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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远在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的范仲淹收到了好友滕宗谅的约稿邀请。滕宗谅希望名满天下的范仲淹能为自己刚刚重修完成的岳阳楼（位于今湖南省岳阳市）写一篇雄文以作纪念。
因为“泾州侵吞公款案”的缘故，滕宗谅不仅被放逐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政治生涯也遭受了不小的打击，所以他来到岳州任父母官后，为民实干，使得岳州百业俱兴，以此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有多强、受的委屈有多大。
让当时的文人领袖范仲淹来为岳阳楼写文，滕宗谅的用意很深：这样做既能向天下的文人骚客介绍这一网红打卡地，还可一雪自己因为“泾州侵吞公款案”而无端蒙上的前耻。
因为范仲淹无法亲自登临参观岳阳楼，滕宗谅随信送来一幅《洞庭晚秋图》，可惜百密一疏——整幅图居然只画了洞庭湖，连岳阳楼的一片瓦都没有画出来。
范仲淹微微皱眉思索片刻……
既然如此，干脆就只写在岳阳楼上向外看到的湖景吧，那篇让世人为之一惊、千古为之一叹的《岳阳楼记》就此诞生了。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足有千钧之力的话背后，就是范仲淹起于微寒、出将入相的辉煌人生……
不用我赘述，仅从范仲淹死后获谥“文正”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他的不平凡。那位砸缸的司马光曾说：“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在司马光看来，“文”乃“道德博闻”，“正”乃“靖共其位”，这两个字的组合，是对文臣的最高肯定。被司马光这样安利，“文正”这一谥号成了当时及后世文臣梦寐以求的荣誉。但这种“极美”的谥号，皇帝却不会轻易赐予，两宋三百余年间，只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等十一人获此谥号，后世获此殊荣的文臣也是凤毛麟角。
获得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文正”究竟有多大吸引力呢？据传明朝内阁首辅大臣李东阳在弥留之际，内阁大臣杨一清去看望他，说要为他向朝廷请奏赐谥“文正”，李东阳这个即将咽气的人居然激动得跳起来要给杨一清叩头。因为李杨二人私交甚厚，所以有人作诗讽刺道：“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到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后世人认为范仲淹获谥“文正”是当之无愧的。无论是与他同时代的人，还是后世人，对于范仲淹的评价几乎无一例外地到了“褒无可褒”的地步，比如黄庭坚称他为“当时文武第一人”；朱熹称他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就连被人戏称为“拗相公”、为了变法将衮衮诸公贬得一无是处的王安石都对范仲淹推崇备至，赞其为“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
这位第一流风骨的人物其实出身很低，既没有渊博家学的传承，也没有背景资源的加持，在未发迹的二十余年时光里，范仲淹人生的唯一主题便是发奋苦读。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范仲淹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其父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yuè）。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是范仲淹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从母亲口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不该叫朱说，他的生父也不是朱文翰，而是一个名为范墉的“陌生人”。
正史并没有写范仲淹这个异姓子在朱家过得如何，只提到范仲淹曾因好言规劝朱氏子弟不要铺张浪费而遭到对方的冷语讥讽：“我们用的是朱家的钱财，关你什么事？”
这句话再次引起了范仲淹的怀疑，因为自记事起，自己是朱家异姓子的流言便让他不胜其扰。在范仲淹的追问下，母亲谢氏这才道出了真相。
范仲淹对于父亲的全部认知都来自他的继父朱文翰，母亲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重锤般狠狠砸在他的心上。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范仲淹“感愤自立，决欲自树立门户”，背上自己的琴与剑离开了朱家。母亲派人去追他，他请对方转告母亲：“给我十年，我一定来接您回我们自己的家（期十年登第来迎亲）。”
不要把范仲淹的离家出走想象成李白式的浪漫旅行，他没有唐玄宗赏赐的金银，也没有李白的声名，此时的范仲淹只是一个孤苦无依的普通人，求学的年龄比一般读书人大很多。除了寒窗苦读外，想要安身立命、实现抱负的范仲淹别无他法。
命运给予范仲淹的，不全是苦难，因为他遇到了恩师戚同文
。大家有兴趣复盘戚同文的生平的话，会发现他和范仲淹的人生经历有诸多相似之处——一样的孤苦无依，一样的寄人篱下；日后范仲淹的待人接物与恩师也极其相似——但行好事，莫问回报。
