的威信。1900年，他在山东巡抚任上，让境内的所有外国人得到保护。另一方面，他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惯于见风使舵。他非常清楚，慈禧太后支持拳民攻击外国列强，是十分愚蠢的做法。由于在1898年戊戌政变中的表现，光绪皇帝再也不可能原谅他，如果不是这个原因，聪明的袁世凯完全可能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与外国人谈判，敦促慈禧太后将大权移交给光绪皇帝。然而事实上，他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地与皇太后紧密相连。帮助慈禧太后就是帮助自己，这一点他也非常清楚。

袁世凯已经不可能与光绪皇帝和解，也基本无法消除与幸存下来的维新党人之间的旧仇宿怨。在康有为及支持者眼里，袁世凯是货真价实的皇上的叛徒，是他促使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杀害了六位维新变法领袖。袁世凯这边则非常担心，如果康有为及同仁被批准在国内活动、进一步来朝中为官的话，对他的报复在所难免。那么，慈禧太后实施新政之后，为什么康有为等人并没有被邀请回国参政，并且没有免除他们的所谓“罪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有一种传言，人们后来在光绪皇帝的卷宗里找到一道遗旨，上面写着立即处死袁世凯的命令。部分皇室成员本来对袁世凯充满猜忌和不满，便将这份遗嘱视为至宝，要求马上执行光绪皇帝的最后旨意。然而摄政王一时拿不定主意，考虑良久之后还是放了袁世凯一马，只免除了他的所有职务，让他回老家养病。

摄政王的这个处理决定显得简单而草率，毕竟袁世凯在北洋实力派和新军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应该有这样的预见，袁世凯精明强干、社交广泛，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以写字、诵经虚度时光。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袁世凯选择了服从，没有丝毫抱怨，也没有一点犹豫，这事就这样快速而妥善地解决了。这件事表明，清王朝虽然已经到了最后几年，但皇帝依然能够令行禁止，哪怕是对朝中最有权势的高官。如果时间往后推移十五年或二十年，在共和时代解除袁世凯的职务，极有可能导致他的手下哗变“独立”，甚至发动灾难性的战争。北洋军是一支训练最好、战斗力最强的清朝军队，袁世凯在其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这时候的军队还没有为指挥官私属，没有变成实现个人企图的工具。事实上，这个国家的君主政体还在运行之中，大权依然掌握在皇帝手里。

然而，这样的局面并没保持很久，不愉快的事情接连出现。摄政王逐渐面临许多无力克服的困难，举步维艰。为了与大家搞好关系，他想办法取悦他们，但他很快发现这一切不过是徒劳。他面前有一个棘手的人物，隆裕太后。她是光绪皇帝的皇后，慈禧太后的侄女，现在成了新的皇太后。光绪皇帝在遗诏里写有这样的内容：遇到重要的事务，摄政王必须采纳新太后的建议 。设置这样的条款用意明显，就是要保证叶赫那拉家族的权益。虽然有这样一层意思，但这恰恰符合中国的传统规矩。皇太后只需依靠她和皇帝的亲属关系，就能得到各种权力和特权。并且，即便没有这样“关照她”的遗诏，她也可能用她个人的意愿对小皇帝施加影响，甚至干预国家事务（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这都是合理合法的）。隆裕太后不但是皇帝的伯母，还是他名义上的母亲，因为皇帝在继位前就是光绪皇帝的养子，而光绪皇帝是她的丈夫。

立宪运动开始后就停不下来，并且前进的势头一直很猛，任何人都不要设想阻止它的发展。醇亲王不愿意去冒这个险，作为对手的隆裕太后就更不愿意了。朝廷在1909年初颁布上谕，积极推进宪政体制建设，罢免了一批反对改革的官员，处罚了部分守旧派。皇帝的叔父载洵担任海军事务考察团团长，率团前往英格兰考察，准备建设近代化的海军舰队。他在欧洲待了一段时间，后来还不时向我提及英国爱德华国王的宫廷如何华丽而舒适。载涛是他弟弟，在另一个同类的考察团担任团长，前往德国学习陆军。威廉二世（德国皇帝）盛情款待了他们一行，那以后他与德国的关系一直良好。然而，朝廷派出这两个考察团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内政依旧不振、财政制度尚不健全，根本无法实现建立现代化陆海军的瑰丽梦想。但是，中国很希望用勤奋学习和真心敬慕博得英国和德国的欢心，毕竟它们是军事强国，一个拥有最强大的海军，一个的陆军异常强大。

