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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一下，皇太极接班时的局势如下。
生产方面：国内汉人逃亡，土地无人耕种，又赶上天灾，粮食歉收，通货膨胀，人食人的现象已经出现。
治安方面：盗贼、奸细、土匪遍布，基层管理一片混乱。
政治方面：军事贵族集团内部分权，事权不统一，没有强力的中央集权。
八旗内部：大小贵族均被努尔哈赤赐予“免死铁券”，要想约束十分困难。
军事方面：宏观上被明朝三面军事围困，微观上火器劣势已经显现，皇太极接班后第一次对明作战就大败而归。
到这会儿，你还认为崇祯老兄接的盘很差吗？
其实，如果没有魏公公瞎折腾导致孙承宗、袁可立先后下野；如果袁崇焕不杀掉毛文龙；如果努尔哈赤能够多坚持几年再咽气。以上三个如果，只要有一个变成现实，那么后金就完了，不是亡于内部起义，就是亡于外部军事围困。
这么看，袁崇焕的罪过还真是不小，他一个人就终结了两个如果。杀毛文龙的事就不多说了，老努咽气也跟他有关。如果他不用大炮把人家轰抑郁了，老努不就能多挺几年了吗？
然而，以上如果都没有发生，这就给了皇太极力挽狂澜的机会。
皇太极当政十八年，马不停蹄地干了六件大事和两件小事。六件大事分别是：一则抚民；二则集权；三则拉人；四则融合；五则建制；六则扩张。还有两件比较独立的小事，一是搜集、制造红衣大炮，二是爱海兰珠。由于这些事情的时间线互相交错，如果以时间顺序讲述会显得很乱，这里我就分类说说。
先说抚民篇，即恢复、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举措。
牛皇帝最大的特征是：能够敏锐地发现导致困局出现的根本原因并采取针对性措施。皇太极的“抚民”，就是从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资料、建立恰当的生产关系、理顺基层治理这四方面入手的。
皇太极登基后的当月，就针对他老爹的“合居令”，发布了“分屯别居令”。
“令汉人与满洲分屯别居。每备御止留八人，余悉编为民户，处以别屯，择汉官廉正者理之。”
解释一下：之前女真、汉人合居的村屯，按照最小的编制单位“备御”来计算，将其中的汉人由之前的十三人减为八人，分配的耕牛由七头减为两头。独立出来的五名汉人和五头牛，按壮丁编为民户，单独成立汉屯，由清正的汉人官员管理其生产。
前文已经介绍过“合居”的弊端，这里“分屯别居”的优点就不多解释了，这相当于解放了后金境内约40%（5/13）的汉人生产力。
“工筑之兴，有妨农务，前以城郭边墙，事关守御，有劳民力，良非得已。兹后止葺颓坏，不复兴筑，俾民专勤南亩。”
前文说过，努尔哈赤时期大兴土木工程，先后修建了新辽阳城、沈阳城和辽河防御工事，占用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力。现在，皇太极下令不再新建各种城池、工事，大幅减轻徭役，令农民以务农为本，这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法令之一。
天聪元年（1627年）九月初一，皇太极谕令：“马骡以备乘骑之，牛驴以资负载，羊、山羊、豕、鸡、鸭、鹅等供食用。嗣汗及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及筵宴、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驴骡，永行禁止之。”
解释一下：女真人信奉萨满教，传统习俗是杀牛祭天，不管是红白喜事还是祭祀先祖，都要杀牛。皇太极所针对的，就是以上习俗。他规定：马和骡子只能用来骑，牛和驴只能用来耕作、拉磨，只有羊、猪、鸡、鸭、鹅可以吃。国内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都不能宰杀牛、马、驴、骡用于非生产目的。一旦有人违规，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通通治罪。连祭祀他爹努尔哈赤，皇太极规定也只能用小牛。
这项举措，保护了生产资料，对后金境内农业生产的恢复有着重要意义。
努尔哈赤时期，大量汉人逃亡、为匪、当奸细。对此，皇太极谕令：“汉官民有私计遁逃及令奸细往来者，虽首告
勿论。”
