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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明朝的军制。
朱元璋创立明朝后，吸取元朝军户制度的优点，创立了明朝版本的“卫所军户制度”。请注意，这里的“卫所”，虽然与上文女真地区的“卫所”名称相同，但是制度内容完全不同。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将明朝疆域分为三层，最外层是奴儿干都司、乌斯藏都司和朵甘都司，在这三大自治区内，明朝不直接管理，而是当地部族自治，属于自治卫所。
中层就是我们这一节所说的“卫所军户”地区，分布在明朝两京十三省
的边缘，沿长城、河西走廊、横断山区排列，属于明朝直辖军区。例如辽东都司、山西行都司（大同），其下又设立广宁卫、大同卫等。
内层就是两京十三省，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关内地区。
下面，我重点说明一下中间这一层。
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在全国各个军事要地设立“军卫”，至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
这里的“都司”，即为军区；这里的“卫”，即为军区内军队屯驻的地点，一卫通常驻军5600人（可以理解为5600个军户）。在卫下设千户所（额定1120户）、百户所（额定112户），首领称之为千总、百总。千户、百户中的“户”，就是军户，也就是在卫所内屯驻的人家。
军户即为军人户口，既是军籍也是户籍，代代相传。明朝的军户来源有两个渠道，一是在元朝时期即为军户的人家；二是跟着老朱打天下的士兵。并不是所有军户都要当兵，在大部分卫所内，每三至八个军户才抽调一人进入常备兵，称作“正军”。如果在战时，比例会相应提高。正军免除所有差役，也就是不用为国家义务劳动。国家会分给正军一定的房屋、土地，每个月还发口粮。
此外，明朝已经是火器时代，运输弹药、装填火器很麻烦。这时，正军需要一个助手，称作“在营余丁”，配合正军打仗。余丁就没有正军那么高的待遇了，只能免除他所在户口本中一名男丁的差役，其他人还得为国家义务劳动。
对此种制度，朱元璋骄傲地说道：“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粒米。”
然而，这个制度看起来很美好，但施行起来却有很大的弊端。
普通农民租用地主的土地，向地主们交租；卫所军户种的是国家分配的土地，向卫所长官们缴税。两者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地主们多少受当地县太爷、知府的约束，不敢太明目张胆；而卫所长官们则是县太爷兼军队司令兼大地主，军政一体，一手遮天。所以，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有的长官没收军户土地，把人家从自耕农变成自己手下的佃农；有的长官吃空额，本来只有五千人，上报朝廷说有一万人，多出来的田地、粮饷全部装进自己的腰包；有的长官勾结当地土豪、士绅，把卫所的田地卖给他们耕种，牟取暴利。举几个例子。
正统六年（1441年），贵州二十卫所屯田、池塘共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余亩，“良田为官豪所占”，“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
正统九年（1444年），大宁都司官军都指挥佥事田礼等人“侵占屯地四千一百二十七顷有奇，递年不输子粒”。
弘治年间，陕西榆林的卫所官员，“侵夺屯田，隐占为业，祖孙相继，盤踞自如，凡应纳屯粮，悉置诸度外”；“富豪者种无粮之地，贫弱者输无地之粮”。
以上情况，不胜枚举。
而辽东地区，则是军户制度的重灾区，因为这里只有军户，没有其他户口。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决定，因辽东地区“早寒、土旷、人稀，不欲建置劳民”，所以“但立卫，以兵戍之”。
即朱元璋将整个辽东地区作为军区管理，不设管民机构。如果你的户籍在这里，那么你就只能是军户。你说倒霉不倒霉？
因为上文列举的原因，辽东军户大量逃亡，到什么份上呢？
《全边略记》记载，正统八年（1443年），明朝锦衣卫指挥吴良（好名字）去海西女真卫所巡视，看到在女真地主家种地的都是汉人。逃亡的辽东军户甚至还喊出了口号：“生于辽，不如走于胡。”
到了万历年间，本来就如同负重骆驼一般的辽东军户，被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高淮乱辽”。