这期间，请愿书从全国各地持续送达京城，敦促朝廷已经承诺的议会早日召开，成立责任内阁。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1910年11月4日，摄政王发布上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将在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并且在这之前，务必完成所有准备工作，比如宪法和法规的起草、上院和下院议员资格审定，以及所有与宪政有关的必要事项。

这一年，汪精卫策划刺杀摄政王，但行动败露。摄政王为了平息人民对朝廷的怨怒，没有处死汪精卫而是改判终身监禁。汪精卫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者，后来成为国民党的要员，并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领导。

1911年，朝廷颁发了任命三位帝师的诏令，用的是隆裕太后的名义。此时皇帝六岁，安排在毓庆宫接受教育。其中有两位帝师成了我的同事，后文将有叙述。

在1910和1911这两年里，全国各地都在发生暴动。朝廷答应实施宪政，以君主立宪代替君主专制，对自由主义思想进行妥协，但国家的乱局并未得到任何缓和，相反变得更加恶化。站在反叛者的角度，这些承诺不但没有任何诚信，还充分体现了朝廷的虚弱。革命党的著名领袖之一黄兴，在广东举行了颇有声势的起义，攻陷总督衙门。后来起义失败，黄兴逃到香港。他在那里得到英国的保护，正如当时的许多革命者一样，继续秘密筹划反对朝廷。

广州起义之后，摄政王多少采取了一些西方的国家体制，准备组建内阁以安抚这些革命者。然而，内阁成员里大多是皇室成员和满人贵族，全国顿时一片指责之声。这些指责并非无中生有。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这种做法很快变成人们反对满清的一个重要而合理的理由。在革命者的眼里，所有的满族贵胄都非常愚昧无知，之所以能够把握朝政不过因为皇亲国戚的身份。这些人要么贪婪，要么昏庸，有的既贪婪又昏庸，搞得朝廷信誉全无。但是，与人们通常的想象不一样的是，皇族并非腐败得无可救药，还有一些品德高尚且具有超凡的才干的成员。但非常遗憾，由于两任皇太后与摄政王把持朝政，这些精英只能籍籍无名。

人们通常认为，朝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引发了辛亥革命。“铁路国有”在理论上没问题，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受到了各个派别的激烈抵制。1911年9月和10月，四川和湖北分别爆发了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它们与发生在其他地区的小规模暴动没有什么不同。起义之后，武昌变成了革命运动的中心。黎元洪将军不情愿地被推举为起义军首领，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 。

隆裕太后无知无能，载沣软弱、见识短，二者统治下的清政府很快出现非常离谱的状况。载沣摄政时间不长，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过失，现在他又将犯下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可能是自己决定，也可能有某人建议，总之重新起用了袁世凯。而此人是他最危险的敌人，还在三年之前被撤职受辱。

对于危机四伏的清王朝来说，再次重用袁世凯无疑会带来明显的转机。在中国这支唯一有过系统训练的新军里，袁世凯依然具有神奇的影响力。并且，他的影响力还涵盖了各个派别。在所有人的眼里，他无疑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领袖，既有才干又头脑冷静。他在外国人当中也威望极高。这一点是最要紧的，如果主政者无法取得各国公使和外国银行的信任，朝廷就不能获得外国贷款，从而无法筹集大量资金镇压起义。1910年12月17日，差不多在武昌起义一年之前，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朝廷在出现诸多困难、前景堪忧之时，定然会想到袁世凯，只有他才可以拯救这个危局。”实际上，当时大多数待在中的外国人也都这样想。然而，比起这些外国人来，摄政王对袁世凯的为人显然了解得更为深入。何况，“洋鬼子”们对清王朝的存亡并不关心，相反地更欢迎革命的到来，因为中国将会迎来和平繁荣的新时代。即便这种美好的预期没有实现，他们也有理由期待，四亿中国人知足常乐，会为英国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品提供源源不断的利润。对于醇亲王来说，首要考虑的肯定是清王朝的安危，其次才是上海的英国人以及其他洋人期待的稳定贸易。他应该察觉，绝无可能让袁世凯完成拯救清王朝的使命。而那些一直关注这方面的外国人，也无法探明个中原委。

