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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求安定，但我们不怕变化，而且愿意直面变化，改造自身。所以，“定中有变，变中有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就如同百年来的近现代中国，衰极之后还是可以找到出路，一直发展到今天。
这一讲我们要讨论的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疆域如此辽阔，我们要面向未来发展，哪些是既定的因素？哪些是稳定的因素？哪些是关乎政策变革的因素？
中国广土众民、族群多样，各文化区中的人，其定居程度如何？人种成分如何？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更要紧的是地理条件，因为我们身处何地，那就是我们“下锚停船”之所在。人类生活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其特定的社会组织和生产结构，而中国的地理结构，决定了中国长期稳定的“天下国家”形态。
从世界地图来看，中国所在的区域是相当完整的一大片；而中国的内部各分区之间，也不存在无法跨越的障碍。天地之间，如此广大的一块区域，中间没有太大隔绝，放眼全球只有中国和美国。
相较而言，欧洲的内部地理条件就没有如此方便。欧洲是破碎的，其内部主要有两大区域：一是地中海地区，二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平原山地。地中海西边的伊比利亚半岛，石头相当多；东边是干旱地区的海岸，以及巴尔干半岛；剩下就是北海一带，以及俄罗斯的广大地区。这几个地区之间，地理条件各异，区与区间的距离相当遥远——不仅地理遥隔，其文化性质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印度的大部分领土，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西坡与南坡，南坡比较陡，西坡和缓一点，尤其是印度河流域及恒河地区。印度由交通非常不便的高山地区，加上两条河流所覆盖的平原地区组成，内部被切割为一个个破碎的小单位。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历史上曾是印度的一部分，今天已经是两个独立的国家。非洲目前我们不讨论，因为整体而言，这块区域还未发展起来。
假如我们将喜马拉雅山视为一个巨人，整个东亚大陆都受其影响。假设这个巨人面东站立，其左脚所踩的地方，就是今日新疆、青海和甘肃一带。高山融雪顺流而下，形成湖泊、河流以及沿岸绿洲——雪水流经之处，生命随之而来。但是，因为这一区域气候干旱，河水容易干涸，就形成了大片沙漠。
这片区域过去交通不便，却是中国与欧洲之间联系的必经之处，今天其交通地位仍然举足轻重。历史上经常有游牧民族在此居住，与中国内部的农耕民族冲突不断。好在，今天这片地区大半在中国疆域之内。过去因为干旱，这一地区不便开发，如今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人工技术来改善环境。而且，因为温差很大，该地区不同区域的气候各不相同，物产也很丰富。
如果喜马拉雅山这个巨人面向东方，将左手一伸，跨过阿尔泰山，经过大青山、杭爱山，中间越过许多的草原、山谷，再往东边走，就是太行山的北坡以及阴山，再过去就是大兴安岭那一带的群山及河流。整体而言，这一块是干旱地区。这些地区的地形，基本上是山岳和平地混合，纬度高，气候较为寒冷。但是，由于它是一个山区和平原向南开口的地形，常常山下就是很好的谷地，水草丰茂。
在冬天，这些谷地所背靠的群山，挡住了自北而来的寒风，向南迎着温暖的太阳。所以，中国建筑讲究“坐北朝南”。这条路上各种山绵延不断，或大或小，或孤立，或连成群山，都有向南的开口，与平原相接形成广大区域，向东南延伸。
北方草原上沙漠并不多，基本上是草原与山地及岩石带的交错。这一草原地带虽然并不连续，总面积却非常庞大。这里的气候环境，也只适合游牧民族生存。因为他们的生产线并不长，可以随着气候的改变南北移动；他们需要不断更换新的草地，满足牲畜的食物需求，再以牲口的肉和乳类作为食物。所以，这一带的生活比较艰苦。
岳飞的《满江红》，以“踏破贺兰山缺”抒发“收拾旧山河”的志向。“贺兰山缺”，指的就是贺兰山及其下面的小片沙漠、小型湖泊。过了这一高地，就是今天的宁夏和陕西。
黄河从青海巴颜喀拉山而出，向东流经四川，又向北流经甘肃，转向东流到宁夏，进入河套平原，又往东、往南进入陕西和山西的交界处，到风陵渡向东连接渭河。这一块关中地区，是中原核心区域的开始。风陵渡被誉为“黄河第一渡口”，也是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郭襄和杨过初次见面的地方。过了风陵渡直下，便是黄河以北的山西省，它是一个“大盆地”：北面是向南开口的山岳地带，中间是南北向的河流，它们连通黄河，然后到达运城平原。过了山西省，就是海河平原——海河及其支流，实际上一直流到渤海湾。从渤海湾往南就是山东省，山东半岛就是黄河入海处。
