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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时任御史中丞的晏殊主持礼部省试。为了拔擢真正的人才，他出了一道一反常态的试题——《司空掌舆地之图赋》。
题目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说简单，是因为这一题目的字面意思是“司空如何行使管理地图的职责”；说难，是因为题目有陷阱——它出自典籍《周礼·司空》，东汉儒学大家郑玄曾为此作注，说汉朝司空的职责是管理地图，但周朝司空的职责则远不止于此。
果然，题目一出，在座的考生看着题目，一脸茫然，无从下手。因为从字面理解的话，这题目也太简单了，根本写不出新意。可这是礼部省试的题目，并且是神童出身的晏殊亲自出的题，不可能这么简单。关窍到底在哪里，没有人能答上来。虽然也有人举手提问，但都不得要领。
无人能领会晏殊的意思，就意味着本次省试恐怕没有什么人才，都是一些死读书的书呆子而已。就在晏殊连连摇头的时候，一个瘦弱青年走到晏殊面前，一语道破《司空掌舆地之图赋》的题眼：“敢问题目中所说的‘司空’，是周朝司空还是汉朝司空？”
这个青年的提问，让原本失望的晏殊喜出望外，他笑着回答道：“这么多考生中，只有你一人读懂了题目，本题考的是汉朝司空。”
那时的晏殊还不知道，眼前这个瘦弱却颖慧过人的年轻人名叫欧阳修，是连中三元（监元、解元、省元）的超级学霸；晏殊更没有想到的是，他一手拔擢出来的欧阳修会给北宋的政坛与文坛带来怎样的气象。
纵观唐宋历史，有三位国民级文坛偶像的年少时期很惨，他们是韩愈、范仲淹和欧阳修。三人皆自幼丧父，都依靠自身天赋和努力得以逆天改命，在政坛和文坛都稳稳地处于C位。范仲淹和韩愈是毫无疑问的正统士大夫形象，但少了几分凡夫俗子的烟火气，相较之下，欧阳修显得更像普通人，于是更显得可爱。
作为中小学生“阅读并背诵全文”板块的常客，欧阳修是很多组合的成员，这其中含金量最高的莫过于“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能跻身这两大文学天团，欧阳修的文学造诣之高不言而喻，他不只是一个能写出众多爆款诗文的当世文豪，更是一个在文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杆人物。
这样一位在宋代文学史上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其父欧阳观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也只是个底层小官（绵州军事推官，宋神宗时被改为从八品），而且欧阳观晚年得子，欧阳修出生时，他已经五十六岁，在儿子不到四岁时便撒手人寰，既没有让欧阳修享受足够的父爱，也没有给他留下一份安保无虞的家产，只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唯一幸运的是，欧阳修的母亲郑氏是一位堪比孟母的母亲。尽管科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财富资源与教育资源的比拼，但在郑母的引导下，欧阳修走出了一条穷苦子弟也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逆袭之路。
没钱买纸笔，郑母便以沙地为纸，以荻秆为笔，教年幼的欧阳修认字，由此为我们贡献了“画荻教子”的典故。
郑氏的努力没有白费，欧阳修不但矢志勤学，而且从小就展现出超然的天赋，他从城南李家借书抄录，抄完后便能成诵，笔下文章已经隐隐然有大家风采。叔父从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郑母说：“嫂子不必担忧家贫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仅可以光宗耀祖，更可闻名天下！”
欧阳修所处的时代，虽有晏殊等文采卓然的词人孜孜不倦地创作，但诗词也好，文章也罢，依然无法突破承袭自五代十国时期的陈词滥调，行文过于追求辞藻和对偶，乍读起来诗意优美，细品之下尽是辞藻堆砌的靡靡之音。
一个偶然的机会，欧阳修在当地富户的废纸篓中发现了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他如获至宝，研读之后被深深折服，从此成为韩愈的铁粉。这个经历，像极了武侠小说里的男主角因误入山洞而得到绝世秘籍的桥段。
此时距离韩愈故去已近两百年，欧阳修即将扛起诗文革新的大旗，并用一生的时间来延续韩愈的抱负。
回到文章开头。
对于欧阳修这样的奇才来说，考取功名是一件手到擒来的事情。但诡异的是，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到天圣四年（1026年）的四年时间里，欧阳修先后两次参加科举，都出人意外地落榜了。
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即便那时的欧阳修才二十岁出头，但大家对于他中举的信心比自己中举的信心还高，两度落榜，让人们产生了科举考试有黑幕的想法。
这桩诡异之事直到多年以后才由晏殊吐露了实情——确实有黑幕，但这是一场众考官出于爱才之心才产生的黑幕。其实以欧阳修的才华，早就可以榜上有名了，但众考官觉得欧阳修的文章太露锋芒，如果让其少年得志，势必在官场上难有远行，这才有了被特意安排的两次落第。