我想当范仲淹出现在戚同文面前时，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儒一定从眼前这位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戚同文明白范仲淹的困顿窘迫，也明白范仲淹的心有不甘，更明白范仲淹的胸怀大志。而范仲淹呢？能来到这样一个“博延众生，讲习甚盛”的书院学习，是范仲淹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大幸运。
范仲淹很珍惜在应天府书院（位于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就读的机会，他比任何人都心急，他迫切地想要出人头地，去弥补自己曾经蹉跎掉的时间，早日奉养自己的寡母。在应天府书院苦读的那段日子，范仲淹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以至于宋真宗御驾巡幸经过时，所有的学子都冲出去一睹天颜，只有范仲淹纹丝不动，完全没有受到外界影响。很快，范仲淹矢志勤学的美名便在书院里传开了。
宋朝科举有多卷，自不必赘述，范仲淹拼命读书的样子，把同辈学子吓得够呛，他甚至在让人感到困倦的寒冷冬日里用冷水洗脸，以此来保持清醒。就这样夜以继日、不畏寒暑地苦读四年后，范仲淹终于科举及第。
“十年登第来迎亲”的许诺，范仲淹仅用四年便实现了，这对寄人篱下的母子终于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安身之所。
除了金榜题名这一人生转折外，在应天府书院苦读的四年时间还磨砺了范仲淹的心性，困顿潦倒的他不得不寄居山寺，靠划粥断齑来勉强过活——但也正是这种“人不能堪”的苦寒生活，让范仲淹建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世界观。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在实现了“修身”与“齐家”这两个人生目标后，二十七岁的范仲淹正式迈入仕途，给后世人留下了一部“政坛大佬白手起家”的奋斗史诗。
二十七岁进入官场的范仲淹明明毫无背景，但不知为何，无论他身在何处，总能有所作为，总能得到贵人的支持与举荐。
官场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规则，但这些被寻常官员奉为金科玉律的官场哲学于范仲淹而言，都是被他嗤之以鼻的蝇营狗苟，只要所做之事有利于民生福祉，他始终抱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和毅力。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因政绩卓越而被派往泰州（今江苏省泰州市）西溪监察盐税的范仲淹发现海堤受损严重，于是他一力主推泰州捍海堰的修筑。在修筑过程中，因工程浩大、经费不足，生活稍有些起色的范仲淹二话不说，贴上了自己所有的俸禄……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重返故里为母守丧的范仲淹被时任南京留守的晏殊举荐，重返应天府书院，主持书院的日常工作。在此期间，以身作则的范仲淹带给所有士子的，是前所未有的震撼。
范仲淹从来不以官职的高低为意，凡是他觉得需要针砭的事情，便会不论得失地直言进谏。没有门第之见，没有得失之心，没有朋党之别，范仲淹就是范仲淹——一个敢于为了大义和苍生不顾自身荣辱的人。《宋史·范仲淹传》对此记载道：“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宋仁宗天圣五年，处江湖之远的范仲淹并没有只关注自己手中的政务，了解民生疾苦的他放眼全局，洞察帝国的沉疴，于是有了那篇振聋发聩的《上执政书》。
《上执政书》是范仲淹第一次对大宋帝国沉疴进行的系统剖析，也是他日后发起并主持庆历新政的前奏。这篇洋洋洒洒逾万字的雄文虽然一时未得到落实，却成功地让身处权力中枢的高官们知道了范仲淹的名字。一年之后，范仲淹便被特召回京，开始了不算顺遂的“京漂”生活。
范仲淹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所以在位极人臣之前，他混得并不好。
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太后刘娥依然牢牢地控制着政局，宋仁宗赵祯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朝拜刘娥。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上了一封让他的举荐人晏殊冷汗直流的反对书：“陛下是九五之尊，想给太后贺寿，自己拜拜就得了，带着百官为太后贺寿，有损皇帝威严（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
此时的宋仁宗还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傀儡皇帝，帝国的实际掌权者是太后刘娥。范仲淹此举，无疑是自寻死路，以至于一向温和的晏殊都忍不住训斥他年轻张狂。坚持原则的范仲淹非但没有感到畏惧，还写了一篇长文《上资政晏侍郎书》给晏殊，痛陈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把向来喜欢和光同尘的晏殊噎得一时语塞。
按照党同伐异的惯性思维，范仲淹当众驳太后面子的行为做实了他是“帝党成员”的身份，但在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所有人刷新了对范仲淹的认识。
这一年，执掌赵宋天下十一载、穿皇帝衮服祭祀太庙的太后刘娥崩逝，一众官员为了讨好宋仁宗，见风使舵地开始了对刘娥的秋后算账，一时间，不议论太后过失的官员反而成了另类。