朝廷再三敦请，袁世凯只给了一个有些嘲讽的答复，而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好的预兆。他一开始拒绝，理由是“脚上的老毛病，至今没有痊愈”。正是因为这个，他在三年前被摄政王撤职赶回老家。他这样说不过是假意推托，以达到报复的目的，让处境可怜的摄政王丢脸而已。果然，当提出的要求被朝廷全部应允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启程了。

袁世刚到京城，就发觉眼下的情形唯有他才能掌控。他相信自己完全能事随人愿，没有谁能干涉。他的职务先是湖广总督、钦差大臣，随后升任新内阁总理大臣，相应地解除了多位亲王的职务。紧接着，他开始军事调度，很快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战争态势；朝廷立足长江北岸，从革命军手中收复武昌对岸的汉口、汉阳两地 。通过一连串有力的行动，袁世凯充分展示了他非同凡响的能力，最终需要他出马才能解决革命党问题。但他始终把握一个度，并未坚持打下去，直到将革命党人消灭，忠于清王朝的人们对此大惑不解，进而十分气愤。但一些旁观者很快就明白过来，他的这一系列行动绝不是在给朝廷效力，而明显是遵循自己的既定方针。

本书无意在此叙述辛亥革命史，相关内容已经有很多著作记述。笔者只想讲一讲上海的议和会议，会议在1911年底至1912年召开，参会双方为革命党人和清廷的代表。袁世凯提名自己的亲信唐绍仪担任朝廷方面的代表。唐绍仪的老家在广东，离澳门不远。他在时任驻朝鲜通商大臣的袁世凯麾下担任幕僚，从此步入官场。1900年，袁世凯到山东担任巡抚，唐绍仪又与他一起共事。那以后，1904年，唐绍仪接受朝廷委派就任驻西藏全权大臣，1906年，作为中方代表负责中英西藏协定的谈判；1907年，唐绍仪担任奉天巡抚，当时东三省的总督是徐世昌。

唐绍仪与袁世凯保持长期的亲密关系，这是一种僚与属、师与生之间的友情，这种关系具有不可低估的约束力。袁世凯给唐绍仪的任务是代表朝廷与革命党人展开议和谈判，责任重大而个中关系非常微妙。此时，唐绍仪的恩主袁世凯依然在京城，我们可以相信他决不会在谈判中让袁的利益受损。至于他在去上海之前，从袁世凯那里接受了什么指示或意见，谈判期间有没有收到袁世凯的什么建议，我们都一概不知。而众所周知，唐绍仪突然在谈判时改弦更张，公开宣称拥护共和，这让那些站在朝廷这边的人们既诧异又惶恐不安。面对这样的局势，唐绍仪居然公开发表让朝廷颜面扫地的声明，他这个北方议和总代表自然是当不下去了。接下来，南北谈判进行不下去，双方僵持着，形势不容乐观。

最终，参与议和谈判的各方妥协了，而签订的协议恐怕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会认为离谱可笑，唯有中国例外。皇帝颁布诏令，退位，建立共和政体。为对顺从民意的皇帝表示感谢，共和派承诺：皇帝享有各种特权，如可以使用帝号等。皇室的原有私产继续保留，还能每年获得一笔巨额津贴，以便维持紫禁城里的小朝廷。相关细节，下一章将会详述。

1912年2月12日，一份经隆裕太后之手的诏书颁布，宣布皇帝退位并建立共和政体。没多久，我翻译了诏书的基本条款，在英国的一份评论杂志上发表。

“当今所有国民，大多倾向于共和，南方和中部省份率先倡议，北方各省纷纷响应。人心向背，天意难违，我岂能因为家族的荣辱，违背亿万民意呢。因此，放眼国际形势，审视国内情况，现与皇帝一起将统治权交给国家，确立立宪共和国体。既可告慰天下所有人对和平的祈盼，又可应了古圣人天下为公的大义。”在此，我要引述自己对这份退位诏书的评价：“中国皇帝退位后便建立了民国，这个事件说明爱国者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

