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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人看来，曹湾山实在是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山丘。它位于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渡头村，西、南、东三面均为瓯江下游的第二大支流戍浦江所围绕。村里有多条小路通达山顶，山上遍植松杉、水竹，还有村民种植的番薯、蔬菜等。在周边山峰的衬托下，这座海拔仅61米，总面积不过36公顷的小山丘，着实没有出众之处。当地人都称它“老鼠山”，这个接地气的名字据说是因为山体的形状与老鼠有几分相似。
但在考古人员眼中，它可是一块风水宝地。
温州博物馆原馆长金柏东第一次注意到曹湾山，是近四十年前的事。1985年正值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市县组成文物普查小组，对瓯江沿线的双屿、仰义、上戍、外垟和藤桥等地进行调查。
“当走到一处山岗时，发现四周环境空旷，沿境河流蜿蜒，具备典型的史前遗址迹象。”大家有些兴奋，从山的左侧进入，发现里面是个村庄，村口有几位老人正在聊天。他们上前搭话，一边递烟点火，一边问这是什么山，老人们异口同声说“老鼠山”。金柏东提出想上山看看，一位老人说自己就住在半山腰，自告奋勇带路。
沿着崎岖的小路走到山顶，脚下的地面变得平坦起来。“东偏南的山坡坡度适中，像爿斜面的草坪，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仔细观察后，我们开始挖掘，先从挖树坑的浮土和挖沟的断面入手，很快就发现了几件石镞和石锛等石器，接着又发现了印纹陶片。在不到两小时的采集中，四五个人都有所获。几名队员坐在草坪上，检视自己挖到的标本，非常高兴，尤其是两个年轻人第一次参加调查就有收获，认为是老鼠山带来的好兆头。”金柏东对当时的情形印象深刻。
老鼠山再次进入考古工作者的视野，已是2002年9月，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所长蔡钢铁带着三名同事对老鼠山遗址进行实地复核。这天收工后在山脚下遇到渡头村一位村民，蔡钢铁随口问道：山上有发现过石器或陶片吗？村民说有啊，以前在山上见过不少石箭头、石斧之类的东西，不过现在很少了。但他家房屋后面的山坡断面上有一条奇怪的黑线，不知道是什么。
蔡钢铁跟着村民到了他家屋后，发现山坡断面的中间部位果然有一条黑灰色带，向两边延伸了八九米长。他们稍作挖掘就发现了一堆陶片，偶尔还有小石锛等石器碎物。陶片中多为夹杂着黑色的夹炭陶，也有夹砂陶和泥质陶。“这条色带显然是早期先民在这里生活形成的文化堆积层”，蔡钢铁非常惊喜，他第一时间把这消息告诉了省考古专家王海明。
没有什么比这些埋在地下的蛛丝马迹更能激起专业人员的兴奋，两个月后以王海明为领队、省市考古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正式进驻渡头村，开始了对老鼠山地形地貌的调查和勘探。
此前温州也有过多次史前遗址的发掘，每次都向历史的真相迈进了一步，那么这次的发掘，会寻找到打开温州史前文明密码的那把钥匙吗？
深埋地下的器物不会说话，但在漫长的岁月更迭中，也总会有一些神秘的器物因了各种机缘巧合，出现在人们面前，它们以自己特殊的质地、色彩、纹路，甚至残破的身躯，沉默地讲述着来历不凡的前世。
温州最早发掘的史前遗迹是瑞安山前山遗址，那还是1956年，在浙江省文管会的主持发掘下，发现了一批石器和陶器。石器以石镞数量较多；陶器则有泥质红黄陶、泥质灰陶、夹砂陶、印纹硬陶、彩绘陶片等不同类型，器物口沿或上肩部位还绘有各种纹饰。这批器物令专家有些迷惑：这无疑属新石器晚期古人类聚落遗址，但又明显不同于浙北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类型，陶器纹饰和风格反倒与福建昙石山文化的彩陶相同。
