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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州瑞安莘塍镇洛川之畔的商业街上，有一座颇为独特的六层建筑，寻常之中又带有几分突兀，既雅又“俗”——一楼是化妆品店和服装超市，是颇有人间烟火味的“大俗”，而楼上则被辟为叶适纪念馆的展厅，楼顶是传统飞檐的“大雅”，雅俗相融，别具一格。
原来，瑞安叶适纪念馆是2003年7月由瑞安莘塍镇洛川的叶适后裔自发集资所建，一楼店面出租给商铺，所得租金用来作为叶适纪念馆的日常维护经费。乍一看，这似乎有些不走寻常路，但仔细想想，这种“崇实、重商、变通”的做法很“温州”，也很“叶适”——作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他主张“义利统一”，发展商业，“务实而不务虚”，其理论思想颇为接地气，就如这座纪念馆一般，并不是空中楼阁。
叶适（1150—1223），字正则，晚年号水心，人称“水心先生”。南宋思想家，其所代表的永嘉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重要分支，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并称为“南宋三大学派”。他人如其名，就如永嘉学派这片密林里的一片灿烂红叶，翩然落至时代的水心，而波纹渐渐散开，延绵至今。
如果人生有四季，那么春日当之无愧是最朝气蓬勃的季节。在人生的春日里，一切似乎皆有可能，历史时局、社会环境、家人和良师诤友，都如阳光雨露一般润泽并影响着叶适的生命。
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叶适出生在温州瑞安的一户普通人家，他曾在《母杜氏墓志》里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境：“叶氏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匮三世矣。”虽然家境贫寒，但叶适的精神颇为富足。母亲杜氏“孝敬仁善”，言传身教，“无常居，随僦辄迁，凡迁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门无行路，或栋宇不完，未尝变色”，尽管因为家境困厄而搬了二十多次家，居无定所，仍然安之若素地勤俭持家，坚决不让孩子放弃学业，同时还教育孩子“善不可失也”，为子女提供了颇为强大的情感支持和严格的家庭教育。
彼时的瑞安坐拥飞云江的水路运输便利条件，工商业较为发达，人口日渐密集，文化氛围也颇为浓厚。在《林正仲墓志铭》里，叶适曾写到他儿时经常去邻居商人林元章家新造的豪宅玩耍：“余为儿，嬉同县林元章家。时邑俗质俭，屋宇财足，而元章新造广宅，东望海，西挹三港诸山，曲楼重坐，门牖洞彻，表以梧柳，槛以芍药，行者咸流睇延颈。”也就是那个时候，叶适结识了在林元章家执教的陈傅良，由此开启了二人之间长达四十余年的师友情谊。陈傅良也是瑞安人，永嘉学派的中继者。叶适后来的事功思想，正是受陈傅良的影响而形成。
绍兴二十七年（1157），温州乐清的王十朋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成为南宋时期温州地区的第一位文状元，长大成人后的叶适亦曾赞叹王十朋是“豪杰之士”。宋代举国上下尊崇教育，科举出现平民化的倾向，而对当时七八岁的叶适来说，王十朋这个“学霸”老乡的蟾宫折桂也许是令他记忆深刻的重要文化事件。
绍兴三十二年（1162），叶家迁居永嘉（今温州鹿城区）。永嘉多饱学之士，少年叶适如同一株春雨中的小树苗，张开枝蔓汲取来自世界的滋养，结识了戴溪、刘愈、郑伯熊和郑伯英等师友。从这个角度来说，叶适是不折不扣的学术“社牛”。叶适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自古尧、舜旧都，鲁、卫故国，莫不因前代师友之教，流风相接，使其后生有所考信。”他相信文化传承的力量与意义，不故步自封，也不会沉浸在闭门造车的小世界里。少年的他带着满腔热忱，广交师友朋辈，在师友身上吸收学问之养分，拓宽自己的边界。
后来，受家庭条件所限，为了兼顾求学与谋生，叶适16岁开始到乐清白石的北山小学舍讲习游学，半工半读，历时三年。在《白石净慧院经藏记》里，叶适对这段经历进行了回顾：“乐清之山，东则雁荡，西则白石。舟行至上水，陆见巨石冠于崖首，势甚壮伟，去之尚数十里外，险绝有奇致……陆地尤美，居之者黄、钱二家，累世不贫，以文义自笃为秀士。北山有小学舍，余少所讲习之地也。常沿流上下，读书以忘日月，间亦从黄氏父子渔钓，岛屿萦错可游者十数……余时虽尚少，见其侃然自得于山谷之间，未尝不叹其风俗之淳，而记其泉石之美，既去而不能忘也。”
学堂之外，大自然是沉默寡言而自带力量的老师。在乐清白石“读书以忘日月”的叶适，想必也是找到了另一种形式的“良师”。许多年后，退出官场并归隐水心的叶适，不知道是否想起了大自然这位昔日的“老师”在他年少时教会他的这堂课——不如意时，去大自然里寻得一些平静，“自得”于山谷之间，以忘日月。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叶适的人生之春埋下了许多种子，酝酿了无限的可能性。