有一个大平原从山西一直延伸到山东，我们称之为“华北平原”。这片地区纬度比草原低，但还是较为干旱。好在夏天太平洋季风会带来降雨，黄河及渭河等支流，也能提供农耕用水。这片黄土覆盖的地带，地形基本上是平原——当然也有许多纵横交织的河流贯穿，从西往东有七八条。这一世界著名的黄土平原地带，土质细，土壤营养程度高，因为土中的毛细管可以将土壤底下的养分吸收到靠近地表的位置，进而满足旱作农业的需求。
黄土平原与南方的分界线，是“秦岭-汉水-淮河”线。从这条分界线到黄河为止，中间一大片平原地带，是中国小麦、小米、高粱的主要产区，也是重要的棉花产地，还是中国文化的早期源头。
这一块区域考古遗址密度最大，对中国而言极其重要：历史上中国主要的朝代在此形成，主要政治体的整合也在此发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核心区逐渐向外扩张，其政治核心区也就越来越往外移。
假如我们回到喜马拉雅山巨人的视角，其右脚所踩的地方就是四川盆地，源出唐古拉山的长江经此向南、向东流，发展出“江湖大平原”，也就是长江流域加上洞庭湖流域。长江水量之大、涵盖地区之广，世所罕见，这一“江湖大平原”地区是中国最富足的农产地。所谓“湖广熟，天下足”，这个地方所产的粮食，足以供应中国所需。一直到民国初年，中国一半以上的粮食都是靠湖广和江南供给的。
长江的出海口就是上海，中间还流经南京。附近的江南地区，滩头面积非常大，里面有无数小河流，交织为一个河川百出、水网密布的稻田农耕区。这片地区的矿产颇为丰富，相较黄淮地区要富足得多。因为作物生长季节长，东南季风给江汉及两湖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源，加上交通发达、人口众多，江汉地区就与黄淮地区一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核心地区。
从考古学上看，以新石器时代论，长江流域和黄淮流域分布的农业遗址的密度相差不大。但当中国被整合为统一的大帝国时，各个朝代的首都，建在北方的时候居多。与江汉地区相比，黄河地区发展的时间稍早，但二者几乎可以说是平行发展的。只是从政治中心和人口迁移走向来看，是自北往南——黄淮地区人口过多，或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压迫，就会往江汉、两湖地区迁移；当江汉、两湖地区土地不够用时，就会往更南处迁移，包括今天的浙江、福建、广东以及广西和海南等地。
在新石器时代，沿海地区也有很古老的文明。但是它们参与上述核心地带的活动，基本上是被动的。沿海地带狭窄的平原很多，其间有很多小河流，气候非常温暖。所以，这一地区农耕面积不大，但其农业生产自给有余，可以容纳北方来的移民。每一次北方游牧民族进入黄淮地区，就会触动这一自北而南的“连锁反应”，人口一批批地往南迁移，这就使人与人、族与族之间的融合，几乎每隔一两百年就会发生一次。
我们还是以面向东方的喜马拉雅山巨人来定位，其右脚跟所处的位置，就是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以及四川的一部分。唐古拉山及喜马拉雅山下来的雪水流经此地，构成几条南北向河流，如怒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等，一直流向南亚和东南亚——大部分经过泰国、越南等地进入太平洋，小部分经由缅甸等地进入印度洋。
云贵地区有高山、峻岭、深谷，还有若干山间湖泊，但平原很少。这一地区的地质情况很特别：从山脚走到河谷，是温暖潮湿的气候；往山坡顶上走，越往上越寒冷。这一区域的气候和植被，会随着海拔的高低而变化。
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带，自北而南的距离也相当远：从蒙古国与俄罗斯交界处，一直到山西省与河北省北部的“坝上”地区。在这一区域，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现象：从西南山地经过四川省的北面一直到草原，正好画出一个大弧形，成为草原与农耕区的天然分界线之一。
在上述区域内，地处山脚下的山地及草原的南半边，都比较适于居住、农耕——再往北就是游牧地区了。所以西南地区的游牧地带沿山坡分布，耕地则在谷底或朝向谷底的小斜坡上。在这些地方，我们发现了很奇怪的现象：经过川北草地，西北的游牧民族进入西南山地后，其生活形态也会变为半游牧、半农耕式；连西北大草原上的马进入云南山地，都发展为小型的变种——滇马。从考古遗址，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西北的影响可以越过中原，经由关陇、四川的边缘地带扩散到西南。