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都是我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类型，均位于浙江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距今四五千年的昙石山文化，是闽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类型，因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得名。温籍著名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先生，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序》中明确判断：“浙江南部的新石器文化为另一种文化。”
那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文化？温州先民最早的落脚点在哪里？生活形态什么样？这些疑问困扰着史学界、考古学界。
时间如白石溪般不动声色地流淌着。乐清白石溪与中雁荡山相伴，已奔流了千百年，终于在1982年的一天，显露了自己不同寻常的底蕴。与往日一样在杨柳滩取砂的农民，突然在溪床下二三米深处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有棱有角，有石制的，也有看起来像是玉质的，但究竟是什么，没人说得清。
消息传开，层层上报后，浙江省、温州市文物部门联合组队来现场调查，陆续发现了二百多件远古时代的器物，有石器、铜器、陶器和玉器。
石器中有各种生产、狩猎工具及生活用具，如进行农耕生产的犁形器、石耨刀、耘田器，装上木柄即可用于砍伐、刨土的石锛，打猎所需的刀、戈、矛、镞等用具，数量之多，形式之美，制作之精，都令专家们赞叹。
其中石锛的出土数量较多，有拱背式、斜背式、台阶式等多种形制，且多数是有段石锛。长的达17厘米多，短的仅6厘米多。这种可用于制造舟船的生产工具大量出土于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沿海区域，在中国台湾、海南岛，菲律宾，北婆罗洲及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众多岛屿也有发现，这或可成为早期人类跨越大洋进行迁移的重要实物证据。
石箭镞出土数量也颇多，这种远射武器附在箭杆上，是野外猎杀野兽的主要工具。
文物专家徐定水、金福来在《浙江乐清古文化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1992年第9期） 中认为，白石出土的石器“既含有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因素，又含有昙石山文化的因素，体现着两种文化的联系”。
从白石遗址出土的器物可以看出，四五千年前，温州史前文明已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先民们利用生产工具，从事伐木、造船、垦荒、翻耕、播种、收割等生产劳动，过着以种植水稻为主的长期定居生活。当然，打猎、饲养、捕捞也是当时重要的生产活动。白石发现众多的牛齿、马齿、犬齿及动物骨骼，以及出土的陶网坠、石网坠、鲨鱼齿等，说明当地先民不仅饲养动物，使用渔网捕鱼，而且有捕获大鱼的能力和设备。
由于这些器物都是发现于水下，考古人员始终没能找到文化层堆积，白石聚落原址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丰富，人们发现温州先民生活的区域也在不断扩大。先民们刳木为舟，涉过海洋，在海岛上留下了聚居的踪迹。
瑞安北龙岛位于东海洋面上，距瑞安市约24海里。1983年岛上发现了两处遗址：一处在北龙山北麓，面积约7000平方米；另一处在南龙头，面积约2500平方米。出土了锛、凿、矛、镞等石器，数量较多的还是有段石锛。陶器主要有夹砂黑陶、泥质灰陶和印纹硬陶等，破损的陶器可以看出罐、壶、豆等形状——这两处遗址及1987年发现的洞头九亩丘遗址，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典型的海岛遗址，距今约四千年。
这些较为罕见的海岛遗址的发现，扩展了温州原始族群的分布范围，表明温州先民已涉足海上、定居海岛，在那个蛮荒时代，他们不惧风高浪急，毅然开启了依山拓海的冒险之旅。