春日过后，便是绚烂的夏日。随着时间的推移，叶适开始向往更广阔的世界。
乾道四年（1168）春夏间，19岁的叶适离开温州，到婺州（今浙江金华）游学，辗转永康、武义、东阳和义乌等地，结识了薛季宣、陈亮、吕祖谦和姚献可等文人名儒。离开婺州回到温州雁荡山讲学时，叶适仍与这些师友保持书信往来。他在写给吕祖谦的信里描绘自己求教后茅塞顿开的心情：“乃知天地之大，日月尽明，缉熙工夫无有穷已，其智愈崇，其礼愈卑，向时平实之语，乃今始知味矣。”
当然，叶适的游学之旅也不是一帆风顺。乾道八年（1172）他曾因母亲患病而返乡服侍，又在母亲劝说之下重返婺州，寄居陈亮家中。陈亮在给叶适母亲写的祭文《祭叶正则母夫人文》里描述他与叶适结交的情形：“昔余识夫人之子于稚年，固已得其昂霄耸壑之气。”此时的叶适不再是人们印象中不苟言笑的学者大儒，而是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有感性而脆弱的一面，也是会想家想到“哭唧唧”的青涩后生——“每一食，未尝不东向凄然，有时继以泪下曰：‘吾家甚贫，而吾母病，饮食医药宜如何办？又以劳吾父之心，吾将何以为人子？’”陈亮可谓亦师亦友，见证着叶适从一个多愁善感的青葱少年渐渐成长为“俊明颖悟，视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的成熟大人。
对叶适而言，虽然这个阶段也有一些不那么平顺的插曲，但总体上仍是意气风发的。他就像刚学成出山的年轻剑客，兴致高昂地在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结的过程中一次次试炼自己的“剑法”和学问。20岁刚出头的他写了一篇《上西府书》，洋洋洒洒三千余字，向签书枢密院事叶衡上书，分析时局，提出涉及国计民生的建议。
可惜的是，叶适颇为用心写下的这篇长文石沉大海，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不过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叶适热衷读书论道，但并不沉溺于空谈，而是倾向于将理论作为介入现实的工具。叶适的师长陈傅良曾说：“读书固匪易，用书良独难。”叶适亦知难而上，很看重“用书”，在写给学生薛仲庚的文章里更加生发了这个观点：“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立志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在叶适的身上，既有永嘉学派的“功利”，也有读书人的“义理”与天真。所谓“功利”，是面对现实，经世济民，将“书”作为改变现实的工具；而“义理”与天真，是看到了现实世界的残酷和复杂之后，仍然不放弃内心的原则和对理想社会的“幻想”。
在我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语境里，很多时候都倾向于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价值观将“义”与“利”分割对立起来。因此，“功利”二字常被偏狭地误读，以致大多数人羞于谈“功”与“利”。程朱理学推崇“存天理，灭人欲”和“以义抑利”，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捅破窗户纸，不惮于谈“利”，坦然而不带分别心地看待“义”与“利”，在变通之中寻找共赢，正所谓“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叶适的身上还带有一些“不破不立”的批判性思维与“轴”劲。虽然自小好读经典，但他并不迷信于所谓的权威，而是有点像《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直接戳破约定俗成的幻象，毫不客气地对先贤前辈的许多观点提出质疑：“所谓大学者，以其学而大成，异于小学，处可以修身、齐家，出可以治国、平天下也。然其书开截笺解，彼此不相顾，而贯穿通彻之义终以不明。学者又逐逐焉章分句析，随文为说，名为习大学，而实未离于小学，此其可惜者也。”
叶适的这股“轴”劲可谓“大杀四方”，不仅对先贤经典著作的纰漏不留情面，面对皇帝也直抒胸臆。淳熙五年（1178），在宋孝宗亲自主持的殿试中，28岁的叶适挥笔写下：“以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乱也；以圣君行弊政，天下不可治矣。”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记载：“水心本为第一人，阜陵（指孝宗）览其策，发有‘圣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说，上微笑曰：‘即是圣君行弊政耶？即是庸君行善政也。’有司遂以为亚。”虽然不知道叶绍翁的这番记录有多少戏说的成分，但有一点很明确——叶适在殿试答卷里表述的这个观点虽然中肯，但不一定中听，宋孝宗露出意味不明的“微笑”，最终叶适的成绩从原本的“第一”落到了第二，屈居榜眼。
