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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冬，汇聚天下英才的长安城大街小巷里，人人都在口耳相传着一篇骈文——《滕王阁序》（本文对于《滕王阁序》的写作时间参考《唐才子传》的说法）。用“洛阳纸贵”来形容这篇文章的火爆程度绝对不夸张。如果放在当代，它绝对是一篇点击量千万级的刷屏爆文。
世人惊叹于作者对文字的精雕细琢，更感慨于他惊为天人的文采。在那个李白还没诞生的年代里，《滕王阁序》刷新了当时唐朝人对文字之美的想象。此文的横空出世，甚至惊动了唐高宗李治，当他读到文章最后那首四韵诗时，也不禁感慨道：“好诗，好诗！作一篇长文，还有如此好诗作出来，岂非强弩之末尚能穿七扎乎！真乃罕世之才！”而当身边人告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王勃，且王勃已逝的消息后，李治默然良久，连呼可惜。
带着最后惊鸿一现的才华，年仅二十七岁（王勃的生卒年有争议，本文采用650年—676年的说法）的王勃如同流星般划破初唐的文学天空，短暂耀目后，又骤然归于沉寂。当世人还在惊叹这位十六得功名、盛名满京华的大才子时，他却以一种狼狈的方式断送了自己的仕途，之后更是匆匆离开人世。
来时轰轰烈烈，去时悄然无声。王勃走后，初唐的文坛一度落寞了三分。
历史长河浩荡，辗转几度春秋。对于诗圣杜甫来说，在他生活的年代里，“初唐四杰”已是数十年前的人事了。即便面对早已绚烂夺目的盛唐诗文，杜甫仍然在诗作《戏为六绝句》中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百家争鸣的盛唐文坛，越来越多的人对“初唐四杰”的诗文开始多加诘难，但在诗圣杜甫眼中，“初唐四杰”仍然是高高在上的盛唐诗文奠基人物，那些诘难之人不过是欺师灭祖罢了。
在后世某些人看来，作为“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除了那篇惊艳时光的《滕王阁序》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值得瞩目的作品了。
但这只是王勃的冰山一角而已，如果你真的能穿越回大唐高宗年间的话，你会发现，早期的唐朝文坛是被顶级流量组合“初唐四杰”撑起来的，而王勃则是这个天团中最年轻、被更多人认可的、文采最出众的存在。
在初唐门阀林立的现实下，王勃出身于一个“惟有读书高”的书香门第，祖上虽有做官之人，但终究没能跻身权贵之列。按照当时的官场潜规则来看，如果想在官场中有所作为的话，王勃必须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当上一个无足轻重的末流小官。在那个冰冷的门阀政治时代里，读书考功名显得遥遥无期。
但王勃真的是个例外，他九岁就敢写文驳斥前朝文学大家颜师古注解的《汉书》；十六岁就通过大唐科举考试（幽素科），取得了功名，并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官职——朝散郎；不到二十岁就以《宸游东岳颂》《乾元殿颂》这两篇奇文获得唐高宗的召见。
十六岁得功名，这个纪录在历朝历代都属罕见。自身的惊世才华，再加上统治者的青睐有加，不管怎么看，历史都给王勃铺就了一条花团锦簇的康庄大道。如果王勃就这么按部就班一路走下去，庙堂之上一定会留下他的名字。
世事漫随流水，福祸转瞬之间。接下来的王勃，用自己急转直下的人生际遇告诉所有人，福祸相依本是常态，这世间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旦走错，所要付出的代价，也许要用一生来弥补。
这样的错误，王勃犯了两次，从此无缘庙堂，泯入江湖。
《旧唐书·王勃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当早已才名远播的“初唐四杰”进京赴考的时候，有人向吏部侍郎裴行俭推荐四人，素有识人之明的裴行俭则摇着头说了这样一句话：“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
简单翻译过来就是：“初唐四杰”中只有杨炯能当个县令，而王勃等人虽有才名，但孤高自傲，绝无仕途。
事实证明，裴行俭的话是对的，即便当时在所有人看来，王勃成为达官显贵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无论在什么朝代，才华都是一把双刃剑，能带来无上的荣耀，也能带来无边的灾祸。同在“初唐四杰”之列的卢照邻因为《长安古意》而得罪武三思，被迫下狱；王勃也因为一篇《檄英王鸡》而断送了自己本该一片大好的仕途。