终于轮到曹湾山出场了。划定山岗顶部的范围，一铲一铲地挖掘，剥开一层层的泥土，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发掘，在5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上千件石器、玉器、陶器以及大量陶片标本重见天日，10余处建筑遗迹、35座史前墓葬，重现了四千多年前先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场景。东瓯文明的源头在这里揭开面纱——
先民们生活于斯，埋葬于斯。聚落区域内建筑功能分区已很明显，西北部为生活居住区，东南部则为墓葬区。
生活区有连片成排的柱础石堆、大面积的红烧土块堆积以及纵横交错的木骨印痕，应是先民挖坑立柱建房之处。
墓葬区的墓坑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长度不等，随葬品多为各式陶器，也有不少石器，甚至还有十件（组）玉器，如玉管、玉锥形器、玉柄形器等，材质均为叶蜡石或透闪石。玉器显然代表着墓主的身份，唯一随葬玉柄形器的墓坑是整个墓区面积最大的。这组玉柄形器玉工精湛，线切开材工艺水平极高，体现了当时已具备高超的玉作工艺水平，是曹湾山发掘出的最重要的一组文物。
与众多史前文明遗址一样，曹湾山遗址出土最多的石器依然是石镞、石锛，形态丰富多样。石镞数量最多，近500件；石锛次之，200余件，形态和大小均差异明显，有器形硕大的有段石锛，截面呈扇形的弧背石锛，也有器形极小、长度不足4厘米、厚度小于0.5厘米的小型石锛。
这些出土文物都是先民日常生活、劳作的器具。陶器皿用来盛放、储藏粮食和水；陶纺轮是纺线用具，表明原始的纺织手工技术已出现；陶网坠系在拖网底部，大大提高了捕鱼技术。石器则多为生产劳动工具，常型石锛主要作为切割、刮削的工具，弧背石锛整体器形较大，推测应是用来挖掘植物块茎。
考古人员对遗址中采集到的样品进行植硅石分析，发现有大量水稻颖壳的双峰形植硅石，表明当时浙东南地区可能已经有了较为原始的农业生产。
在专家们列出的枯燥的数据和表格里，我们依稀看到了四千多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在山前沿江的孤丘上，他们找到了宜居之所。近旁河流可供撒网捕鱼，不远处山林可供上山狩猎、采摘野果。小山丘不高，山脚下种着水稻，以补充捕猎、采集之不足。聚落场地已有一定规模，且经过初步规划，功能较为齐全，有简陋的住房，有成片的墓葬，有石器手工作坊。他们身穿兽皮或麻布制成的简单衣物，日常生活中使用烧制的各种陶器，较为贵重的装饰玉器则成为群体中身份尊贵的标志。
新石器时代温州地区聚落遗址大致如此——在三大水系主干、支流沿岸，在地势略高的孤丘形小山上，先民们停下不断迁徙的脚步，形成聚居的群落。这类遗址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我国北方以及浙江北部、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区别。
专家最后断定：曹湾山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大型岗丘聚落遗址，面积近一万平方米，年代距今四千二百年至四千五百年，属于以瓯江流域为主要分布区的好川文化类型，是继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后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类型。
1997年丽水遂昌县好川村古遗址被发掘，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和极具地域特色的内涵特征引起考古界广泛关注，被命名为“好川文化”，获1997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奖。曹湾山出土器物中最重要的那组玉柄形器，从整体造型、玉片构成、镶嵌方法到具体玉片加工，都与好川墓地出土的同类镶嵌玉片组十分相似，甚至“如出自同一工匠之手”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报告第48号曹湾山》，文物出版社2022年版） 。
曹湾山遗址的发掘确认了好川文化在瓯江下游的分布，显示了良渚文化后期向浙西南延伸，在瓯江流域融合发展的形态。而曹湾山出土的弧背石锛特色鲜明，在福建昙石山文化类型中也较为多见，明显是受到昙石山文化影响的实证。