步入官场之后，叶适的批判性思维也延续到了对国计民生的思考之中：“夫四民（农、工、商、学）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工商业）厚本（农业），非正论也。”叶适大胆地批判传统的经济观点，反对“抑末厚本”，否定“重农经商”，主张“通商惠工”。在从政的数十年里，他针对南宋社会经济的弊端，锐意改革，平息过民间铁钱私铸现象，击退过金兵，守卫过江北，然而这些高光时刻就如绚烂却短暂的夏日，终有消散的那一刻。在风云变幻的宦海起起落落之间，叶适的个体局限性和无力感渐显，满腔热血被时间和际遇所碾磨，热忱退去之后，海面之下的冰山浮现，带来无尽的“秋意凉”。
嘉定元年（1208），被劾落职的叶适回到家乡，在城郊水心村著书讲学。
当时叶适的真实心境，从他那段时期写的诗句中可拼凑一二。“牡丹乘春芳，风雨苦相妒。朝来小庭中，零落已无数。”在这首《前日入寺观牡丹不觉已谢惜其稼艳故以诗悼之》里，叶适内心的悲凉和失落显露无遗。年少时，他不知道命运的深海暗潮与狂风骤雨正静静蛰伏在前方；而晚年的他历经千帆，迈入人生之冬日后，看到了“零落无数”的生活底色，自然难掩心中惆怅。
不过，叶适虽然黯然返乡，空衔虚职，但反而因此解锁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在这十余年间，他沉下心来，撰写了40余万字的《习学记言序目》，进一步研究并总结了永嘉事功学说，成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同时讲学授徒，传授永嘉之学的精髓和诗文创作的经验。刘宰在《漫塘集》中描绘当时叶适讲学的盛况：“叶水心在永嘉，户外之履常满。”
据研究者统计，叶适弟子众多，姓字可考的叶适门人达到55人，其中《水心学案》所载35人，《水心文集》及其他文献所见20人。此外，由于宋朝商业繁荣，温州作为通商口岸，对外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叶适的经济思想和学说亦自然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辐射到了海外。弘治《温州府志》记载：“适生平喜读书，不以世务萦怀，考论古今，品藻人物，自成一家言，名重当世，四方学者仰之如山斗，咸称水心先生，远而高句丽捐金币购求其文。”在遥远的朝鲜半岛，都有叶适的“粉丝”不惜花重金购买其作品。
这不仅是叶适的人生之秋，亦是永嘉学派的“瓜熟蒂落”之秋。如果将目光投向更遥远的时空，会发现命运的齿轮早已悄悄开始转动——
十一世纪中叶，在叶适出生的近百年前，永嘉学派就已经在温州这片土地上埋下了种子。
北宋初年，永嘉和瑞安的县学渐兴。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4），王开祖与丁昌期、林石合称“皇祐三先生”，形成永嘉事功学说的源头。再后来，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煇和蒋元中九人先后在元丰（1078—1085）和元祐（1086—1094）年间远赴中原就读太学，被称为“元丰太学九先生”，将洛学与关学引入温州，为后来永嘉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这12位先贤是永嘉学派得以形成的最早渊源，其中，位于“元丰太学九先生”之首的周行己给永嘉之学带来的影响尤为深远，在《宋元学案》中被称为“永嘉学派开山祖”。周行己（1067—1125），祖籍瑞安，14岁时举家迁往郡城永嘉，元祐六年（1091）进士。一度在温州任州学教授，晚年罢官归来，在松台山麓建浮沚书院讲学授徒。而在周行己去世前一年才出生的郑伯熊虽未能得到周行己的亲授，但非常敬仰其学问，亦尊之为师。值得一提的是，叶适曾从学于郑伯熊。因此，对叶适而言，周行己可谓素未谋面的“师祖”。在《温州新修学记》里，叶适曾总结周行己与郑伯熊对永嘉学派的重要影响：“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
在周行己与叶适的身上，可以很明晰地看到传承的力量。尽管他们二人相差83岁，周行己在叶适出生前25年就已去世，二人没有机会相见，但人生轨迹却出奇相似——从瑞安到郡城，从官场到故乡，他们隔着时间，经历了相似的出发与抵达，宛如两条不曾相交却又遥遥相照的平行线，不仅是彼此的镜子，是那个时代许多温州文人的人生缩影，更是永嘉学派文化基因传承的代表。
嘉定十六年（1223），正月二十，叶适在水心村逝世。
冬日的终结，正是下一个春天的开端。“锄荒培薄寺东隈，一种风光百样栽。谁妒眼中无俗物，前花开遍后花开。”正如叶适在《锄荒》一诗中写的那样，荒凉的冬日里藏着无数个百花齐放的春天，“前花开遍后花开”。落叶回归大地，为生生不息的大地提供养分，是能量的流转，也是无尽的循环和传承。
如今，在温州鹿城区海坛山南麓，筑有叶适墓。而叶适墓不远处，即有建于2021年的永嘉学派馆。有趣的是，未必每一个温州商人都知道水心先生其人，但他们可能在自己都未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身体力行地循着水心先生的思想轨迹，在“义与利”之间寻找平衡，践行“义利合一”。或许，只要时间的风仍在吹拂，叶适在历史的水心留下的波纹就会荡漾出不同的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