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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州南塘河畔的中医药特色街区入口处，立着一座引人注目的人物群雕。其中，端坐在C位的是永嘉医派的创始人陈无择，围绕在他两侧或站或坐的五位便是永嘉医派的代表医者王硕、施发、卢祖常、王暐和孙志宁。
永嘉医派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学派之一，亦是南宋时期江南医派的重要代表，与河北河间、易水学派三足鼎立。在南塘中医药特色街区的一面墙上，写着八个大字：“三因学说，宋韵奇葩。”如果将永嘉医派的学术成就比作一朵“宋韵奇葩”的话，那么陈无择的著作《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简称《三因方》）就是至关重要的根茎，在此基础上围绕着陈无择弟子王硕所著《易简方》展开的增修、校正、评述和论争，则是生长出来的绿叶与花蕾。
灼灼其华，永嘉医派这朵“宋韵奇葩”的萌生，始于“龙头”陈无择。而陈无择在温州从医的渊源，需要从更远的年代说起。
自古以来，医者的社会地位并不算高。唐时韩愈曾写道：“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到了宋朝，医者起初也仍处于“社会食物链”的底端，为士大夫所不屑。比如，宋朝学者朱熹就曾为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没有选择入仕而扼腕痛惜：“思邈为唐名进士，因知医贬为技流，惜哉！”在朱熹看来，从医吃的是“技术饭”，远远不如为官从政那般高端。
南塘街永嘉医派浮雕
不过，在温州这片土地上，这一切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渐渐发生了改变。宋室南渡之后，偏居东南一隅的温州文化学术兴盛，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主张“事功”，整体的社会思潮倾向于崇实务实，功名仕途不再是文人唯一的目标和出路。同时手工业繁荣，社会分工逐渐细化，流动人口增多，救死扶伤的医者社会地位提升，直接促成了永嘉医派的产生——从丽水来到温州的“流动人口”陈无择，便是这样一位应运而生的儒医。
陈无择（1131—1189），名言，以字行，原籍青田鹤溪（今丽水市景宁县鹤溪镇），后至温州长期居住并行医收徒。如今大多数人都知道陈无择是南宋名医，但不一定知道他最早是一位儒士。古人常说：“秀才学医，笼中捉鸡。”在古代，儒与医，虽然是“跨专业”，但其学习模式和基本逻辑有着极大的重叠。
陈无择认为，儒与医“虽别而同”。他在《三因方》卷二里曾写道：“国家以文武医入官，盖为养民设。未有不自学古而得之者，学古之道，虽别而同。为儒必读五经三史、诸子百家，方称学者。医者之经，《素问》《灵枢》是也；史书，即诸家本草是也；诸子，《难经》《甲乙》《太素》《中藏》是也；百家，《鬼遗》《龙树》《金镞刺要》《铜人》《明堂》《幼幼新书》《产科保庆》等是也。”陈无择提到的《素问》和《灵枢》便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在他看来，学医和学儒一样，都必须研读前人先贤的经典著作。
不过，前人的医学著作浩如烟海，既可以是知识的来源，也可能是一种无形的沉重桎梏。卷帙浩繁的医学方书就如错综复杂的迷宫，如果没有自己的思考，很容易就此迷失。陈无择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感慨“不削繁芜，罔知枢要”。他深知在汗牛充栋的医学典籍面前，只有“由博返约”，才能够执简驭繁。因此，在《黄帝内经》和《金匮要略》等经典医学著作的基础之上，他结合临床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因学说”——“凡治病，先须识因，不知其因，病源无目。其因有三，曰内，曰外，曰不内外。”
简单来说，陈无择将病因总结归纳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这三种。所谓内因“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外因“六淫”则是“寒暑燥湿风热”，而“不内外因”便是除了内因和外因之外的第三类病因。作为永嘉医派的创始人，陈无择的《三因方》不仅为永嘉医派铺垫了坚实的基础，也奠定了中医病因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影响颇为深远。