并不知情的欧阳修只觉得是自己文章还欠火候，于是又在书海中埋头苦学了三年，于天圣七年（1029年）在恩师胥偃的保荐下进入国子监，随后参加了第三次科举。这一次，欧阳修爆发出惊人的考场实力：他先是在国子监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斩获头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翌年的礼部省试中拔得头筹，成为省元。他最后要面对的，是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
宋朝是历朝历代中最重视文治的朝代，宋仁宗一朝则是两宋三百多年里文气最鼎盛的时期，最能证明这一说法的就是“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出自仁宗盛世。而欧阳修考中进士的天圣八年（1030年），可谓是群星闪耀的一年，王拱辰、蔡襄、欧阳修、陈希亮等诸多北宋名臣皆出自这一届科举。
有趣的是，那时春风得意的欧阳修觉得状元非自己莫属，胜券在握的他提早备下一套崭新的袍子，准备迎接人生的这一重要时刻。作为欧阳修的同窗好友，当时年仅十九岁的王拱辰趁欧阳修不注意，翻出了那套新袍穿在自己身上，还耍宝似的喊“我穿上状元袍啦”。
这是等待殿试期间发生的小插曲，欧阳修当然没有和这位小弟弟计较，但尴尬的事情就这么阴差阳错地发生了——王拱辰戏语成真，成了新科状元，而呼声最高的欧阳修只以第十四名的排名位列二甲。
王拱辰能考中状元，细究情由，并不是他比欧阳修学问高，而是考题恰好是他温习过的题目，再加上欧阳修喜欢写艳词，这种不符合传统士大夫标准的举动惹得宋仁宗心有疑虑，这才将欧阳修唱为第十四名，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
尽管科举留有遗憾，但欧阳修很快收拾好心情，正式开启了自己的仕途。
宋朝盛行“榜下择婿”的风气，放榜之日，达官显贵会派家丁到皇榜处选择才貌匹配的女婿。南宋周煇的《清波杂志》有云：“择婿但取寒士，度其后必贵，方名为知人。”说白了，就是达官显贵挑选“潜力股”。
对于读书人来说，“金榜题名”若能与“洞房花烛”连在一起，那真真是人生的高光时刻，所以当时讲究“大登科后小登科”，指的便是考取功名后入赘官宦人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成为进士郎，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状元王拱辰就是娶了名相薛奎之女，而欧阳修则娶了恩师胥偃之女；后来欧阳修续弦娶了薛奎的另一个女儿，与王拱辰成为连襟。
尽管没能高中状元，但欧阳修的官场起步不算低，他被授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留守推官。对于年方二十五岁的欧阳修来说，他刚出仕就站在了父亲穷极一生都无法到达的位置上，实现了自身的华丽逆袭。
担任西京留守推官的日子很惬意，因为欧阳修有一位很佛系的直属领导——西京留守钱惟演。钱惟演是吴越王钱俶之子，他一生仕途奔波，数度沉浮，政绩平平，人品虽不足称
，但雅好文辞，对欧阳修等青年才俊甚是爱重。在这样一位好领导的保护下，欧阳修在第一份工作任期内，以吃喝玩乐为主，整天忙着游山玩水，和同样身为名士的梅尧臣、尹洙等人觥筹交错、对酒当歌。欧阳修从来都不是传统刻板的士大夫，他的身上有着浓浓的烟火气，喜欢美酒佳肴、声色歌舞。
如果一直在钱惟演手下做事，欧阳修的名字一定会泯然于历史之中，所以当钱惟演因政治失意被调走之后，领导支持摸鱼的好日子到头了，对欧阳修而言，这也是一种新生。
欧阳修的第二任领导王曙很严苛，这是一位后来拜相的狠角，也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一生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为政严谨，颇有政绩，所以当他到任第一天看到手下的幕僚们一个个游手好闲，便直接怒了。
王曙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取消带薪休假，打击带薪摸鱼，一时间府里“哀鸿遍野”。作为名臣寇准的女婿，王曙在训斥这帮只知吟风弄月的幕僚时，特意将自己的老丈人树立为“反面典型”：“诸君纵酒过度，独不知寇莱公（寇准）晚年之祸邪！”
王曙的发言有理有据，堂下的幕僚们默不作声。就在王曙很满意自己发表了一番充满教育意义的训诫时，刺头欧阳修冷冷回道：“以修闻之，莱公正坐老而不知止尔！”
被噎得半死的王曙半晌没说出话来，但最终也没有因此而打击报复欧阳修，可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一脸傲娇的欧阳修实现了“瞬时猎杀”，在同辈面前露了一回脸，但这样的性格，注定了他接下来的仕途难以平顺。
欧阳修的身上永远带着和官场格格不入的气质，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和光同尘”这四个字。身处官场的数十年里，欧阳修永远都是那个坚持自我的另类，这样的人在官场上很扎眼，也很容易招祸。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二十八岁的欧阳修奉旨回京，来自权力中央的风暴不可避免地将他卷入其中。