作为浙南闽北通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曹湾山遗址既承袭了钱塘江以南地区的文化传统，又吸收了南部福建地区部分史前文化因素，具有独特的个性，因此被专家们命名为好川文化“曹湾山类型”，成为浙南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好川文化”聚落遗址。
曹湾山遗址丰富了好川文化的内涵，补上了好川墓地考古中缺失的聚落分布和居住状况的重要一环，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个案资料，2013年被列为国家级文保单位。
“山前沿江的孤丘”，曹湾山这个环境地貌特点给了人们很大启发，考古人员又相继在下龙山、屿儿山、卧旗山和杨府山等处找到好川文化遗址，地理环境确实都非常相似。
几根不规则石柱支撑着一块扁平的巨大石头，巨石平面有的是长方形，有的像三角形，有的完全不规则，它们犹如巨大的盖子遮护着石柱撑起的空间。因年代久远，大部分条石已经倾斜残缺，有的盖石也坍塌损毁。
自1983年以来，在瑞安莘塍岱石山、马屿棋盘山、塘下杨梅山，平阳鳌江龙山头和苍南钱库桐桥等处，陆续发现了55座这些外表大致相仿的奇特建筑。
这些大石头是干什么用的？当地人说不清楚。马屿的棋盘山之名来自传说，大石头是仙人下棋留下的棋盘；莘塍的岱石山命名更加直接，“岱石”就是当地方言“大石”的谐音。而平阳鳌江龙山头，漫山遍野都是大大小小的块石，仿佛巨大的采石场。
1993年，省市文物部门对瑞安莘塍岱石山的巨石进行发掘，从废墟中找到了不少陶器、原始青瓷器物、青铜器等。不仅有几何硬陶片堆积层，还发现了一件原始黑瓷樽，造型上与江西新干遗址出土的西周时期印纹陶樽基本相同，纹饰上又与浙江江山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豆上的人字形纹一致，可见来自距今约三千年的晚商、西周时期。
1994年10月25日，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元甫带队，组成省市县三级考古调查组，又一次赴平阳鳌江龙山头现场复查，在表土下0.3米处发现夹砂陶、黑皮陶和硬陶多种，年代约在西周时期。
这两次考古发现的结论震动了文物界——这些两三千年前的巨石建筑就是一直被质疑中国南方是否存在的石棚墓。可能因为气候和土壤的原因，棺椁和尸骨都已荡然无存。
其实早在1956年，省市文物部门曾在瑞安莘塍一带发现过一座石棚墓，可惜1958年被毁，只在《浙江省古文化遗址图录》中留下一张照片。此后，浙南石棚墓是否存在，一直是文物界的疑案。
石棚墓，日本人称支石，朝鲜人称支石或撑石，欧洲人称石桌，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一种墓葬形式，也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石构建筑之一。
石棚墓分布广泛，在欧洲西部和北部，亚洲南部、东南部和东北部，非洲北部，南美北部均有发现。中国辽宁、吉林、山东也有，但在中国南方地区，这是唯一的发现，无渊源可寻。
温州石棚墓上的盖石体积大，分量重，轻则三四吨，重则十吨以上。面对如此庞然大物，人们不禁疑问重重：建造石棚墓难度很大，只有具备一定的调配人力、组织运输能力的机构方能实现。况且石棚墓多背靠山坡，支撑石与盖石结合严密，显见选址、建造都经过精心设计，已初步具备营造的观念。在两三千年前，没有相应设施助力的情况下，巨石的搬运是如何实现的？先民们为何选择这种独特的墓葬形式？这是否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有专家解释，石棚墓这种特殊的墓葬形式，缘于先民的“大石崇拜”“石神崇拜”，古人对石头充满敬畏，认为石有灵性而顶礼膜拜。
石棚墓中出土的原始黑瓷和原始青瓷，不仅说明浙南是我国原始瓷生产的早期地区，而且已具备相当的生产规模和能力。原始黑瓷至今在全国范围内仅在浙南发现。出土的蚕纹陶片也非常罕见，蚕纹作为艺术形式反映在陶器上，表明当时已出现人工养蚕。
石棚墓中还出土了青铜器，既有农具、兵器，又有礼乐器，标志着当时青铜制造业已经形成。
石棚墓在东亚地区分布较多的是朝鲜半岛（特别是韩国南部）和日本。它们在年代、形制上与浙南石棚墓相近。难道温州境内的石棚墓与日本、朝鲜半岛的石棚墓具有某种渊源？为解开这个谜底，日本、韩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曾十余次组团来温州实地考察，寻找支石墓的历史渊源。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文物、博物专家，也来温考察。
