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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主流观点认为，明清之战的转折点是崇祯十三年（1640年）爆发的松锦大战。这一战，洪承畴的十三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其实呢，松锦大战就如同之前所说的萨尔浒之战一样，还没开打，结果就可以预见了。这一战明朝的十三万大军，是崇祯帝仓皇之下从全国各地拼凑起来的军队，我前面也说过，这样的军队是无法击败清军的。而明清战争真正的转折点，是崇祯四年（1631年）的大凌河之战。
先交待一下此战的背景。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杀毛文龙。这个事很有名，详细过程我就不介绍了，我主要说说这个事的影响。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一名皮岛上的士兵，孤悬海外，与本土联系断绝，常年处在战争第一线，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当然是很苦闷的。还好，你有个在辽东待了二十多年、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毛老大。他能按时发放军饷（不一定足额），能带你打一些胜仗，能够准确掌握每年怠工的时间，既不让上头领导发火，还能让士兵充分休息，劳逸结合。所以，虽然苦闷，但日子还过得下去。
这时，中央派来一个文官主持辽东局势，上来就把毛老大干掉了，你会怎么想？
根据朝鲜方面记载，毛文龙死后，岛内将士都痛哭流涕。而且谁当新老大都有不服的，互相打来打去。这样，皮岛就乱了，再也没人想着打后金的事了。从士兵到军官，都想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为自己谋一条出路。
这种情况下，一些将领就不想在皮岛待了，其中就有毛文龙的两个干儿子（也有说是干孙子）——孔有德和耿仲明。由于之前东江与登莱的关系密切，所以他俩就去新任登莱巡抚孙元化那儿报到，想讨份差事。
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好友，也是个火炮专家，与葡萄牙传教士交往密切。当时，他聘请二十七名葡萄牙人作为教官，正在对登莱地区的明军进行西式改革。
根据徐光启奏折中所言，这支军队每营四千人；其中战斗部队两千人，后勤人员两千人；配重炮十六门、中炮八十门、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杆，并有各种炮车、战车数百辆。
为了配合孙元化的军事改革，崇祯帝还将进口的西式火炮运往登州（今山东烟台蓬莱市），使得当时登州城内新式火炮齐备，装备水平甚至超过了辽东前线的明军。
孔有德和耿仲明的到来，让孙元化很高兴，他此时特别需要有实战经验的中层军官来领导新军。孙元化以孔有德为骑兵参将，以耿仲明为登州要塞守将。
之后，从东江投奔登莱的人越来越多，加之此时朝鲜已经被皇太极打服，东江镇失去陆上后勤供应渠道，其对后金的牵制作用已经形同鸡肋。所以，孙元化上疏崇祯帝，建议尽撤皮岛驻军，加强辽南半岛沿海、登莱地区和辽西走廊的防御力量。
这会儿，从管理关系上讲，辽东军区的老大是蓟辽总督梁廷栋、管民政的老二是辽东巡抚
邱禾嘉、管军政的老二是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除了祖大寿，都是生面孔。这是因为，孙承宗去北京当兵部尚书了，毛文龙已经被袁崇焕杀了，袁崇焕已经被崇祯帝杀了。
梁廷栋部分采纳了孙元化的观点，他也认为辽西走廊纵深太浅，不足以作为关内的屏障。所以，崇祯四年（1631年）初，他派祖大寿去锦州东北的大凌河畔筑城。即“大寿以兵四千据其地，发班军万四千人筑之，护以石硅土兵万人”
。
这会儿的大凌河城内共有军队两万八千人，其中祖大寿直领的军队（即旧辽东军）四千人，轮戍的辽东班军一万四千人，石硅兵（四川土司兵）一万人。应该说，这个兵力应对后金军的进攻还是没问题的。
然而，就在大凌河城刚刚竣工的节骨眼，梁廷栋被罢免了，邱禾嘉的靠山没了。当时朝中的言官们纷纷议论：大凌河过于荒远，不应当筑城，应该将军队撤回关内。
邱禾嘉听说了这个事很害怕，担心“贸然筑城”的罪名落在自己头上，加之他与祖大寿一直不和。于是，当年五月，邱禾嘉“尽撤防兵，留班军万人，输粮万石济之”
。
到这会儿，大凌河城内的军队就只剩下祖大寿直领的四千人和轮戍的班军一万人，此外还有劳工和商人数千。这个数量的守城军队，如果遭遇后金军进攻就有点儿吃不消了。而且，邱禾嘉给的一万石粮食看起来很多，其实并不够。在明代，一石约为120斤。这里我们假设，大凌河城内的军汉、劳工每人每天只吃一斤粮食，那么这一万石就仅够两万人吃两个月。