翻译一下：后金境内的汉官、汉民，之前有试图潜逃的，包括至今仍在为明朝当奸细的，即便是有人举发也不再追究，只要今后不再做这些事情就可以了。
这个政策是什么分量，就不需要多解释了。
皇太极登基后，多次强调汉人与女真人处在平等地位，将扰害汉民的行为定性为“隳坏基业”。他规定：“满洲、汉人，毋或异视，讼狱差徭，务使均一”；“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城堡财物者斩，擅杀降民者抵罪”；“天以明土地、人民予我，其民即吾民，宜饬军士勿加侵害，违者治罪”。
很容易懂，不解释了。
天聪二年（1628年），皇太极进一步封赏汉官，跟他老爹一样，他也发了上百道敕书，全部是给汉官的世职爵位证书。
例如“王子登，尔原系监督冶铁之卫官；并斩毛文龙遣来引诱之千总，擢为参将。王子登倘或有咎，依法赎罪。此职子子孙孙世袭罔替。”
看到这里，一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不是跟努尔哈赤一个水平吗？
不一样。
首先，皇太极的这一举措，正是针对他爹群发的“免死券”。
皇太极索性再扩大特权范围，但凡有点儿功劳的、有官职的，全部都给。这就好比颁发奖章，一千人中给五百人发，这个奖章就是荣誉；一千人中所有人都发，这个奖章就什么都不是了。皇太极通过此举，稀释了免死券的功效，大家都一样，就不叫特权了。
其次，这次领到世职敕书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汉官。这些人正是在前朝不受重视的，现在被皇太极特别封赏，自然也就成为他的忠实班底。
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谕令：“如管堡拨硕库有不修葺堡中倒塌之墙垣，不稽察盗贼者，则与贼同罪。如牧马之人，不查收马匹，纵贼乘骑行窃者，与贼同罪。守门之人，将随时查出入人等而不行详查者，亦与贼同罪。如管堡拨什库，有敛民食物，贿赂往查田亩粮穀及马匹等诸物之官员者，罪之。官员有受贿者，亦罪之。前因扎尔库敛民食物，已正法矣。”
翻译一下：某堡垒发生盗窃事件，如果是因为日常整修不到位导致城墙坍塌才使盗贼潜入的，或者是管理堡垒的拨什库
不作为以致盗贼潜入的，则拨什库与盗贼同罪。同理，不认真管理马匹的官员、不严格核查出入者的守城官兵、向庄屯索贿的拨什库，均与犯罪者同罪。为了达到警示目的，皇太极还举例：
扎尔库
私自收敛民户的粮食，已经被正法。
以上措施，也有两层意思。
一方面还是针对他爹群发的免死券，皇太极就索性在八旗内实行连坐制。但凡能沾边的，都给你定罪，看看是你免死的次数多，还是我给你定的罪多。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爹生前对八旗各级军官过于宽纵，导致八旗上下毫无纪律可言。所以，皇太极就施行严刑峻法，以扭转八旗内的混乱风气。
通过以上六大措施，皇太极基本理顺了后金境内基层管理模式和生产模式，建立了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对解放生产力和发展农业经济有着重要意义。
当然，本着客观叙史的原则，我必须指出，皇太极对平民也曾发出过一些比较残酷的命令。他执政期间，后金军先后五次攻入关内，其间也存在战争暴行，并掳掠了大量的汉人。虽然皇太极给这些人分房子、分地，但是很多关内之人不愿意背井离乡，跑到苦寒的辽东地区讨生活，多有逃亡。
对此，崇德六年（1641年），皇太极谕令：“自兹以后，有从三城（锦州、松山、查山）内逃出者，十五岁以下准留为奴，十六岁以上勿赦。”
但是总体而言，皇太极的施政还是很温和的。像前文所说，他刚接班那会儿，国内盗贼横行、民众外逃，诸王公大臣都建议严惩犯罪之人，皇太极却说道：“今岁国中粮食失收，民将饿死，是以行盗也。被缉获者，鞭而释之。未被拿获者，免之可也。而粮食失收，咎在我等，不在于民。”
翻译一下：今年遭遇天灾，国内粮食歉收、民将饿死，这才是盗贼横行的原因，情有可原。犯罪后被抓获的人，鞭打后即释放；没有被抓获的人，免于处罚。至于粮食歉收的原因，是我们（其实是他老爹）的施政有问题，与百姓无关。
当年，皇太极动用库银十万两，赈济灾民。这是后金乃至后来的清朝官方赈灾之始，被此后历任清朝皇帝延为定制。康熙帝创造了中国古代史上单一皇帝发放赈济银、减免税赋的纪录，后来这个纪录又被乾隆帝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