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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淳熙七年（1180），夏秋之交的某一日，永康学派学者陈亮在温州与诸友告别，写下这阕词《南乡子·谢永嘉诸友相饯》：
人物满东瓯，别我江心识俊游。北尽平芜南似画，中流，谁系龙骧万斛舟。去去几时休？犹自潮上更来头。醉墨淋漓人感旧，离愁，一夜西风似夏不。
交游广泛的陈亮已数次来到温州，与包括郑伯熊、郑伯英、陈傅良、叶适、蔡幼学、徐元德、陈谦、戴溪和徐谊等人在内的永嘉诸友相聚。凭借他的词句我们可以想象这次永嘉聚会的情景——暑气渐消之时，永嘉诸才子齐聚一堂，为即将离开温州的陈亮饯行，觥筹交错，逸兴遄飞。夏末秋初的温州城里，夜风中已带着些微凉意。如果他们相聚的这一日天气晴朗，入夜后抬头望，大概还能看到漫天星辰。
陈亮的永嘉好友郑伯熊曾在《尧典中星》里写道：“二十八宿，环列于四方，随天而西转……四方虽有定星，而星无定居，各以时见于南方……二十八宿常半隐半见，日东行，历二十八宿，故隐见各有时，必于南方考之……循环无穷，大要如是。”
从某个维度上来说，当陈亮感慨“人物满东瓯”时，他身旁的东瓯名士亦如繁星点点，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在历史的夜空中闪耀着微光，循环无穷。
这不能不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科举制的发展是其中不可不提的重要一环。科举制肇始于隋唐，宋朝之前，鲜少在史传里见到温籍人物的身影。弘治《温州府志》曾记载：“吾瓯登科者，始于唐吴畦、薛正明，而莫盛于有宋。”星移斗转，宋代成为温州的高光时刻，尤其宋室南渡之后，温州的进士登科人数直线上升，多达千余人，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福州。而且，宋代温州有20多位进士登科者位至尚书、宰执等显要官职。此外，南宋时期形成于温州的永嘉学派和朱熹的道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淳熙五年（1178）任温州知州的韩彦直评价道：“温之学者，由晋唐间未闻有杰，然出而与天下敌者，至国朝始盛，至于今日，尤号为文物极盛处。”温州迎来人文鼎盛时期。
若是机缘巧合，人们可以在夜里看到流星拖着长尾划过天空，留下短暂而绚烂的光芒。王开祖与薛季宣这两位英年早逝的温州文人，人生虽然如流星般短暂，散发出的光芒却颇为璀璨。
王开祖（约1035—1068），字景山，永嘉（今温州城区）人。古代科举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多数文人皓首穷经，耗费大半辈子的时间都未必能顺利考得功名。不过，对王开祖而言，过科举这座独木桥，似乎是挺轻巧顺利的事。他“少敏悟，书经目辄成诵，勤笃废寝食”，还未到弱冠之年，就于皇祐五年（1053）考中进士，试秘书省校书郎，出佐处州丽水县。但他无意在仕途上走更远，“既而不乐，退居郡城东山设塾”，辞官回到温州创立东山书院讲学，“席下常数百人，尊之曰儒志先生”，被誉为“永嘉学术开山祖”，和林石、丁昌期并称为温州“皇祐三先生”。《宋元学案》亦记载：“永嘉后来问学之盛，盖始基之。”
温州科举试院展示馆内的历代状元塑像
王开祖这一生的节奏似乎总是比别人快了一拍，比同辈人更早慧，年纪轻轻就考取功名，却也很早对官场心生厌倦，回乡创立温州最早的书院，最早对“道学”进行命名，可惜的是，也更早地告别人间，30多岁就不幸去世。他在世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温州人文有着深远的影响。今人在温州城区中山公园一带，重建东山书院以作纪念。由于离世较早，王开祖的著述大多佚散，仅有《儒志编》存世。不过，人的一生与著作一样，有时候并不是简单地用长度来衡量。《儒志编》开启了永嘉理学之先河，影响了包括周行己、刘安上、刘安节、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在内的许多温州学者。
受王开祖思想影响颇深的薛季宣，晚出生了一个世纪，也同样是流星般的存在。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龙，亦作士隆，少年时曾跟随三伯父薛弼宦游各地，主张学以致用，注重研究田赋、兵制、地形和水利等，将义理与现实事务相结合。如果说王开祖开启了永嘉学术，那么薛季宣则是间接地传承洛学，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演变和拓展，开创了永嘉事功学派。有研究者认为，薛季宣是程学一脉在温州的终结者，同时也是永嘉学派的奠基者。