在陈无择眼中，研究医学理论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临床实践。他通过对温州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的观察，发现这里四季湿润，温州人多数湿气较重，于是在古方平胃散的基础之上加入更适合温州人体质的草药，创造了沿用至今的陈氏养胃汤。当代名中医兼永嘉医派研究者刘时觉亦认为，善用养胃快脾，具有温州的地土之宜，是永嘉医派的学术特色。
总之，温州人比较务实，与虚头巴脑的包装噱头相比，更在乎实际效果。因此，业务能力强、靠本事吃饭的陈无择在温州斩获了好口碑，“乡之富贵贫贱，皆所共闻”。关于陈无择，《颍川郡陈氏宗谱》还曾留下这样的记载：“博学多艺，长于方脉，有不可救者，预告以期无爽，故一时医者咸宗之。”总之，彼时的陈无择仿佛当地医学界的一个现象级偶像。一时之间，许多人慕名而来，求医拜师，王硕便是其中之一。
王硕，字德肤，南宋永嘉人，淳熙年间师从陈无择。作为陈无择的入室弟子，他延续了“由博返约、化繁为简”的学术风格，编著了《易简方》。
和陈无择一样，王硕认为纷繁复杂的医学方书让人迷惑，干脆快刀斩乱麻，一切从简。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硕堪称宋时温州医学界的极简主义者——《易简方》全书仅一卷，书如其名，极为简易，“取方三十首，各有增损，备㕮咀生料三十品，及市肆常货丸药一十种。凡仓猝之病，易疗之疾，靡不悉具”。《易简方》的三十方之中有二十方来自陈无择的《三因方》，极简之中，亦有传承。
王硕追求“病有相类而证或不同，亦可均以治疗”的选方原则，与当时的客观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后来的元人吴澄在给徐若虚的《易简归一》写序时说了一句公道话：“王德肤学于无择，《易简》三十方，盖特为穷乡僻原医药不便之地一时救急之设。”在当时医疗资源和医学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以小博大，由博返约，是相对实际的做法。事实上，王硕的“易简”之道，也颇有永嘉学派的“事功”之风，看重实效，懂变通，不被繁文缛节所束缚，不求完美，只求实用。
很自然地，《易简方》因其便捷与实用性颇受欢迎，盛行域内。南宋藏书家陈振孙曾在《直斋书录解题》里表示：“今之为医者，所习多《易简》。”施发亦曾描述这本书的受欢迎程度：“今世士夫孰不爱重？皆治病捷要，无逾此书。”如果彼时有畅销书排行榜的话，《易简方》想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能够傲居医学工具书榜首。
然而，“易简”是一把双刃剑，有优点，亦有软肋，因此毁誉参半。王硕的《易简方》虽能以简易之方解燃眉之急，但挂一漏万，不可能面面俱到，也有极大的纰漏和硬伤——不事辨证，过于粗略，容易误诊。就这样，《易简方》成为永嘉医派的学术讨论中心，引来许多争论，其中，情绪最为激动、批判言辞最为激烈的，当属卢祖常。
不夸张地说，卢祖常就是永嘉医派里的暴躁老哥，火力全开，在线吐槽。为了对王硕进行系统性批判，他专门写了一部《易简方纠谬》，开篇就毫不客气地批判王硕的《易简方》“可谓半同儿戏，半同屠宰”。
“《易简》行之未几，硕家至无噍类，报应之速如此哉。”不得不说，卢祖常的这句话已经有些人身攻击的意味了。这么浓的火药味，隔着八九百年的时间，我们似乎都还能闻到。不过，卢祖常的情绪如此激烈，也有他的道理：“良工为学不可不博，见识不可不广，人命不可不重，取财不可不轻，用药不可不防，不如是不足以尽医道，因此不可妄求‘易简’。”从医这件事，关乎人命，责任重大，确实不可儿戏。
有趣的是，性情火爆的卢祖常，面对陈无择，态度却截然不同，不仅柔和许多，甚至还带有十分强烈的欣赏崇拜之情。在《易简方纠谬》中，卢祖常这样评价陈无择：“先生轻财重人，笃志师古，穷理尽性，立论著方。其持脉也，有若卢扁饮上池水而洞察三因；其施救也，不假华佗剖腹刳肠而彻分四治。”卢祖常爱憎分明，面对“偶像”陈无择，瞬间变身“夸夸机器”，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甚至还将陈无择比作古代名医扁鹊与华佗。