如果将中国看作一个面朝东方的巨人，以此形容各个地区的关系，那么巨人的两只眼睛，一只是台湾岛，一只是海南岛，这是中国在太平洋之中的两个据点。而台湾岛乃是菲律宾板块撞击亚洲大陆所形成的东边的一块高地。台湾的玉山是中国东部最高的山地，所以传统中国讲“五岳”，现在应该加上东南海上新的“海岳”：玉山。台湾物产丰美，过去也是福建、浙江两省人民移民的方向。海南岛温暖宜居，如今已是很多国人越冬的所在。虽然这两个岛屿都算不上特别大，但是因其承受温暖季风带来的大量降水，所出产的水果却是今天中国最好的——第二个优质的水果产地是新疆，因其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
如前所述，中国疆域内部没有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跨越阻断甘肃、宁夏与关陇地区的群山相对困难，但其间也有黑水道，将西部草原与较为平坦的东部草原连接起来。那一带的山地、沙漠、湖泊等虽然彼此隔绝，但是也可通行。北方草原与黄淮地区之间，没有很大的隔阂——跨过相对容易的内蒙古大草原的中部，经过太原、大同就能进入陕西。
在中国的东北方，山林广袤的大兴安岭将内蒙古高原、呼伦贝尔高原与东北平原分隔开来。可是无论草原地区还是东北地区的范围都很大，足以自成一片区域，内部非常完整。当年没有火车等大的运载工具，也没有如今纵横密布的交通网，中国内部也没有什么难以跨越的地区。从北方草原进入黄淮地区并不难，从东北进入海河地区也非难事，这使北方草原民族可以持续不断地进入中原。
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从考古学上看，世界上很多族群都曾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过。西部草原上，尤其从新疆地区一直到甘肃，曾经生活着印欧民族。我们在历史上，对这一族群曾有过不同的称呼。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本部从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地区的族群及其与自身的关系。
中国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与黄淮地区的汉族在体质上没有太大区别，都属蒙古人种。只是，这一群体说的是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也就是草原上共通的一些方言。草原上的族群是四处游牧的，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有语言的混通和交流。向西越靠近新疆，这些草原民族的语言与印欧语系的关系就越混杂。所以，中国新疆的少数民族，诸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其语言和西方人不同，也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有一点区别，我将其称为“亚洲系白人”，也有人称其为“斯基泰人”。
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其生存条件不如汉地，到了冬天日子尤其不好过：只有向南的山坡及谷地可以放牧，大雪来的时候，连牛都无法啃食雪底下的草，这时候牲畜的损伤也很大。所以，游牧民族经常被迫往南移动，尤其在遭遇冬天严酷气候导致的生存压力时。
地球上的气候变化除了四季更替这种以年为单位的小周期之外，还会呈现大的周期性变化。比如，历史上出现过若干“寒冷期”，短则几十年，长则上百年。这些“寒冷期”的出现，对游牧民族来说是个考验。生存所迫，他们必须迁徙到更温暖的南方，甚至是到农耕民族居住的地区，劫掠其资源来喂饱他们的牲口和人丁。
因此，长城沿线的南北战争自古不断，而长城的建造，就是为了阻挡胡马南牧。从蒙古游牧民族的考古遗址可见，他们的聚落分布确实与纬度有关：越靠近南方越密，越靠近北方越稀疏。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许多是因为游牧民族南迁引起的。他们向南迁移压迫汉人，汉人抵抗、防守一阵，最终防线破裂，大批游牧民族潮水般涌入中原。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魏晋南北朝，历史上号为“五胡乱华”，但在此前，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多次类似的事情。
我们中国人，常常自称“炎黄子孙”。历史记载，黄帝号“轩辕氏”（“长轩高车”）。由此可知，黄帝所在的这个族群是使用车子的游牧民族。黄帝所代表的游牧民族，与炎帝所代表的农耕民族，既是同盟，又是敌人。传说中所谓“炎黄”的斗争，就发生在今天永定河上游的河北涿鹿一带；后来炎帝、黄帝联合，与五帝之中太昊、少昊集团的斗争也在此地。
在气候较为温暖时，从河套一直到陕西都是农耕地带；气候寒冷时，这里又变成游牧地带。在山西、陕西之间，也就是相当一部分炎黄传说的发生地，其生产形态也呈现如此“钟摆状”的摆动。中国“传说时代”的历史记忆，可以说是北方与南方冲突、融合所留下的痕迹。