紧接着，我继续写道：

政治学研究者们一定会对这份诏书感兴趣。国家政体由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而皇帝本人成为过渡的桥梁。直到最后一刻，皇帝依然保有专制权力。皇帝颁布了最后一份诏书，宣布退位并建立新的政体。从理论看来，皇帝在并未屈从外界压力、违背意志的前提下同意建立共和政体，顺应了民意，维护了人民利益，体现了高尚的德仁之心。太过挑剔的人大可认为这种退位方式太简单太主动，然而恰恰是这种方式，比“顾全脸面”更有意义，亦即在危机来临之前体面地全身而退。

这份诏书的形成，来自全国贤明之士的建议，以及他们对最后的政治统治席位的确定，这也是它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当起草者在诏书上落笔表达放弃皇权的词语，可能会有畏惧、有退缩，但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的这句话引领他继续书写。

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宣统皇帝能够遵循古代圣贤的教导，但愿不会被后继的民国统治者们轻视。他们也都应该明白，先哲的优秀品质不应仅仅停留在治理国家上，统治者首先要成为道德的模范和人性的塑造者，接下来才是研究和实践政治理论。新中国的设计师都应明白这些，他们也会面临同样的选择，并且可能会遇到多次，或者服从或者违背“圣训”。国家的走向、人民的利益，都将取决于他们做出的选择。

在那篇文章里，我对可怜的醇亲王载沣也有过一段简短评述：

那一年，醇亲王十九岁，还只是一位彬彬有礼的青年，肩负着国家的屈辱来到一个欧洲国王的宫廷，这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开端。随后的政治生活平凡而又高尚，却一路充满坎坷，从屈辱中来，也消失在屈辱的烟尘之中。人们如果记得这一切，便会产生对他的可怜和惋惜。醇亲王的哥哥是皇帝，可这位皇帝是傀儡，在一位妇人的权力阴影下葬送了生命；他的儿子也是一位皇帝，但小皇帝尚未过上六岁生日，就很不光彩地交出了只有三年的王位。现在，他，昔日的摄政王，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匍匐于地，向各位尊敬的逝者的灵魂惭愧告白，告白自己力有不逮，致使家族覆亡。伯克，这位英国政治家、作家说过一句话：“所有政权在开始的阶段都罩着一张神圣的面纱。”其实，政权也会带着一张神圣的面纱走向结束。

接下来的几年，辜鸿铭时常与朋友聊到他和其他一些人最开始得知皇帝退位的情形。此人誓死忠于清王朝。他们当时在上海名宿沈子培的家中，参加一个晚宴。他将当时的情况写进了一篇文章发表出来，“佣人拿来一份刚买来的晚报号外。全文刊登了朝廷已经颁布的退位诏书，以及相关新闻。……在座的人全都站了起来，朝北面跪下，涕泗交流地磕头。……离开沈府之时快深夜了，我告别沈老时说：‘大难临头，我们该怎么办？’他饱含热泪，再次紧紧地抱着我感慨地说：‘世受皇恩，死生系之。’那声音我一辈子都记得。”

这些重大事件相继在北京和南京发生，我那时在威海卫。很多效忠皇室的中国知名人士都愿意被保护在英国的米字旗下。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威海卫只是山东的一个很小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对革命一点也不热情。并且，我们发现，十八万当地中国百姓很难相信皇帝退位的消息。他们在连续几个星期里，依然将信将疑，没多大反应。他们中间哪怕对“共和”观念有一丁点了解的人，恐怕超不过五十名，何况人们也并不想搞清楚这种东西。1930年10月1日之后，他们已经脱离英帝国主义的奴役，并且变成了“共和”公民，但要找出一些能解释什么是共和的人，可能达不到五百个。

不止威海卫人，包括大多数的中国人也一样愚昧无知，也可以叫作冷漠，后者可能更为贴切。上面引用的那篇文章就是在威海写下的，文中还有这样的内容：

实际上，除开很少受过外国教育的革新派，当问及广大中国人是不是真正知道共和制适合中国的国情时，什么样的回答都有。虽然退位诏书里有“国人大多倾向于共和”的表述，但从没有人证实这个说法。或许有种说法更符合事实，大多数中国人对共和制意味着什么毫无所知，对共和制建立后生活和前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也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对共和制时好时坏也毫不关心。