卢祖常如此明显地区别对待王硕与陈无择，自然也有其原因——卢祖常与陈无择年龄相仿，亦师亦友，经常一起讨论医学问题。他在《易简方纠谬》里曾如是回忆他与陈无择的交往：“愚少婴异疾，因有所遇，癖于论医，先生每一会面，必相加重议，以两仪之间，四序之内，气运变迁，客主更胜，兴患多端，探颐莫至。”
“真理越辩越明”，在继承、探讨和批判之中，永嘉医派得以不断发展。不管是温和的进言，还是如卢祖常那般犀利的批判，都可能是弥足珍贵的养分——卢祖常虽然嘴上毫不留情，但其编著的《易简方纠谬》记录了宋时永嘉医派的活动及学术思想，也不失为极具价值的历史资料。更何况，王硕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卢祖常激烈吐槽的医者，另一位同样遭受卢祖常火力攻击的是孙志宁。
在永嘉医派诸医家里，“以毒攻毒”的孙志宁绝对是最剑走偏锋的一位医者，坚定而强悍。
人们常道“富贵险中求”，而对孙志宁而言，似乎是“治病险中求”。据说，孙志宁艺高人胆大，擅长使用巴豆之类的毒药来治病，比如，在他看来，“巴豆治挥霍垂死之病，药至疾愈，其效如神，真卫生伐病之妙剂”。这种以毒攻毒的做法，不禁让人感慨：真的是一个敢治，一个敢吃。不过，他看似剑走偏锋，实际上心里也有一杆秤，运用毒药的经验颇为丰富，悍中带稳，疗效甚佳。
孙志宁的“稳”，还体现在他对王硕的支持和认同之上。一直以来，孙志宁都是王硕的坚定拥趸。他在王硕的《易简方》的基础之上，查漏补缺，编著《增修易简方论》，同时遵循《易简方》之立论，撰写了《伤寒简要》作为补充。某种程度上，孙志宁和王硕在学术思想上有点像一对连体婴，紧密相连。因此，孙志宁和王硕共同承担着来自卢祖常的火花四射的攻讦，可谓永嘉医派的“难兄难弟”。
与“脾性火暴”的卢祖常相比，施发和王暐二人的性情则显得平和如水。
施发，字政卿，号桂堂，著有《察病指南》《本草辨异》和《续易简方论》。在《察病指南自序》里，他描写了自己从医的历程：“余自弱冠有志于此，常即此与举业并攻，迨夫年将知命，谢绝场屋，尽屏科目之累，专心医道。”他20岁时就已有从医的志向，同时亦准备科考，儒医兼顾，年近50时仍“上岸”无望，便干脆彻底转换职业赛道，放弃科考，专心医道。
在施发的身上，我们似乎能看到许多当代年轻人的缩影——死磕“考编”，却迟迟不能成功“上岸”。因此，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施发的“改行”亦很好理解——眼看几十年的光阴就此流逝，不如及时止损，换一条路走。
于是，他有路时行路，无路时便另辟新途，颇有些“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意味。淳祐元年（1241），施发完成脉学专著《察病指南》。在这本现存较早的诊断学著作中，他创造了世界上最早描绘脉搏的形象图，绘制了33种脉象示意图，把脉的波状直观地呈现于纸上。
此外，尽管施发对王硕的《易简方》亦不全然认可，但其表达方式并不激烈，如水一般无声润物，冷静而具有建设性。他表示“其于虚实冷热之症无所区别，谓之为简，无乃太简乎”，“特以人命所关，不容缄嘿，于是表而出之”，字句之间都透出“对事不对人”的学术探讨态度。施发编著《续易简方论》，更多的是为了补其不足。如果说孙志宁是对王硕进行全然推崇的忠实粉丝的话，那么施发就是王硕的理智粉——他欣赏王硕，但并不偏爱。
与施发一样，王暐在《续易简方脉论》里也温和地对王硕的《易简方》进行了批评和纠正。唯一不同的是，王暐的方式更为圆融，在批评的同时，还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王暐的表述颇为澄澈，他近乎坦诚地承认了某些疾病的诊疗之艰难：“劳瘵之病甚多，自古至今未尝有治而愈者。”对于难治之症，他拥有一种无奈却真实的平和心态，承认医生的能力有限，“劳瘵痼疾，良医弗为”。他这种认清现实、知难而退并“躺”然面对的态度，或许也能给今人一些启发。
从陈无择的《三因方》，到王硕的《易简方》，再到卢祖常、施发、孙志宁和王暐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纠谬、增修和续作，永嘉医派这朵奇葩经历了风霜雨露，在杏林里绽放出了灼灼光彩，还将传统医学之馨香传播至更广阔的地方——永嘉医派的著作传播国外，盛行日本、朝鲜等地，多次再版、抄录。当然，永嘉医派也有过明珠蒙尘的沉寂时期，在历史长河之中差点佚失不传，不过所幸清末时温州名儒孙衣言、孙诒让在日本《经籍访古志》中重新发现并搜集到了《易简方》，从而校正刊行，让永嘉医派的星星之火得以传回起点，焕发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