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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山陬海隅，既要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又要面对可能出现的山贼海盗，温州人自古有习武的传统，所谓“男壮皆练武，村村有拳坛”，民风剽悍，尚武忠义。
宋代完善科举制度，首开武举殿试先河，给温州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据史料记载，自北宋仁宗朝开设武科至南宋末年，共举行了78科武举，温州不论是300余武进士，还是18名武状元，数量均位居全省第一，尤其武状元数量占全国近四分之一。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以“武”取得功名的人，武可上马杀敌，文可赋诗填词，原来是文武双全的一代才俊。
“世治尚文，世乱尚武”，宋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虎狼环伺的险境中。生于战事不断、风雨飘摇的时代，其实不论是文人还是武士，谁又能置身事外。
宋代一度“重文轻武”，直至立朝后69年的天圣七年（1029）才开始设武举。翌年，宋仁宗亲自担任考官，进行武举殿试。当时主要考射长垛、马射、马枪、步射、材貌、言语、举重等七项内容。后来不断调整、完善考试内容和方法，宝元三年（1040）出台新规：“自今武举人程试，并以策问定去留、弓马定高下，余依兵部旧制考校。”可见对武举的考试已不单纯看武艺高低，还包括策问，亦即军事理论素养，对习武之人的综合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希望用这套程序选拔出才兼文武的儒将。宋徽宗时期，又规定各州普设武学，仿照文科设置相关考试制度。
永嘉楠溪合溪（今溪口）人潘文虎（1089—？），北宋末年中武状元，是温州第一个武状元。这个武状元即出身于书香门第，光绪《永嘉县志》评价他：“文武兼备，博通兵法，擅长文章。”潘状元开风气之先。
宋高宗绍兴十六年（1156），局势逐渐安定，重开武科举考试。经历多年战争离乱，饱尝国仇家恨，南宋朝廷深知武将的重要。临安设立武学，作为培养军事人才的最高学府，并规定武学学例与国子监同，大大提高了武举地位。
高宗驻跸温州时，扈从的部分武将、军士留在本地，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南北派武术的交融发展，温州武学之风更盛，其中又以平阳（含今苍南、龙港及泰顺部分区域）最突出，武进士数量占温州三分之二强，武状元多达15人，在全国实属罕见，故有“武状元之乡”的美誉。
平阳县金舟乡（今属苍南）人陈鳌（1115—1187）、陈鹗（1119—1183）兄弟，年龄相差四岁，也相隔四年先后夺得武状元，轰动朝野。陈氏兄弟出身世家，父亲陈文，名“文”却是武将，更兼文武双修。家中设有“演武堂”，兄弟俩从小随父习武练文。绍兴八年（1138），陈鳌以右科（武科）进士对策第一，获得武举第一人，被授予“东南第八将”。绍兴十二年（1142），陈鹗又摘得武举殿试廷对第一，被授予“东南第十将”。
