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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年）冬，未来的开元名相张说在大雪纷飞的洛阳城送别去盈川（今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赴任的好友杨炯。彼时的张说才二十五岁，是大唐帝国当之无愧的青年翘楚，他灿烂辉煌的政治生涯才刚刚开始。而那时的杨炯已经四十三岁，距他离开人世，只剩下一年光景，盈川县令这个七品官的调任，是他人生最后的升迁。
作为大唐诗坛最初的偶像天团——“初唐四杰”的成员之一，和其他三位相比，郁郁不得志的杨炯似乎又显得幸运很多。
在杨炯赴任盈川县令的如意元年，“初唐四杰”的其余三人早已归尘归土：写出《滕王阁序》的王勃早在十几年前的北还途中落水，惊悸而死；写出《咏鹅》的骆宾王在八年前讨武运动失败后神隐人间，或死或匿，不知所终；写出“得成比目何辞死，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卢照邻也因身染绝症，最终自投于冰冷的颍水之中。
曾开启唐诗繁荣序章的四人组，就像是争相印证“天妒英才”这四个字一般，在历史长河里呼啸而来，匆匆而去，留给后世无限唏嘘。
当后来人再提起“初唐四杰”时，其余三人的事迹或作品总能被说出一二，但对于杨炯，我们仿佛除了“初唐四杰之一”这个头衔外，无话可说。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作为“初唐四杰”中的唯一善终者，即便一生困顿，杨炯也为大唐诗人做了证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初唐四杰”通常被称为“王杨卢骆”。面对这样的排名次序，杨炯说自己“耻居王后，愧在卢前”，这应是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桩因为排名次序引发的舌战。
前尘种种到底如何，已经无从知晓，唯一能查到的，是听闻此事的张说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张说盛赞杨炯的才思如江河滔滔，连绵不绝，其文学造诣优于卢照邻，也丝毫不逊色于王勃。这段话的潜台词就是：在张说心里，杨炯才是“初唐四杰”的第一门面担当。
不要小看张说这句话的分量，因为张说的身份很高，既是开元名相，又是士林领袖，而从他对杨炯如此推崇备至的态度来看，当时杨炯的名气应该丝毫不逊色于其余三人，绝不会是如今几乎被人遗忘的清冷。
其实纵然没有张说的评价，杨炯也算得上是浩如烟海的唐朝诗人中难以被忽视的人物。杨炯注定不平凡，他来自赫赫有名的弘农杨氏，是常山郡公杨初的曾孙，只不过显赫的出身并没有给少年杨炯带来任何优待，因为家族传承到他这一代时，已经泯然众人了。
在还由氏族门阀垄断上升渠道的大唐，已经沦为寒门子弟的杨炯似乎注定一生难有大作为，但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杨炯的崛起速度很快，快到他还是个十岁孩童的时候，就半只脚踏入了大唐政坛。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年仅十岁的杨炯应弟子举及第，并于第二年进入弘文馆，成为当时声名大噪的神童，风头一时无两。这样的成就，即便是翻阅有唐一代所有数得上的诗人，也无人能出杨炯之右。我想当时如果有人说日后的杨炯只不过是泯然众人的草芥小官，应该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但从待诏弘文馆开始，杨炯的人生便渐渐黯淡了下去。
也许是超出常人太多的缘故，偌大的唐帝国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官职来对待这位神童；而对于当时年仅十一岁的杨炯来说，入朝为官也太过遥远。于是从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起，到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之间的十六年里，杨炯一直守着“予出身”的身份和待遇，在弘文馆赋闲了十六年。
十六年的岁月蹉跎，让杨炯的神童之名渐渐被人所遗忘，本该是最灿烂的人生阶段，却不得不时光虚度。随着年岁渐长，杨炯想要有所作为的内心开始躁动，身处帝国心脏的他，每日都目睹着云端之上的生活，看着文臣武将你方唱罢我登场，想象着庙堂之上的风云际会，潜藏在内心最深处的报国热情终于喷涌而出。
杨炯将渴望建功立业却怀才不遇的苦闷，都写在他的诗词里。
他在《青苔赋》中说：“苔之为物也贱，苔之为德也深。夫其为让也，每违燥而居湿；其为谦也，常背阳而即阴。重扃秘宇兮不以为显，幽山穷水兮不以为沉。有达人卷舒之意，君子行藏之心。”
借着歌颂青苔的谦和与无争，杨炯暗喻自己在这默默无闻的十六年里，就像是处于深山中的青苔一样，不被人所知。