请大家记住这个时点，邱禾嘉是在五月送的粮食，大概六月能送到大凌河。
崇祯四年（天聪五年）八月，皇太极率三万军队抵达大凌河城下，掘壕沟、筑墙围城；他另派出一支军队，截击自锦州方向而来的明朝援军。
之后一个多月，明朝像羊拉屎似的向大凌河派出援军。
第一次两千人……
第二次六千人……
第三次六千人……
最后一次是四万人。
以上四拨援军，均被后金军击败。特别是最后一次，几乎全军覆没，明军主帅张春、副统帅张洪谟、三员副将、四员参将、九员游击、二员都司、七员备御、六员千总，共计三十三名将官被生擒，后金军俘虏的马、驼、骡、牛、驴及甲胄、军械等不计其数。
在此期间，皇太极一直在劝降祖大寿。他派岳讬与城内的明军代表接洽，转述皇太极的原话：“前屠杀辽东之民，乃先汗之事，当时不谙理义。提及此事我等追悔不已。若有二身，必诛其一身；若有二头，则必劈其一头矣。后杀永平兵民者，乃二贝勒杀之。因此，已将二贝勒治罪，幽禁牢中，尽夺其所属诸申等民。”
翻译一下：之前屠杀辽民的事，是我爹干的，那会儿他不懂公理和道义。说起这件事，我们都追悔不已，如果我有两条命，一定自杀一次以谢罪。后来在永平屠戮兵民，是二贝勒阿敏下的命令，我已经将其永久禁锢，剥夺其所有人丁和财产。
在这段话中，皇太极检讨了后金军之前的滥杀行为，直接指斥他老爹“不谙理义”，并保证痛改前非。这也算是相当可以了，毕竟他在骂的是自己的父亲。然而，皇太极诚恳到这个份上，祖大寿也没有投降。
而明朝那边，再也没有援军到来了。一直到当年十月末，城内守军已经用仅够吃两个月的粮食坚持了五个月，实在没办法，祖大寿这才投降了。
祖大寿出城当天，皇太极准备了规模盛大的欢迎仪式。他先派诸贝勒、王公到营外迎接，祖大寿入营后，后金军擂鼓欢迎。祖随后去往皇太极大帐，此时皇太极已经在大帐外等候。祖大寿刚准备跪拜，皇太极上前将他拉起，行“抱见礼”。进大帐时，皇太极又执意请祖大寿先入；祖推辞，皇太极就拉着他的手一起进了大帐。
相当可以了。
然而，不久之后，祖大寿就借口回明朝当内应走了，一去不回。可是，跟随祖大寿投降的一众官兵没法走，名单如下。
副将：刘天禄、张存仁（吴三桂好友）、祖泽洪（祖大寿从子）、祖可法（祖大寿养子）、曹恭诚、韩大勋、孙定辽、裴国珍、陈邦选、李云、邓长春、刘毓英、窦承武。
参将、游击：吴良辅、高光辉、刘士英、盛忠、祖泽远、胡弘先、祖克勇、祖邦武、施大勇、夏德胜、李一忠、刘良臣、张可范、萧永祚、韩栋、段学孔、张廉、吴泰成、方一元、涂应乾、陈变武、方献可、刘武元、杨名世等。
以及明军11682人，包括祖大寿直领的精锐四千人。此外，之前后金军围点打援时，也俘获张春等将官三十三人，俘虏士卒人数不详，少说也有数千人。
现在，祖大寿背信弃义地跑了，对一般皇帝而言，杀掉这些俘虏泄愤是很有必要的，再不济，也不会厚待他们。然而，皇太极并没有这么做。他非但没有为难这些人，反而制定了一整套安置方法。
皇太极规定：跟随祖大寿投降的明军官兵，全部编入八旗。对高级将领，皇太极为他们聘贝勒、大臣的女儿为妻，嫁娶费用由八旗贝勒共同承担；高级将领的贴身随从、部将，让他们娶旗下未嫁、寡居的妇女；投降的普通士兵，让他们娶后金民户中未嫁、寡居的妇女。
如果符合条件的妇女数量不够，或从各旗旗主所辖的牛录内选妹子，或让八旗内殷实的庄头（可以理解为小地主）将他们收为养子，或让辖内殷实的富商分出财产拨给这些人。有了钱，就不愁找老婆的事了。
之所以如此细致地安排，皇太极解释道：“至前杀之事，纵极为辩白，人亦不信。如今，天与我以此众，正欲使人知我之善养人也。”
注意，人家皇太极用的就不是“豢养”，而是“善养”。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插一段，说说祖大寿的结局。十年之后，类似大凌河的场景再次上演。崇祯十四年（崇德六年，1641年），祖大寿守锦州，皇太极率兵围锦州。救援的明军再次被击败，祖大寿、祖泽远（祖大寿从子）再次投降。这次，连祖大寿的老部下、当时已经给清朝打工的张存仁都认为，即便是不杀祖大寿，也不应再让他领兵了，即“大寿悔盟负约，势穷来归。即欲生之，以不杀足矣，勿宜复任使”
。
皇太极是怎么做的呢？
他召祖大寿、祖泽远到沈阳崇政殿，祖大寿刚想跪拜，皇太极起身将他扶起，对祖大寿说道：“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
这个就不翻译了。
接着皇太极又对祖泽远说道：“曩朕莅视杏山，尔明知为朕，而特举炮，岂非背恩？尔举炮能伤几人耶？朕见人过，即为明言，不复省念。大寿且无责，尔复何诛？尔年方少壮，努力战阵可已。”