虽然如此，但如果有中国人在革命爆发之前问什么是“共和”，我认为比较确切的答案应该是直接面对周围的世界，用眼睛去观察，用脑子去思考。H.A.翟理思，研究中国文明最权威的专家之一，曾撰写《中国文明》。他在此书中论及君主时代的中国，认为“自古以来世界上还未见过有这么大的共和政体”。假如我们在理解“共和”这个词语时不太偏狭和呆板，那么翟理思的论述的确属实。而与后君主政体时代比起来，中国在君主政体上的共和属性确实要差得多。

如果说中国人民确实不想实行西方式的共和政体（在1924年国会以不体面的方式解散之后，中国再也没有人试图重新建立），那么事实表明，虽然人民不满意朝廷的腐败无能，但很多人并不“仇满”。几乎所有中国人并不明白自己的言行概念，因此当革命党人高喊“反满”口号时，他们迅速地接受了。他们不加思考地跟着别人学，大声呼喊“打倒满清”。那以后，正如数量庞大的学生和其他民众一样，陆续学会了高喊“打倒……”的口号，只将后面换成“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要么是“英帝”、要么是“日帝”，或者是“不平等条约”，也可能根据当时流行的方式和社会局势，在打倒后面换上“某个军阀”或者政客。1911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几乎所有中国人根本不了解，但就像感染上革命的病毒一般，一眨眼的工夫就成为以暴力反满、反对君主政体的人员。据我了解，其中的很多人事后都深感愧疚，承认自己一时失去理智，被带入到当时的政治洪流之中。这样的现象也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这只不过说明一点，中国人与全世界的一样，也就是说人类具有共同的天性。现代的欧洲也不例外，英国人也会出现类似的狂热举动，而我们当中还有人自诩不会干出这样的事，这实在是不应该夸耀。17世纪著名的英国作家笛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他那个年代，有千万名年轻的英国人起来反对天主教会制度，并随时准备牺牲生命，但实际上他们压根儿就不明白天主教是什么，到底是人还是马 。

“墙倒众人推”是一句中国俗语，它在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情中得到印证，并且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也不乏事例。

1911年，中国命党人极力美化清朝推翻的明王朝的汉人统治者，赋予其能想到的所有美德。但是，在理查德·威廉（著名的德国汉学家）的眼里，明朝却是另外的景象，“明朝刚刚建立时，就显露出狰狞而血腥的面目，这是绝对专制王朝不可避免的特性。人民稍微有值得怀疑的举动，往往招来灭门之灾。当时有数以万计的人被斩杀。明朝统治者之所以赢得民心，是因为百姓憎恨蒙古人的异族统治，而前者正在全力驱逐后者；不过百姓很快察觉到专制主义的压迫比以前还要严重，根本无法料想”。现在，人们又被各种眼花缭乱的口号蛊惑煽动，与以前一样潮水般涌向共和旗帜，加入到“将异族统治驱逐出去”的不朽事业。但是摆在眼前的是，他们的生活将会比在被他们视为异族的满族统治下更为恶劣。

清王朝确实已经到了腐朽没落的时代。并且统治者是“老佛爷”、摄政王，还有一批贪婪无耻、置朝廷存亡于不顾的大臣，人们根本无法坚信朝廷有这个能力进行自我拯救。那个时期，大多数欧洲人（受到反满成员占绝大多数的留洋学生的影响）眼里的清王朝是这样的：朝廷已经不得人心，朝臣乃至全体国人都无比憎恨。这中认识与真相差得太远。对此，欧文·拉铁摩尔——那位杰出的西方作家非常清楚。由于不带有党派偏见，他的判断具有更高的价值。他的观点是：“朝廷统治腐朽没落，南方革命很快发展起来，此时需要为导致中国出现如此现状找到一位责任承担者，于是正好将种族仇恨用于反满。这种仇恨依然在当下的教科书和政治教义里大书特书。”