可范仲淹呢？
这次他又像四年前当众对抗刘娥威严一般奋不顾身地站出来，为刘娥保全了身后名：“太后受先帝遗命护持陛下十数年，陛下应当为太后掩盖小的过失，保全太后的千古名声（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范仲淹很了不起，但我又不得不提到那句无奈的话：在位极人臣之前，他混得并不好。
没有家族的支持，没有夫人娘家的托举，出身寒微的范仲淹靠着自己的耿直和实力，一步步走到了权力中枢。他居庙堂之高时能不论得失地直抒己见，处江湖之远时也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外放江淮时的蝗灾治理，到任职苏州（今江苏省苏州市）时的兴修水利，再到坐镇汴京时的官场整治，范仲淹每到一处便留下一个传说，就这样走着走着，他遇到了为官生涯中最强的对手——吕夷简。
大家不要一看是范仲淹的对手，就想到忠奸相斗的套路，事实上，吕夷简不仅不是一个奸臣，还是一个力保社稷的功臣。《宋史·吕夷简传》中对他有这样一句评价：“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
但范仲淹和吕夷简不同，吕夷简是微有瑕疵的社稷功臣，而范仲淹是毫无瑕疵的社稷功臣。就是这样的细小差距，让两人之间爆发了水火不容的对抗。
吕夷简最大的毛病就是任人唯亲，于是讽刺技能满点的范仲淹精心准备了一幅《百官升迁次序图》，一边指着图中的百官，一边给宋仁宗解说这些人是怎么靠着和吕夷简的关系获得升迁的。
画《百官升迁次序图》的时候，四十八岁的范仲淹是正四品权知开封府事（开封府尹一般由储君担任），而吕夷简则是身居相位十数载的宰辅相公，蚍蜉撼大树的结果就是范仲淹被逐出京师。
好友梅尧臣对多次因直言上谏而遭贬黜的范仲淹心疼不已，便写了一篇《灵乌赋》给贬谪途中身染重病的范仲淹，劝他别做那只报忧的乌鸦，免得招人厌弃（凤不时而鸣乌鵶鵶兮，招唾骂于邑闾）。
梅尧臣的好意范仲淹当然知道，但几近客死异乡的他还是用八个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宁愿因为直言进谏而死，也不愿在蝇营狗苟中尸位素餐，这是范仲淹入仕时的初心，也是他宦海沉浮数十年、历经无数挫折与打压却从未动摇的原则。
历史不忍让范仲淹客死异乡，还有更多使命赋予他。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三川口大战爆发，宋军大败于西夏李元昊之手，边关告急，狼烟四起，还在饶州（古州名，位于今江西省东北部）任知州的范仲淹被火速调回中央，并于次年调往西北前线，实现了从文到武的华丽转变。
范仲淹经略西北的两年是李元昊吃瘪的两年，这位横扫西北无敌手的西夏皇帝在进攻大宋的过程中，从未遇到过像范仲淹这样的对手。范仲淹从不贪功冒进，每到一处便扼守要塞，屯兵营田，招抚流民，将一座座营盘要冲经营得牢不可破。
擅长奇袭和机动战的李元昊每攻下一处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西夏薄弱的家底无法支撑李元昊打持久战。不过两年的时间，范仲淹就建立了严密的西北防线，收纳数万户百姓，大宋的西北边境甚至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范仲淹只有一个，但偌大的宋帝国到处都需要范仲淹式的人物，所以在促成庆历和议后没多久，范仲淹便被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在他的号召之下，富弼、欧阳修等人杰都聚集到他的麾下。针对大宋帝国的种种积弊，范仲淹再次赌上自己的仕途前程，那场短暂又辉煌的庆历新政拉开了大宋变法自救的序幕。
提起宋朝的变法，绝大多数人只会想到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为期不过一年的庆历新政一直处于被人遗忘的尴尬境地，但作为大宋庙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范仲淹对于大宋帝国的症结把握得很准确，所行策略也很得当，为日后的熙宁变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为期不过一年的庆历新政被全面废止。已然疲倦的范仲淹辞别中枢，来到邓州。三年后，调知杭州三年，最后抱病前往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并在中途病故于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他将为官的所有时光都交给了江山社稷、黎民苍生，留给自己的却少之又少。
“人无完人”这四个字在范仲淹的身上并不适用，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官，范仲淹都毫无瑕疵。
为了不让后世子孙再有人如他从前那般艰难困苦，范仲淹一掷千金，为家族购置千亩良田，建立范氏义庄，接济族中的贫寒子弟，为他们提供婚丧嫁娶和读书的资助。
建立范氏义庄的时候，已是宋仁宗皇祐二年（1052年），距离范仲淹辞世只剩下两年光景。不知范仲淹看着他一手建立起的义庄，心中有何感想，他是否会想起自己年少时寓居山寺、划粥断齑的清寒岁月；是否会想起自己辞别寡母，在应天府书院冷水沃面、发奋苦读的清苦时光。
记得来路，记得初心。
我想这是范仲淹从寒微一路拔擢、直至位极人臣的原因所在，也是他得以谥号文正、名传千古的原因所在，更是时隔千载仍值得我们追思的原因所在。
《宋史·范仲淹传》中说：“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
范文正公，无愧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