武状元朱熠也是文武双全，最后位至宰辅，成为宋代武科状元中职位最高的官员，《宋史》有传。宋代武状元中仅有朱熠、华岳（安徽贵池人）二人在宋史中有正传。朱熠（1191—1269），字明远，号肃庵，平阳水头人。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高中武状元。其父朱伯魁，尚武好文，为当地知名人士。朱熠自小臂力惊人，能挽二百斤大弓，又爱好读书，文武双全。他为官三十载，历经宋宁宗、宋理宗、宋度宗三朝，一度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其他武状元还有蔡必胜（1139—1203），乾道二年（1166）武状元；黄裒然（1145—1217），淳熙十四年（1187）武状元；林管，绍熙四年（1193）武状元；朱嗣宗（1185—？），嘉定十年（1217）武状元；林梦新，绍定五年（1232）武状元；项桂发，淳祐四年（1244）武状元；章梦飞（1217—1279），淳祐七年（1247）武状元；朱应举，开庆元年（1259）武状元；蔡起辛，景定三年（1262）武状元；林时中（约1230—约1278），咸淳七年（1271）武状元；翁㮙（？—1275？），咸淳十年（1274）武状元等。
除武举科考外，据《梦粱录》记载，都城临安常设置角力擂台比武，夺得冠军者，可得旗帐、彩缎、锦袄、马匹等奖品。宋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温州人韩福夺得冠军，不仅获得奖品，还被封了“补军佐之职”。可见南宋时期温州民间武术实力高强。
宋朝300多年的历史，始终面临外敌侵扰，特别是经历了靖康之耻，南宋丢失半壁江山，偏安一隅，磕磕绊绊地走过了100多年的风雨。很多年轻人怀抱着建功报国正当时的理想，投笔从戎。
平阳人黄友（1080—1126）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全家皆能诗。7岁出口成章，赋诗《咏风》，为《东瓯诗存》收录。15岁即入太学读书，奈何考运不佳，在京城两次参加太学补试而失利。其母郑氏颇为善解人意，作诗殷殷叮嘱：
知汝负天材，误失不为错。
远远报汝知，旅怀保安乐。
经史多贯串，德业加磨琢。
交友用慎择，出处当执卓。
京国繁华地，人心险丘壑。
切切遵予言，勿为外物铄。
文行天所佑，仙籍在掌握。
衣锦归故乡，双亲乃欢跃。
后黄友慨然投笔，在边塞军营历练。他为人重情义，所作《哀高都护战没》七首诗，记录高都护战死沙场的事迹，深深打动了徽宗，为高都护赠谥。黄友因在对敌作战中表现出色，免礼部会试，27岁登进士第。先后任永嘉、瑞安主簿和金华县令、檀州通判、河北制置使参谋官等职。
临去河北任职时，其妻陈氏填词《贺新郎》勉励夫君：
扬鞭此去关山阻。出都门、匆匆告别，友朋亲故。绿水桥边垂杨舞，此是分旧去处。临去也，殷勤嘱咐。王事维艰身莫惜，便招开，秦风熙河路。归奏凯，庆明主。
那时河北局势已非常严峻，金兵步步紧逼。黄友多次身先士卒，奋勇作战。靖康元年（1126）他率部驰援太原，战斗中力竭被俘，因严词拒降，被倒挂焚身，壮烈殉国，年仅47岁。消息传来，钦宗书“忠节传家”四字予以旌表。《宋史》列入《忠义传》。
弃文从武战死沙场的还有乐清人侯畐。侯畐（1204—1258），字道子，号霜崖，文才出众，三次参加乡试、两次参加转运司的考试，都名列第一，却鬼使神差总是过不了礼部试。最后他弃文习武，于淳祐七年（1247）考中武进士，可见是文武全才。宝祐五年（1257），他调任海州（今连云港）通判兼河南府计议官。次年因叛将引兵突袭，侯畐率部抗击，寡不敌众，力竭战死，海州随之陷于敌手，全家七人遇难。理宗下令在海州及家乡乐清立庙祭祀。善诗文的侯畐，遗著有《霜崖集》。
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温州籍将士不乏其人。曾光（？—1169），平阳归仁乡三十八都东溪（今属泰顺）人。相貌魁梧，臂力过人，善骑射，通晓孙武兵法。隆兴元年（1163）考中武科进士，授骑都尉。那年主战派代表张浚重被启用，调兵八万北伐。曾光领兵与金兵鏖战，一举收复安徽灵璧、虹县。在攻克宿州（今安徽宿县）时，曾光斩敌数以千百计。战后张浚将他列为第一功，升殿前太尉右通直郎。