史学家毛昭晰分析：“无论是支石墓（石棚墓）还是稻作农业，都说明中国江南沿海和朝鲜半岛之间在先秦时代存在着海上的关系。这种交往，最可能是江南和朝鲜半岛之间的直航。”
2007年11月在温州举行的“瓯文化学术研讨会”上，韩国国立全南大学教授林永珍认为：通过对温州地区的石棚墓研究发现，其构成及建筑时期与韩国分布在黄海邻近地区的石柱式支石墓相同，与分布在济州岛的围石式支石墓也有许多相似，很难排除温州石棚墓墓主东瓯人有意识地通过海洋活动，向朝鲜半岛南部地区交流的可能性。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也推测“中国文化的影响，远在两千几百年以前，已经由日本海的环流路传到日本的山阴、北陆地区，并逐渐深入传到了内地”。
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越绝书》中说越民“水行而山居，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以此来描述温州先民的生活，想必也很准确。石棚墓的发现，或许进一步证明了上古时期瓯民就凭借舟楫往来，将拓荒的足迹延伸到更远的海尽头。
距石棚墓发现二十年后，在瓯海穗丰村杨府山发现了西周时期另一种形式的墓葬——土墩墓。
杨府山是一座海拔仅50多米的小山，西面紧靠着温瑞塘河，南面七八千米外是飞云江入海口，东面则分布着大片平原农田，村镇农舍点缀其间。
2003年9月7日，为建造公园平整山顶土墩的村民，连续两天挖出了两件貌似金属质地的器具，虽然满身泥垢，但依然掩不住独特的气质。接到报告后赶来的文物专家一举发掘出沉睡三千年的一座西周土墩墓。
土墩墓是一种在平地堆土起坟的墓葬形式，适应南方多河流、地下水位较浅的环境，主要流行于长江下游太湖周边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在温州不多见。
这座土墩墓中出土的随葬器物达83件（组），全为青铜器和玉石器，既有鼎、簋、铙这样的大件青铜礼乐器，还有戈、矛、剑等青铜兵器，以及镯、玦等玉饰件，数量之多、品位之高在浙江省十分罕见，是南方青铜器的精品。
虽然墓主的尸骨已不复存在，但从这些遵照礼制排列讲究的随葬器物来看，墓主人应是一位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南方贵族，且很可能是统兵打仗的军事首领。
他究竟是谁？为何来到温州？又因何葬于此地？——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随着他的尸骨一起烟消云散。但他身后留下的这些青铜器物透露出，西周时期温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已经比较发达。
与西周时期石棚墓、土墩墓“入土为安”的形式不同，温州历史上还出现过一种颇为神秘的“悬棺葬”，俗称“吊船悬”，将逝者的棺木安放在悬崖峭壁间，因此也称崖葬。这是流行于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种丧葬仪式，悬置越高，表示对死者越是尊敬。《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三国孙亮太平年间，临海郡（今浙江台州、温州、丽水一带）的“安家人”住在深山中。死后用木函装殓，杀犬祭祀，同时饮酒歌舞。仪式完毕后，就将棺材“悬于高山岩石之间，不埋土中作冢墩也”。如今在温州永嘉西源梅坦村陶姑洞附近、埭头村“崖下库”、泰顺竹里等天然形成的崖穴内，都陆续发现有悬棺群。
死亡，是人类与生俱来不得不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采用何种墓葬形式，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所处的自然条件和具有的生命观念。典型的石棚墓、土墩墓、悬棺葬出现在同一个地区，是颇为罕见的现象。这大约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温州先民兼容并包的文化特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