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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秋，宋仁宗赵祯当众怒斥宰辅晏殊，满朝文武一片缄默，因为晏殊被责之事涉及宋仁宗生母李宸妃。
作为民间故事“狸猫换太子”里那个被偷换的太子的原型，赵祯在漫长的时间里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李宸妃，而晏殊在为李宸妃所作的墓志铭中隐瞒了这一事实，只提到李宸妃有女，实则犯了欺君之罪。
未能在母亲生前尽孝，是宋仁宗内心的遗憾，所以当年轻的帝王真正执掌天下时，所有参与隐瞒的人都必须受到惩罚，即便那人是自己的恩师。面对帝王的震怒，晏殊没有做过多的申诉，他坦然接受了逐出京师的调令，收拾好行囊，转身离去。
这一年，晏殊已经五十二岁了。神童出道的他可以说是一生极尽恩荣：于做官，他做到了枢密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人身揽军权和相权；于作词，他是北宋文坛第一代婉约派宗师，词作含蓄婉转，被尊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在所有人的艳羡里，晏殊用一生的时间，活成了北宋盛世的代言人。
晏殊并非出身豪门，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丰厚的家底，但晏殊是神童，十四岁就参加殿试的他，下笔如有神助，最终在一众精英中脱颖而出，令宋真宗为之叹服，赐予他同进士出身的功名。也就是说，晏殊还未成年就考上了北宋的公务员编制，并得到了皇帝的重点关注。
少年得志的晏殊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相反，从踏入官场之日起，他就表现出了完全不符合年龄的沉稳谨慎。时任宰相的寇准搞“地域黑”，以“晏殊是江东人氏（江东在五代时属南唐），为宋敌国，不能为官”的理由，阻止宋真宗提拔晏殊。
但寇准没料到的是，晏殊早就用个人魅力征服了宋真宗，以至于一贯耳根子软的宋真宗一反常态地回怼寇准道：“开元名相张九龄也是江东人氏。”
“实力+坦诚”是晏殊的处世法宝。他曾在决定自己命运的考试中，因发现试题做过而主动提出重考；也曾在宋真宗询问“为何其他官员都出去吃喝玩乐，而你却在家读书”时，毫无隐瞒地说了一句“我也想出去玩，但是我没钱”的大实话。
宋真宗喜欢晏殊的率真坦诚，当时浮躁的朝野亟需晏殊这样的老实人，所以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踏入官场起，到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驾崩，晏殊一直仕途平顺，从无品小官升至执掌制诏的翰林学士，晋升速度堪称“火箭式”。
在宋朝，能入选翰林学士的人基本都是日后的宰辅人选，而那时的晏殊才三十二岁。
尽管备受荣宠，但这些都是晏殊凭自身才能得来的。宋真宗实在是离不开晏殊，每每有问题，都会询问他的看法，而谨小慎微的晏殊则通过“小纸条”的形式为皇帝答疑释问。
令人嫉妒的是，晏殊不仅深得皇帝的信任，还是太子赵祯的授业恩师，所以无论未来朝局如何变化，晏殊的高官厚禄都是安保无虞的。
乾兴元年（1022年），宋真宗赵恒驾崩，这位统治前期开创了咸平之治的皇帝没能逃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魔咒，在统治后期大搞“天书降临”“祥瑞频出”“泰山封禅”“广建宫观”等巨耗民脂民膏的事情，阿谀谄媚之徒“争奏祥瑞，竞献赞颂”，使得举国骚然、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宋真宗在作死的道路上一往无前，成功地将自己作死后，留下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以及一个年仅十三岁的继任者——宋仁宗赵祯。
此时朝野人心惶惶，时任宰相的丁谓和枢密使曹利用之间的暗斗逐渐公开化，“平衡大师”晏殊再度登场。
丁谓和曹利用，一个是最高政务长官，一个是最高军事长官，“各欲独见奏事”。这两个政坛大佬之间的对决，其他官员避之唯恐不及，但晏殊却敢站出来发声，这让之前不把晏殊放在眼里的丁谓和曹利用深感意外。
晏殊不愧是晏殊，他提出了“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的办法，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双方的矛盾，获得了刘太后的赏识。很快，晏殊就被提拔为正二品枢密副使，距离登上文臣巅峰只有一步之遥。
“慎微”和“平衡”是晏殊保得仕途平顺的要诀，但也是后世人对其诟病的原因。有人说晏殊只喜欢“和稀泥”，面对大是大非时只会明哲保身，从不敢违逆君王旨意，所以才能官运亨通，但其实晏殊人生的第一次贬谪，恰恰是因为他坚持原则，不肯向皇权妥协。