而在另一篇作品《幽兰赋》中，杨炯报国无门、聊以自慰的心意更加明显，他说：“虽处幽林与穷谷，不以无人而不芳。”意即：虽身处无人问津的隐秘之处，也从未放弃高洁的品格和崇高的追求。
《青苔赋》和《幽兰赋》是杨炯十六年蛰伏期间少有的牢骚之言，即便是已经郁闷到了极点，杨炯发起牢骚来依然轻描淡写。他没有王勃的旁征博引，也没有卢照邻的借古讽今，更没有骆宾王的锋芒毕露，而这大概也是杨炯有别于其余三人、能得以善终的原因。
一直等到上元三年，迟迟等不到任命的杨炯终于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选择再次进入考场。和十六年前一样，这一次，杨炯又毫无悬念地通过了让无数读书人考到白头的科考。
搁浅了十六年的入仕梦，终于在杨炯二十七岁的时候实现了，此时的杨炯意气风发，因为即便是原地踏步了十六年，杨炯还是轻而易举地超越了绝大多数人。但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的他并不开心，因为他的起点太高，如今却只混得一个“雠校典籍”的九品小官，这让这位曾经的天才少年、如今的有志青年如何能坦然受之？
任职秘书省校书郎的五年里，杨炯基本就是个“官场小透明”，只能一边默默地做着无聊的校对工作，一边继续积蓄着内心的豪情壮志，以待时变。这一次，命运没有让他等太久，仅仅是五年后的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明珠蒙尘的杨炯终于在伯乐薛元超的引荐下，升任崇文馆学士，并于次年成为太子詹事司直，掌太子东宫庶务。
成为当朝太子的内臣，无论是在什么朝代，都意味着名利富贵指日可待。但遗憾的是，杨炯所侍奉的太子叫李显，而李显有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母亲——武则天。
就在杨炯成为太子詹事司直后的第二年，大唐送别了宽仁的君主唐高宗李治，时任太子的李显虽然得以顺利即位，但在位仅仅五十五天后，就被强势的母亲罢黜皇位，贬出长安。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原本对仕途充满信心的杨炯再度坠入深渊，而等待他的打击还远没有结束。随着李显被废、武则天彻底掌控政权，大唐的政治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那场让骆宾王写出旷世奇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造反运动开始了。
这场造反虽然声势浩大，但从开始到结束，前后不到半年，其失败的结果除了让骆宾王下落不明之外，也牵连到了杨炯，因为伯父杨德干一家也参与了讨武运动。
受株连的杨炯被贬到梓州（今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从前途一片光明的帝都才俊，沦落为谪居荒州的戴罪之人。在人生骤变的打击之下，曾经恃才傲物、敢于鄙视一切阿谀奉承之辈的杨炯变了。
贬谪梓州的四年里，杨炯愈发谨小慎微，即便四年后戴罪期满回到长安，杨炯也彻底失去了他的锋芒。回到长安时，李唐的江山早已改换门庭，登基称帝、改号大周的武则天满意地看着匍匐在她脚下的臣子们，听着来自杨炯等人呈上来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一切都美好得恍然如梦。
随着一篇《盂兰盆赋》的诞生，杨炯彻底背上了谄媚之徒的骂名。文采斐然的他盛赞武则天“周命维新”，甚至称呼武则天为“圣神皇帝”。这些话在当时的情况下，肯定是“政治正确”的，但随着李显重登皇位，《盂兰盆赋》又变成了世人攻击杨炯为人不堪的把柄。
不过无论人们如何评说，《盂兰盆赋》还是给杨炯赢得了一次晋升的机会。就在那年冬天，杨炯收到了赴任盈川的调令。离开洛阳的那天，大雪纷飞，好友张说特意写了一篇《赠别杨盈川箴》勉励杨炯。
时过境迁，关于那次人生最后的升迁，杨炯没有留下过只言片语来表达心境，数十年间的起起落落，早已让他学会了沉默。
历史留给杨炯最后的记载，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说法。《旧唐书》中说杨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挞之”；而另一种说法则是杨炯爱民如子，至今当地还保留着杨公祠。无论世人对他作何评价，我想如果杨炯泉下有知，对此只会一笑了之吧。
从唐高宗显庆四年那个初入长安、懵懂无知的孩童，到武则天如意元年那个一身沧桑、碌碌无为的小官，所有人曾惊羡那个不世出的天才神童，也为他一生难有作为而感到惋惜，但却从来没有人问过杨炯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其实杨炯早就说过了。
在大约三十岁的时候，杨炯写下了《从军行》。从未去过战场、大半生困在长安城里的他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