炎黄族群的接触与融合，整体而言发生在大约五千年前。然后，他们共同面对的新的冲突，就是来自东边渤海湾山林里的牧人——也就是前述太昊、少昊集团。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纠缠，就从海河地区一直到黄河下游地区，这是中国历史上起源传说最多的地方。所有的故事，背后反映的都是族群的移动、族群间的冲突，这与考古发掘所呈现的面貌是相符合的。距今约四千年前后，山东、辽宁一带也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寒潮，气候干冷。原本生活在山中的猎户们无处可去，被迫迁移到农耕地区。所以，那个时期中国的民族迁移非常频繁。这个节点，也可以说，中国正从黄河下游的古代转向列国体制，等待着进入天下国家。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族群冲突与融合，是在商周之际。鬼方、玁狁、鲜虞乃至西面的“义渠之戎”等，各种游牧民族不断压进来，共同参与塑造了商周时期的中国历史。
第三次大规模的族群冲突与融合，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大批的北方戎人、胡人往南移动，刺激了黄淮地区许多国家内部的变化。地处北方的国家如赵国、秦国、燕国，虽然承受来自游牧民族的压力，但也得到北方更多、更好的战马和兵员——这一时期的战争模式，也从车战转为步骑联合作战。这种来自北方的压力，迫使黄淮地区的许多国家和族群南移到江汉，强大的楚国以及吴国、越国就在这时候出现。
到了秦汉帝国实现大一统，这个阶段完成了第四次的南北大融合。秦人的祖先是东夷族，后来秦国军队吸纳了很多部落民。周人同样如此，他们本身是生活在关中平原的农耕族群，可也吸纳了许多北、东、西甚至西南方向的部落民，构成其东征的部队。
秦汉以后匈奴对中国本部长期的扰乱，是历史上很大的事情。之所以修建万里长城，就是为了抵抗匈奴的南下攻扰。其实，匈奴不但向南压迫，也往西部推移。而西部原有的游牧民族感受到压力被迫往更西部迁移，就进入欧洲。所以，欧洲大批的外来移民进入，与中国面临匈奴的压迫几乎发生在同时。
匈奴以后，更大的一次来自北方的压迫，出现在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北方草原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生存。大批东北、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纷纷压向南方以及西方，这就开启了东汉末年以后近四百年的民族大融合。西晋末年，中国的北方整个被胡人占领，部分汉人随着大族南渡；留在北方的汉人聚族而居，建立了坞堡壁垒自保——胡汉之间只有“一墙之隔”。此后，大规模的胡汉融合迅速展开，中国北方的语言渐趋稳定，汉语之中夹杂许多少数民族词语及发音。而北方原有的许多汉人，则被迫向南迁移到江汉乃至沿海地区。
隋唐时代，接替匈奴统治北方草原的，是更为强大的突厥。突厥人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草原帝国——突厥汗国，他们结束了整个北方草原的混乱局面，其力量足以与隋唐帝国抗衡。直到唐朝军力强盛，兼并许多部落民以后，才拥有足够的力量将突厥打下去。此后，突厥一分为二，一部分势力被迫向西迁移，使中亚、欧洲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留在东方的突厥人，则最终被中国吸收。大唐盛世，西北方向的胡人，因为商贸、战争等原因纷纷进入中国。像安禄山就是出身中亚“昭武九姓”的胡人，他进入唐朝为官，深得唐玄宗信任，最后导致“安史之乱”爆发。
突厥以后，中国北方陆续出现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族人……一拨又一拨，永远是游牧民族从北方进扰，将原有的华北居民压向南方，居住在南方的居民则被压向更南方。清军入关以后，最后一批大规模的汉人南移，是随郑成功进入台湾地区。此前，进入台湾的大多是浙江、福建一带的原住民——这一群体，乃是今天所谓“南岛民族”的先驱，他们以台湾为跳板，进入更远的南方岛屿。“南岛民族”与华夏民族的血缘关系，在今日福建省与浙江省还可以看得出来。
整体而言，长期以来中国的民族融合，农耕人群可以吸纳游牧部族，游牧部族则较难吸纳农耕人群。最终，游牧部族被同化，纳入中国以农耕为主的基本经济体系之内。上述情况，使中国人的生活也相当稳定。从人种来看，中国人约有四分之三是蒙古人种，另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混杂进来的“亚洲系白人”，如今日新疆的哈萨克族等。这些亚洲系白人进来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从外貌上还看得出来其痕迹。比他们更为古老的亚洲系白人，例如秦国带进来的“义渠之戎”大概就是白种人，但已经完全融入中国本部。原本生活在中国甘肃一带的“塞种人”，其中一部分移入中亚，一部分就留在原地，混合于中国居民之中。