纵观北宋，皇帝的能力大多一般般，但选老婆的眼光却是出了名的好，很多太后都是治国理政的好手，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宋真宗的皇后——刘娥。
对于晏殊来说，刘娥既是帝国的实际掌权者，也是自己的贵人，但面对刘娥明显出于私心的赏官行为
，晏殊廷争面折。于是，出仕以来顺风顺水的他第一次遭遇贬黜，被逐出朝廷，改任地方。
按照古代文人的“文艺套路”，贬谪总会生发出无限诗意，历史上无数名篇都诞生于作者失意之时。但作为北宋的第一代婉约派宗师，晏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牢骚之语，他的词作清新脱俗，永远透着清贵名流的高雅与出尘，纵然偶有叹息，多半也是感慨年华老去、盛年不再。
其实对于活了六十五岁、为官却长达半个世纪的晏殊而言，贬谪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纵然一时被贬，但很快就会重返中枢，继续位极人臣，所以绝大多数时光都处于富贵悠游状态的晏殊没有那么多的凄凉哀苦、离愁别恨可写。用他的学生欧阳修的话来讲，晏殊“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
晏殊所处的时代刚好是国朝无虞的盛世，北宋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与各邻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大的军事冲突。承平日久，尽管掩盖在盛世华服下的毒疮正在逐渐暴露，但对于“政治稳健派”晏殊而言，他需要考虑的事情并不多，他只需要在“一曲新词酒一杯”里感慨“无可奈何花落去”；在“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时，感慨天涯路远，殷切叮嘱后来者“一向年光有限身，不如怜取眼前人”。
别说晏殊写的诗词小家子气，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下，“富贵悠游”都是绝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赢家”状态。
诚然，晏殊这位富贵宰相在政治建树上表现平平，他既不是大奸大恶的乱臣贼子，也不是鞠躬尽瘁的中兴名臣，但他是慧眼识骏才的伯乐，是乐于提携后进的前辈。如果我们仔细翻阅有关晏殊的史料就会发现——若无晏殊，北宋的文坛会黯淡不少，政坛也会损失大半人才。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初登庙堂的晏殊还只是一个毫无根基的草根学霸，而到了宋仁宗至正二年（1055年）晏殊病故时，不仅他自己是位极人臣的政坛领袖，他所推荐的人才也已成为当时政坛的中流砥柱。
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富弼、韩琦等人杰无一例外地得到过晏殊的栽培和提携，为此，史书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来形容晏殊在识人辨才上的独到之处。在晏殊故去后，这些人物托举着北宋继续前行。
时间回到庆历四年（1044年）的那个秋天，盛怒之下的宋仁宗一纸诏令，将恩师晏殊贬谪出京。直到至和元年（1054年）六月，晏殊因病回到汴梁，病愈后得到皇帝允准，重新出任京官。此时的宋仁宗早已对恩师当年的隐瞒释然，他明白，晏殊的举动皆是出于大宋政局稳定的考虑。
宋仁宗特意将晏殊留下来为自己讲经释义，并以宰相之礼荣养，但此时的晏殊年过花甲，身体每况愈下，什么也阻止不了生命在他体内的流逝。
宋仁宗听闻恩师病笃，想要亲自探望，但晏殊强撑病体上书道：“老臣已是风烛残年，无甚用处，不值得陛下挂心。”
宽慰君王后，晏殊轰然星陨。
未能见恩师最后一面，成了宋仁宗的终生遗憾。
帝王亲临祭奠、罢朝两日、赠司空兼侍中、墓碑上被刻下“旧学之碑”——生前位极人臣，身后备极哀荣，晏殊活成了全天下读书人的梦想。
但请不要再说晏殊是一个无甚作为的富贵宰相：
因为他离开的时候，自五代以来一直被废弛的教化重新焕发生机，官学、民学遍地开花；
因为他离开的时候，一直被认为是靡靡之音的宋词，实现了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的过渡；
因为他离开的时候，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富弼、韩琦等治世名臣将仁宗盛世推向了顶峰。
其余的不必再说，都在“无可奈何花落去，小园香径独徘徊”的淡淡忧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