翻译一下：之前你我两军在杏山交战之时，你明知道我在军中，却命令手下向我开炮，这是一种背恩行为。况且你不想想，你们放的炮又能伤到几人呢？我与别人的恩怨，都是当面言明，过去了就过去了，不再记仇。祖大寿我都不杀，更何况是你。你现在年轻力壮，今后好好打仗就是了。
史载：“泽远感激泣下。”
之后，皇太极令祖大寿隶属正黄旗汉军，仍为总兵；以祖泽润为正黄旗汉军都统；祖可法、祖泽洪、裴国珍、祖泽远等祖系降将分别为各旗汉军副都统。
要论收买人心，同时期皇太极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
而且，以上举动的背后更有深意。祖大寿归降后不久，皇太极就请他给山海关的吴三桂写劝降信，前文说过，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布局就精细到这个份上，这种心机、这种手腕，崇祯怎么斗得过人家呢？
回头继续说大凌河之战。
单看战果，此战明军损失约四万军队，皇太极增加一万余军队，这并不足以使双方的力量对比产生决定性逆转。但是，这场战争还有几个后续影响。
崇祯四年（天聪五年）八月，登莱巡抚孙元化听闻大凌河之战爆发，派出孔有德率领八百骑兵去大凌河救援，孔军与前往支援的山东军队一起行进。由于孔军多为辽人，与山东士兵不和，且沿途被各地乡绅刁难，士气十分低落。当他们走到河北沧州吴桥时，积累多时的矛盾终于爆发，孔有德率军叛乱，袭杀明军。随后，他掉头攻打山东各州县，从河北一路打回登州，与城防守将耿仲明里应外合，占据该城。城中的葡萄牙教官大多战死，孔有德控制了城内约两个营的新军和所有西式火器。以上事件，史称“吴桥之变”。
之后，孔军以登州为基地，四面出击，打家劫舍。崇祯帝先后调动多路明军平叛，可是孙元化所练的新军战斗力太强，各路地方军队根本不是对手。崇祯帝无奈，只能调动关外精锐到山东平叛，这才打下了登州城，而此时叛乱已经历时达十八个月之久。
然而，在破城之前，孔有德、耿仲明已经率领万余军民，带着至少十二门红衣大炮和三百余门各型新式火炮，乘船从海上逃走。在逃跑前，孔有德提前派人与皇太极接洽投降事宜，皇太极派出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三大贝勒去鸭绿江口接应。
崇祯六年（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孔有德、耿仲明到达盛京，皇太极率满朝王公大臣出城十里相迎，并大宴庆贺。宴上，皇太极亲自为孔有德斟酒，并赐蟒袍、貂裘、撒袋、鞍马等物。
投降后，孔有德、耿仲明又设法联系上了他们之前的好友尚可喜，劝说他投降后金。尚可喜当时驻守广鹿岛，该岛位于辽东半岛东南海中，属于东江镇。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年）二月，尚可喜率领广鹿岛，大、小长山岛，石城岛，海洋岛等五岛军民万余人，携军械、物资航海归降后金。皇太极照例率满朝文武出城三十里相迎。
孔有德的反叛，可谓是大凌河之战的衍生品。叛乱期间，山东境内饱受战火蹂躏，袁可立在登莱沿海所设的炮台、船厂、物资储备被破坏殆尽，部分战船、新式火器被孔有德带去后金。东江镇之前所占据的辽南沿海地区，不久之后也被后金军攻占。以上这些，严重削弱了明帝国的战争潜力。
前文说过，为了应对后金八旗兵，明朝新练了三支精兵。祖大寿守大凌河城的军队有一万四千人，其中有四千人是祖大寿直领的“旧辽东军”，剩下的一万辽东班军中也有袁崇焕所练的关宁军。前后四拨去大凌河支援的六万余明军，其中也有不少关宁军。除了去关内镇压农民起义的，基本上都跑去大凌河了。孔有德叛乱的主力，就是孙元化以登莱军、东江军为兵源所练的西式新军，尚可喜带到后金的一万余军民，就是之前的东江军。
也就是说，到这会儿，明朝最精锐的三支军队——关宁军、东江军、登莱军和旧辽东军，要么死在了战场上，要么给后金打工了。
军队与军队是不一样的。袁崇焕所练的关宁军、祖宽带领的旧辽东军，在关外打八旗兵是五五开，到了关内打民军却是所向披靡，经常几千人撵着十几万农民军跑，这就是战斗力。而新练一支军队，从兵源、到训练、到盔甲、到火器，都需要从头开始，周期是很长的。明朝好不容易趁着努尔哈赤瞎折腾的时候练了三支精兵，结果却变成了这样。
自此之后，大事去矣。
然而，以上这些，还不是此战最重要的影响。祖大寿系和孔、耿、尚的军队，分别是第二拨和第三拨大规模投降后金的辽东军，加上努尔哈赤时期的第一拨，以及期间零散投降的明军，共计约四万人，均被编入八旗。而这会儿，八旗下的满、蒙壮丁总数不过八万人，这就使得汉军成为八旗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基于此，皇太极决定将八旗重新整合，由之前的女真贵族军事集团转变为满、蒙、汉三方军事贵族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