中国的定居农业发展得非常早，而且从散耕或粗放形态发展为精耕农业。我对传统农业一直有兴趣，也写过一本《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我觉得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的精耕农业就开始了：人可以选种、施肥、灌溉，改良土地以增加产量。用作农耕的土地并非天然土壤，而是经人工改造形成的土地——这就使农民安居乐业，像钉子一样被钉在土地上。这种农业形态的稳定性，使进来的人群只能迁就农民，而不能改变农民。中国的农业用地在长期精耕之下，生产的粮食够大量人口食用，这也是中国长期稳定、有力量融合外族的保障。
此外，秦汉帝国时期，中国还发展出遍布全国、纵横交织的道路交通网。这使农产品能够快速流通：北方产的麦子能够快速转运到南方，南方产的稻米也能够快速转运到北方，作为主粮的另一种选择。水果、蔬菜、纺织品……都依托上述交通网，在不同区域间流通。中国内部不同的农业区，因为道路网而相互连通。
这个道路交通网于秦代建设、汉代完成，此后只是一步步完善而已。最后一部分的完善，是从明朝开始将其延伸到云南及西南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至于从中原到西北的道路网，从汉朝就开始建设了，也就是所谓丝绸之路。这个道路网的出现，也使中国内部被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稳定性结构。
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完整地理条件，内部族群一批批迁移、融合，又形成了高度统一的族群，加上完整的内部道路交通网保持畅通，所以中国才不容易散架。中国的文化特质之一是安土重迁，认为能够世代住在一个地方是福气，能够传宗接代是福气。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从个体、小群到大群连续下来，形成个人—家庭—亲族，乃至民族—国家的大关系网络。
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色，就是每一个人都属于这一大网络之中不同的层次。作为其中一员，既能得到大网络带来的好处，也要对大网络有所贡献。大网络对身处其中的个体，也有一定要求。这种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是中国长期保持安定、稳定的重要文化因素之一。
虽然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是靠天吃饭的，但我们不仅可以将上天赐予的自然条件（例如土壤）加以改造，还可以顺应乃至利用天地自然规律，提高生产效率。农耕本身是按照天时来安排的，什么时候应该播种，什么时候可以收获，都有一定的时间规律。所以中国人对于气候的变化，对于山林、河流等的变化，都非常敏感——人对自然环境敏感，又对季节性的生产敏感，这就使人也置身于自然这个大的网络之中：天人相应，天人合一。
整体而言，中国的疆域能够维持至今聚而不散，有四个大的要素：第一，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第二，是内部疆域基本完整，自成格局；第三，是内部族群基本一致；第四，是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以及遍布全国的道路交通网。这四个因素使中国能保持长期的稳定，以及具备容纳、吸收、改变的文化特质——通常在改变发生以后，还能迅速恢复到安定状态。所以中国不怕“变”，就怕变了之后不能适应。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剥极必复，以及满招损、谦受益……说的都是变化，以及如何面对变化的道理。
这个就是中国的哲学。我们求安定，但我们不怕变化，而且愿意直面变化改造自身。所以，“定中有变，变中有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就如同百年来的近现代中国，衰极之后还是可以找到出路，一直发展到今天。
《易经》教我们“三易”：简易、变易、不易。“易”就是“改变”的意思；“不易”不是“不容易”，是“不改变”——这个世界唯一不改变的，就是经常在改变。上述四个固有的基本要素，使中国在面临挑战、危机时，内部调适具有相当的弹性，这就是中国和印度及西方很大的不同之处。
相较而言，印度社会是一拨一拨外来征服者进入，但并没有被消化——永远像一层层饼往上摊，最上层是晚到的征服者，压在最下面的是贱民阶层。时至今日，印度底层老百姓的生命还是很不值钱。西方文化则是游牧民族催生的文化，注重的是“征服”：欧洲的土地被割裂成若干块，常常要相互战斗、彼此吞并。所以欧洲的白人文化是不安定的，他们经常改变，习惯掠夺他者，但没有大片农业地区长期经营所产生的安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