宋代的历史，一直在“战”与“和”之间拉锯、谈判，智勇双全的外交官宋之才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段佳话。宋之才（1090—1166），字庭佐，平阳宋桥人。徽宗政和八年（1118）进士。绍兴十四年（1144）奉旨出使金国。金主挑衅地问道：“宋大国乎，小国乎？”宋之才不卑不亢地回答：“非大国，亦非小国，乃中国也。”金主叹服。回国后，宋高宗赞曰：“真我宋之才也。”
然而，形势日益严峻，政局日渐崩坏。德祐二年（1276），南宋朝廷已风雨飘摇，元军攻陷临安，年幼的益王、广王在大臣们保护下一路南奔。
危难之时见忠义。花甲之年的刘黻追随流亡朝廷死于颠簸的海上。刘黻（1217—1276）是当年的太学生，“六君子”之一。宋代太学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这些来自各地的青年才俊们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议论朝政，针砭时弊，太学因此被称为“无官御史台”。南宋著名的一场太学生议政事件发生在宝祐四年（1256），太学生刘黻、陈宜中、林测祖、陈宗、曾唯、黄镛六人上书参劾权臣丁大全奸邪误国，结果被削去学籍，押解到边远地。时人称为“六君子”。六人中前三位都是来自温州的学子。后丁大全被劾罢官，“六君子”才免解。
景定三年（1262）刘黻中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庆元知府、刑部侍郎、吏部尚书等职。当他正在家中为母守孝时，温州同乡、丞相陈宜中约请出山，年已六旬的他没有推却，携眷属随流亡朝廷南下。一路颠簸，突患疾病，逝于海上，“出师未捷身先死”。其妻林氏亦携家人蹈海以殉。《宋史》有传，赞他“分别邪正，侃侃敢言，亦难能者”。遗著有《蒙川集》十卷。
和刘黻同为“六君子”之一的陈宜中，字与权，永嘉青岙（今属龙湾）人。身为南宋最后一任丞相，他全面主持流亡政府的工作，在温州拥立益、广二王为都督天下兵马正、副元帅，后又撤往福建、广东，立益王赵昰即位，即宋端宗。他力挽狂澜，但一次次面临失败的战局。其弟陈自中也在浙闽分水关抗击元军，战死阵前。流亡政府内部又发生冲突，陈宜中决定去占城（今越南）借兵，张世杰、陆秀夫则率众前往崖山。此后宋军在崖山海战，全军覆灭。知其不可为的陈宜中，再未能回到故国……
当崖山海战的消息传来后，在楠溪芙蓉崖已苦苦支撑了两年的陈虞之，仰天恸哭，策马跳崖。永嘉人陈虞之（1225—1279），字云翁，号止所，咸淳元年（1265）登进士第。他善书画，工墨竹，如果不是战乱年代，必是一位风雅名士。可生逢乱世，他从舞文弄墨的文官成为上马杀敌的武将。德祐二年（1276）十一月，温州城被攻破，守将赵与爨、李世达、方洪等慷慨死难。陈虞之率乡人千余退至楠溪芙蓉崖，据险坚守两年多，元军始终没能攻下。他缴获的元代八思巴文“总把之印”（铜质），至今还保存在芙蓉村陈氏家族中。崖山海战，宋王朝彻底覆灭，陈虞之悲恸欲绝，加之唯一粮道被元军所截，他毅然用布蒙上战马双眼，策马跳崖殉国。子侄妻子乡亲八百余人亦随之跳崖，宁死不降。
还有一位生卒年不详的温州人徐臻，原打算去外地探望父亲，结果因战事被阻，恰遇文天祥招兵勤王，于是决定跟随文天祥。文天祥被元军抓捕后，本已脱险的徐臻却主动自投罗网，情愿一路照顾被押解的文天祥，患难与共。行至江西隆兴，他不幸病故。《宋史》将其列入《忠义传》。后人在温州江心屿建文信国公祠，祭祀文天祥，左右配享二人，一位是台州人杜浒，一位就是温州人徐臻，他们都是一路追随文天祥，至死不悔的忠义之士。