景祐三年（1036年），朝廷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党争，就是前文中提到的范仲淹给宋仁宗献上《百官升迁次序图》、讥讽吕夷简任人唯亲，而吕夷简也将“勾结朋党、离间君臣”等罪名扣在范仲淹头上的那起事件。
范仲淹和吕夷简吵得不可开交，左司谏高若讷站出来支持吕夷简，主张范仲淹应该被贬，这瞬间惹怒了许久不曾开怼的欧阳修：“仲淹刚正，通古今，班行中无比。以非辜逐，君为谏官不能辨，犹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耶！今而后，决知足下非君子。”在朝廷任职没几年的欧阳修，就这样与范仲淹一起被外放远州。
被贬出京的欧阳修处之泰然地前往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做县令，甚至在老大哥范仲淹要拉他一把的时候，他都笑着拒绝：“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短短一句话，就将欧阳修的风骨展现得淋漓尽致。于他而言，所言所行都不为私利，“同其退”是他坚持的公心，“不同其进”是他恪守的私德。
这样的欧阳修又怎么可能一直埋没于江湖之中呢？即便有很多人不愿意让他重返庙堂，但明君贤臣一定会想方设法让这位始终不改赤子之心的人物回到朝廷，因为欧阳修是一面镜子，有他在，是非曲直一目了然。所以短短四年后，欧阳修就被召回京师，并被委以重任。
阔别四年，庙堂气象早已焕然一新。欧阳修惊喜地发现，宋仁宗治下的群臣中人才辈出，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都已身居要职、位高权重，一场针对北宋积弊的改革正在酝酿中。
北宋最有名的变法毫无疑问是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变法，但在熙宁变法之前，由范仲淹等人推动的庆历新政已经迈出了北宋变法除弊的第一步。
范仲淹等人对于北宋的症结判断得很精准，也针对冗官、冗兵、土地兼并等问题提出了改善措施，但改革势必会激怒既得利益者，再加上向来反感朋党的宋仁宗开始怀疑范仲淹等变法派有结党营私之嫌，导致庆历新政仅维持了一年便夭折了，变法派的重要人物纷纷被调离中央，作为其中最活跃的分子，三十八岁的欧阳修也被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
换作寻常人，这时候肯定会痛心呐喊，感叹自己一心为国却鲜有人理解，但欧阳修不是一般人，他在哪儿都能活出人生的精彩。
除了把治下管理得井井有条、令百姓安居乐业之外，欧阳修的生活主题便是和文人骚客搞文化沙龙、诗酒唱和，那篇我们需要全文背诵的《醉翁亭记》就诞生于这一时期。“工作生活两不误”是欧阳修的人生信条，他从来不是端坐于文庙里供人膜拜的圣贤，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爱生活的好官。
做官已然如此，在做学问方面，欧阳修更是两宋三百多年中的佼佼者。《宋史·欧阳修传》中对其文章有这样的评价：“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
意思是，欧阳修的文章，行文述理恰到好处，遣词造句浑然天成，风神玉秀天下效法。从少年到暮年，欧阳修的文采便和他的为官政绩一样，都是活在别人口中的传说。
如此完美的人物似乎只应活在经史子集的字里行间，或被塑像供奉于先贤祠中，但欧阳修的风采却永远出现在凡尘里，他会如天神下凡般出现在某个寂寂无名的寒士才子面前，不求回报地提携他，让他成为“一朝天下知”的新生代文坛偶像。因为自己淋过雨，便想着为他人撑伞，欧阳修希望能尽可能多地提携有才华的寒士，这是他后半生一直不遗余力地坚持且卓有成效的事业——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人，欧阳修初识他们时，他们尚未发迹，在欧阳修的大力举荐下，他们都成了辅佐社稷、青史留名的人物。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已官至太子少师（从一品）的欧阳修在家中溘然长逝，临终时并未留下只言片语。
欧阳修有着跌宕却耀眼的一生：
为官，他几度沉浮，终至参知政事、枢密副使；
为文，他编纂了《新唐书》《新五代史》《集古录》等鸿篇巨制，更有“庭院深深深几许”“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等流传后世的名句；
为人，他少年常怀凌云之志，暮年不减飒飒朝气，《宋史·欧阳修传》总结评价道：“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
这样的欧阳修怎么能一言不发就离开人世呢？翻遍他的人生履历，读遍他的传世作品，我似乎找到了一句符合欧阳文忠公脾气秉性的话可作为其遗言。
那是他在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奉旨回京、面对来和自己道别的滁州百姓时写下的《别滁》的末尾一句：
“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我仍是和平日一样，与大家开怀畅饮，尽兴大醉，不要让管弦奏出离别的哀伤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