数年的心血努力，在朝夕之间化为乌有。失魂落魄的王勃像是丧家之犬般匆匆逃离长安，他万万想不到，一篇戏作居然成了自己挑拨皇子关系的罪证，他认为自己无端承受了统治者的愤怒，却丝毫没有想过问题的源头其实是在自己身上。
“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这记录在史书中的简单一句，已经道尽了王勃仕途骤断、前途尽毁的原因。
骤逢变故本就让人难以接受，更何况是王勃这般心高气傲、本就生活在花团锦簇中的天之骄子。为了尽快东山再起，他一边游历山川，一边紧紧盯着帝都长安，但凡有一点重回官场的可能，他都想一试。
对王勃这样的人物来说，只要有机会，他就一定能成功。很快，他就等到了第二份任命——虢州参军。虢州（大致包括今三门峡市西部、西南部及附近区域）盛产药材，闲暇时为打发无聊时光而通读医书的王勃在那里过得自在悠游，虽然官位低微，但总算是觅得曙光——至少王勃是这么想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显得极为诡异了。
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对于王勃为什么要藏匿获罪官奴，又为什么担心东窗事发而把官奴杀掉，都没有解释，但字里行间似乎都在说王勃是被同僚陷害，才走上杀人道路的。
隔着千载的历史烟尘，我们没有依据为王勃翻这桩旧案，只知道“擅杀官奴”这件事让王勃犯了死罪，后来虽然遇到大赦，侥幸留了一命，却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对于这时候的王勃来说，惊才绝艳的文采变成了所有人羞辱他的理由，本该扬名立万的人物却背上杀人的罪名，更连累父亲被贬到蛮荒烟瘴之地的交趾（位于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河内市）做官。
和再也无缘仕途相比，连累父亲被贬更让王勃绝望。在孝道至上的古代，王勃成了天下人的笑柄，更成了家族的耻辱，他只能在惶惶不得终日间向父亲一遍一遍地忏悔。在《上百里昌言疏》中，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百死莫赎的罪人：“今大人上延国谴，远宰边邑。出三江而浮五湖，越东瓯而度南海。嗟乎！此皆勃之罪也。无所逃於天地之间矣。”
那个靠文采震烁诗坛的王勃此刻已经死了，那个想要诗酒年华、建功立业的王勃也在此刻死了。大唐才子的傲气，最终被现实接二连三的打击消磨得所剩无几。
出狱后的王勃，即便是再有机会回到官场，他也如躲避瘟神般选择远遁江湖，把自己的身心都交给江湖。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的秋天开始，王勃从洛阳出发，顺着运河一路南下，辗转于淮阴（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之间，最后向着交趾行进。
碧海青天之间，王勃的内心再也没有功名利禄的纷扰，他只想再见父亲一面，当面表达自己的歉意。舟车劳顿的他终于在交趾看到了困顿潦倒的父亲王福畴，父子久别重逢的喜悦冲淡了王勃内心的歉疚。
人生行到此处，也该再换一种活法。逗留几日后，王勃还是决定辞别父亲，北归长安。
读完有关王勃的史料后，我总是在想，如果王勃平安回到北方的话，他会不会再投入官场？或者他会不会像后来的孟浩然一样，从此专注于诗文创作，成为一代文宗泰斗呢？历史并没有给王勃这个机会，我们也无从知道如果王勃能活下去，会给大唐继续贡献多少流传千古的诗篇。
时值盛夏，风高浪急。踏上归程的王勃在行船颠簸之间落水，虽然被救上岸，却终因惊悸而死，年仅二十七岁。这样的死法似乎并不符合王勃才子诗人的身份，但如果细细读过王勃的人生，我们一定会明白——他的惊惧里不只有溺水的恐慌，还有对人生的无助、对政治的畏惧。一切恐惧都积蓄在内心，溺水是压垮王勃的最后一根稻草。
王勃走得很突然，以至于大家还沉浸在《滕王阁序》的文学之美中无法自拔时，这篇文章的作者就已匆匆退场。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我想，王勃的告别词已在《滕王阁序》中写好了。
肉体终会毁灭，但王勃的灵魂一定会像《滕王阁序》，亘古长存；会像滕王阁外的悠悠江水，奔腾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