朝代更迭之时，温州的诗人们不仅用诗词抒写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深重灾难，更有激于民族大义，起而行动的千古义士，平阳诗人林景熙甘冒风险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林景熙（1242—1310），字德阳（又作德旸），号霁山，晚年定居平阳县城白石巷。林景熙曾以太学上舍释褐的身份，直接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可见敏而好学，成绩优异。但面对南宋末年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的局面，林景熙愤而还乡，并常在江浙一带漫游。
南宋祥兴二年（1279），临安陷落三年后，流亡朝廷与元军在崖山生死决战，南宋灭亡，十万军民共赴国难。消息传来，林景熙悲愤难抑，想起陆游的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更是百感交集，写下一首《书陆放翁诗卷后》，隔着近七十年的时光洒泪遥对这位诗坛前辈：
天宝诗人诗有史，
杜鹃再拜泪如水。
龟堂一老旗鼓雄，
劲气往往摩其垒。
轻裘骏马成都花，
冰瓯雪碗建溪茶。
承平麾节半海宇，
归来镜曲盟鸥沙。
诗墨淋漓不负酒，
但恨未饮月氏首。
床头孤剑空有声，
坐看中原落人手。
青山一发愁蒙蒙，
干戈况满天南东。
来孙却见九州同，
家祭如何告乃翁。
前面的诗句都在描述陆游一生的抱负和遗恨，末两句则发出锥心之问：子孙后辈固然看到了“九州同”，但这是异族铁蹄之下的“九州同”啊！如何将现状告知满怀期盼的先祖？——这份沉痛和绝望，都化作了历史山谷中一声长长的叹息，挥之不去！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总统江南释教的杨琏真伽为了盗取南宋皇陵中的金银财宝，率众挖掘会稽（今绍兴）宋故六陵，包括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六代帝王与后妃的陵墓，“弃骨草莽间”，并扬言要在七日后运回杭州，在钱塘江畔筑造“镇南塔”，将六代帝后之骸骨埋于塔底。
当时，正在绍兴诗友王英孙家做客的林景熙与郑朴翁，闻讯悲愤交加。他们都是南宋的遗民，岂能坐视？郑朴翁（1240—1302），字宗仁，号“初心”，与林景熙既是同乡，也同为上舍释褐生，曾任福州教授、国子监学正等，宋亡后与林景熙一样隐居归里。当时诗友中还有一位名叫唐珏的会稽志士。
他们化装成乞丐和采药老人，肩背竹篓，手持竹夹、勾锄，连夜冒险潜入宝山皇陵区，将先前装入竹篓中的枯骨换出六帝后遗骸，背到兰亭山天童寺北坡深处，装在六只盒子里，裹以黄绫，托言佛经，按顺序依次埋葬于兰亭山中。唯恐年深月久无人知晓，他们又去临安故宫常朝殿前挖来六株冬青树，分植墓前以作标识。林景熙由此赋诗《冬青》：“一抔自筑珠丘土，双匣犹传竺国经。独有春风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隐晦地记录了埋骨的过程，抒发了心中的悲愤。
众人义收宋故六陵事件，史上称为“冬青之役”。元朝覆灭后四年，即明洪武五年（1372），朝廷迎接宋六帝回宝山敕葬时，特地在皇陵旁建造“双义祠”，祠中塑林景熙、唐珏像，文徵明书《双义祠记》，称林景熙、唐珏乃“千古大义士”。明清两代剧作家根据此事编写了四个剧本，明代卜世臣编撰的《冬青记》，在苏州虎丘千人石上公演时，“观者上万，无不泣下者也”。
1987年，平阳、苍南两县曾重修腾蛟林景熙墓，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还建成“仰霁亭”和“林景熙爱国诗词碑林”，刘海粟、沙孟海、苏渊雷、林剑丹等二十位著名书法家留下墨宝，对这位气节凛然的诗人表达敬仰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