其实这个事一开始跟高淮没啥关系，而是一个叫阎大经的千户给万历出了一个馊主意。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阎大经向万历建议：“辽东地方金银矿洞及马市方物，税课开采，有禆国用。”
即辽东地区的宝贝多，应该让他们经常上交一些；同时，在辽东开矿，收取矿税。
开矿收税，本是天经地义之事，看起来没什么不妥。但是，万历老兄充分发扬创新精神，创造了两种税收管理新模式。
第一，征税人员不是政府官员，而是由万历老兄自行指定，大部分是太监。
第二，收上来的税不进国库，而是进皇帝内库，也就是万历老兄的私人存款账号。
太监收税，皇帝私吞，真可谓是千年创新之举。
万历老兄派去辽东征税的太监叫高淮。之前，他隶属于尚膳监，负责管理皇帝的伙食。让一个管伙食的太监去当收税官，万历老兄也真是心大。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高公公是如何在辽东征税的。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初春，高公公率数百家丁，“自前屯起辽阳、镇江、金（州）、复（州）、海（州）、盖（州）一带大小城堡，无不迂回遍历。但有百金上下之家，尽行搜刮。得银不下十数万，闾阎一空”
。
翻译一下：高公公带着一群家丁，到辽东军区各城镇、堡垒进行地毯式搜刮，但凡有点儿钱的军户，他都以征税为名进行勒索。累计搜刮十几万两白银，军户们的钱财被掠夺一空。
值得表扬的是，高公公还是很一视同仁的，他并不只针对辽东军，连朝鲜也不放过，即“时时出塞射猎，发黄票龙旗，走朝鲜，索冠珠、貂马”
。同时，高公公还很有上进心，没事就抢个功劳什么的，“数与边将争功，山海关内外咸被其毒，又扣除军士月粮”
。
由于高公公的“精彩表现”，辽东军不时哗变。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因不堪高淮勒索，“前屯卫军甲而噪，誓食淮肉”
；“致激众怒，歃血齐盟，欲挈家北投虏地”
。到了六月，锦州、松山再次发生兵变。
其实呢，高公公干的这点儿事，在李成梁眼中都是小儿科。
万历十九年（1591年），明朝吏科都给事中
侯先春，在实地调查辽东情况后，给万历写了一份标准的八股文报告，名为《安边二十四议疏》，其中写道：“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稍不如意，尽行毁虏。马蹄经过，鸡犬一空。其丁军未必御虏，而先遭一强虏也。民谣有云：‘若遭大虏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
翻译一下：李成梁主政辽东期间，他的家丁军队到了哪里，就在民家白吃、白住、白睡，睡的时候还要拉上良家妇女。民家敢不从，他们就杀人、烧房子。这些人哪里是在防御胡虏，他们本身就是一群胡虏。民谣唱道：鞑虏过来抢，还能留条命；家丁过来抢，什么都不剩。
这就叫逼良为娼。万历皇帝、收税太监、李成梁的所作所为，将大量辽东军户、基层士兵送给了努尔哈赤，是其劳动力、盔甲、武器的主要来源。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被女真掳掠的汉人，即为奴隶，也就是失去人身自由而任人驱使的群体，是很悲惨的。这么说倒不假，毕竟这些人不能随意外出，和平时期要干活，打仗的时候要保障后勤。
但是，我想反问一下，难道辽东军户在明朝时不是如此吗？
况且，这些逃亡的人，相当一部分过得还是很不错的。还是根据侯先春所言：“迩岁以来，虏岁掠我人以万计，辄散处于板城而恩养之。给之妇，使生子女，给之牛马田土，使孳息耕种。待其心志无变易，而后用为奸细，用为响导。”
翻译一下：近几年来，蒙古、女真各部（以下统称“胡虏”）每年都要掳掠上万辽东人口，将他们安置在“板城”
之中。胡虏首领发给他们妇女，让他们生育后代；发给他们牲畜和土地，让他们耕种。等这些人回过味来，发现当胡虏的奴隶比当辽东军户舒服多了，就开始为胡虏效力，潜入辽东搞破坏。
在胡虏那边当奴隶，竟然可以发牲畜、发土地、发妹子，如果这种好事被河北那几万名为了进宫而自宫的候选太监们知道了，怕是要悔青肠子了，还不如去东北当奴隶呢，至少是个完整的人。
更讽刺的是，因为这些逃亡军户熟悉明朝情况，痛恨压迫他们的各级军官，所以他们在跟随胡虏进犯的过程中，破坏力更大。“入犯之时，为之四散掳掠者，亦多中国人。有挖人地窖者；有指人粟谷之数而逼索之者；有呼雠人之名而焚其庐、掘其冢者，皆汉人也。”
这些自愿逃跑、被掳掠的人口有多少呢？
根据明朝巡按御史何尔健的统计，仅截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跑到女真地盘的汉人“无虑十万有余”。
在努尔哈赤一统女真诸部后，建州女真就成为辽东军户逃亡的第一选择，他们给努尔哈赤带去大量的劳动力、盔甲、兵器。所以，万历皇帝才是努尔哈赤崛起的第一功臣。
不好意思，说错了，万历不是臣，而是第一“功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