回想一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结合韦尔斯·威廉姆斯这位美国博士、学者思考过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他的《中国中部》一书在半个多世纪前出版，这部名著中写道：“中国政治里有一点最值得注意，人民可以奋起反抗苛捐杂税，驱逐或杀死贪官污吏，但依然对皇帝抱有无比的虔诚之心 。”这种“虔诚”为韦尔斯·威廉姆斯如此津津乐道，有可能对象并非皇帝本人，而是皇权。普通老百姓对皇帝并不了解，但皇帝是天子，正如一种自然之力，老百姓会理所当然地认可。百姓们遥远地看着他，心里充满宗教般的敬畏。这样一来，韦尔斯·威廉姆斯才用到了“虔诚”，这个用法非常贴切。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罗伯特·哈特博士。使馆被围困的日子里，皇帝的威望在国内外人们心中都大幅降低，仿佛回到了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罗伯特·哈特说：“在中国，清王朝被视为异族统治，但三百年来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百姓对他们皇帝的憎恨程度，并不会高于英国人憎恨他们的女王。”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前文援引的文庆的观点。而辜鸿铭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无比的忠诚和献身精神，他对清王朝几近狂热，就连接受了外国教育也没有丝毫改变。

革命党人口口声声说清王朝践踏人权、奴役国家，并将其作为反满宣传的口号，但是罗伯特·哈特眼里的百姓（清朝统治之下）“拥有完全的、实实在在的自由”。翟理思也有类似的说法。“任何生活在中国的人，如果用心去观察就会看到，即便天子脚下最底层的百姓也享有最普遍的人身自由。”确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外国人常常会对眼前的中国景象感到吃惊：与世界各地的人民比起来，中国人更加自由，他们的政府控制更少。革命落下帷幕，已经不需要使用类似于“异族统治的奴役”的口号蛊惑人心，此时的孙中山，作为反满的大革命家对这一事实也完全认可。在后革命时代，孙中山对人民时常有这样的抱怨，以前并非没有自由，恰恰是太自由了。《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的代表作，他的追随者都认为，此文论述精辟，包含太多的政治智慧。笔者从中引述其中一段关于自由的论述——

中国人民并未直接遭受太大的专制苦痛……他们享有过于充分的自由，就没有理会此事。就像屋内充满太多的空气，我们便感觉不到空气的重要性。……中国人为何不能团结起来？恰恰是太多的自由，让我们变成一盘散沙。……今日之中国被十几个列强奴役，因此中华民族才谈不上任何自由 。

孙博士对中国人以前享受太多自由的论述可能是事实。这个观点表明，那些满人奴役汉人，并实施残酷的异族统治，只不过是一种革命人士无根无据的宣传。他还承认，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反满革命的目的并非为了争取自由。

说得直接一些：（中国革命的目的）刚好与欧洲革命相反。……由于太过自由，我们不能团结起来，就缺乏抵抗力，最终变成一盘散沙。

孙中山为中国留下一个政治组织国民党，该党对自由泛滥的事实有所认识，只能默默接受。当下的人民不比革命前享有更多的自由，因此我们不应该将这次中国革命视为掀开了历史新纪元。关于限制自由可以让人民团结起来的论调，并不能让人信服。

有可能中国人确实缺乏“凝聚力”。但是，对此还有一种说法：凝聚力从来都是这个民族最为稳定的特性。著名的濮兰德先生，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人士，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说法：“中华文明离不开不可阻止和压抑的活力和凝聚力的保护。”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中国人民都不会按照《三民主义》提升凝聚力，因为这个主义本身就是混乱的、自相矛盾的，字里行间都是无聊的劝导。但有些已经显现出来的迹象令人欣慰，中国人已经慢慢认识到，那些世代尊崇的圣贤，是《三民主义》的作者（或者挂名作者）不能取而代之的。中国具有深奥而丰富的政治社会思想之源，远远胜过“民国之父”孙中山的那些理论，这也是值得中国人庆幸的。迟早有一天，中国必将步入世界强国的行列，中国人也会找到一位比孙中山更为优异的理论家和思想家 。

以上只谈到刚刚逝去的事情，尚未涉及不可预知的未来。退位诏书颁布之后，清王朝的统治如夕阳缓缓落下。夜幕降临，风暴渐起，这块土地将陷入一片深沉的黑暗之中，而它曾被十位清朝皇帝统治了两百多年（其统治并非全部不称职或愚昧无知）。但太阳对紫禁城的宫殿似乎依依不舍，日薄西山，但我们的眼里却呈现一片黄昏，很久都不消散。 99FkxBvjGPLpVWsN+YPwdRyQ/Y4fSLhe1eS6IxPZVyr5cIFwzVFPIAi0OHMAZWS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