“同甫之学与季宣有异曲同工之妙，二人交往甚密”，从《薛季宣年谱》的记载可以看出，薛季宣与陈亮亦有交往。薛季宣在世时久闻陈亮的大名，“洎访旧知于太学，则闻二陈（陈亮、陈傅良）之名籍甚京师”，但两人实际相见的时间较晚，目前可考的一次会面是乾道七年（1171）前后的聚首。可以肯定的是，虽然薛季宣英年早逝，无缘参与九年后陈亮与永嘉诸友的那场聚会，但薛季宣这颗流星发出的绚烂余光绵延不绝。如今，位于城区蝉街的温州第八中学旁有一座温州科举试院展示馆，正是绍兴二十五年（1155）薛季宣创立的稚新塾旧址，陈傅良和叶适都曾受邀在此授徒教书。
八九百年间，世事变迁，从当年的稚新塾到宋代温州试院，再到如今的温州科举试院展示馆，这里一直见证着科举在温州这片土地上的烙印，而展馆入口处最为显眼的“温多士，为东南最”（语出南宋学者真德秀）七个大字正是宋时温州文风兴盛的最佳说明。
宋朝温州的文风兴盛，还体现在“组团中榜”的家族登科上。彼时的温州，经常出现科举世家、兄弟进士、父子进士、叔侄进士等现象。其中，人称“永嘉二郑公”的郑伯熊与郑伯英兄弟可谓典型代表，是名副其实的“双子星”。《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记载：“乾淳之间，永嘉学者连袂成帷，然无不以先生兄弟为渠率。”文中的“先生兄弟”指的便是郑氏兄弟。
郑伯熊（1124—1181），字景望，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人称“大郑公”。郑伯熊私淑“元丰九先生”之首周行己，继承了学以致用的精神，被称为永嘉学派的先驱者。此外，郑伯熊也是科举应试文方面的高手，陈亮在《郑景望杂著序》中曾写道：“尚书郎郑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间有得其平时所与其徒考论古今之文，见其议论弘博，读之穷日夜不厌，又欲锓木以与从事于科举者共之。”
回望郑伯熊的人生经历，我们会发现他之所以成为永嘉学派的先驱者，很重要的一点可能在于他不局限于温州一隅，而是打开格局，跨地区进行学术和文化交流——在婺州任职期间，郑伯熊与陈亮亦师亦友，经常相聚讨论交流；乾道年间，时任福建提举常平茶盐公事的郑伯熊曾帮助彼时囊中羞涩的朱熹刊刻二程著作。从郑伯熊身上我们看到，无论是治学，还是处世，不局限于狭隘的一角，融会贯通，才可能拥有更持续不断的活力。
郑伯英（1130—1192），字景元，比郑伯熊小六岁，人称“小郑公”，于隆兴元年（1163）考中进士。与其兄长一样，郑伯英生性耿直，不畏强权，曾上书朝廷，揭露秦桧之罪名。对此，叶适曾感叹：“余尝叹章、蔡氏擅事，秦桧终成之，更五六十年闭塞经史，灭绝理义，天下以佞谀鄙浅成俗，岂惟圣贤之常道隐，民彝并丧矣。于斯时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辈出处，终始执守，慨然力行，为后生率，非瑰杰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郑公是也！”
值得一提的是，郑伯熊的堂弟郑伯谦和郑伯海也是颇有建树的学者。郑伯谦，字节卿，绍熙元年（1190）进士，是中国会计发展史上的思想家，把永嘉学派的务实之风运用于财政和经济等实际社会问题的研究，留下了包括《太平经国之书》在内的经济专著，为后世研究开创了先例。郑伯海亦是永嘉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曾在家乡设立义塾，聘请名师授徒，有学生数百人。据说，郑伯海与郑伯熊家相距不远，当时二人被称为“东西二郑”——这何尝不是另一个接地气版本的“双子星”呢？
事实上，在宋朝温州，像郑氏兄弟这样的“学霸家庭”还有许多，如瑞安曹氏和永嘉薛氏家族等，都拥有颇为光辉的科举成就。此外，名门望族之间常互相联姻，如薛氏家族的薛叔似（薛季宣从侄）与陈傅良既是同学，亦是亲家。而陈傅良，正是当时东瓯名士中不可忽略的一位重要人物。
浩瀚宇宙里，不同星球之间存在着万有引力，遥遥相望的同时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宋时温州文人的交际圈亦是以点带面，紧密相连。刘埙的《隐居通议》曾记载：“宋乾淳间浙学兴，推东莱吕氏为宗。然前是已有周恭叔、郑景望、薛士龙出矣，继是又有陈止斋出，有徐子宜、叶水心诸公出，而龙川陈同父（甫）亮则出于其间也。”以陈傅良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者与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永康学派的陈亮交往甚密，学术精神也相似，不管在地域上还是在学术底色之上，都更相近。如果说宋朝的东瓯名流如瑰丽的星云，那么陈傅良可谓处于这团星云的中心。
陈傅良（1137—1203），温州瑞安人，字君举，号止斋，是永嘉学派中继薛季宣而起的重要代表学者。陈傅良虽然师从薛季宣，但其实只比薛季宣小三岁。而薛季宣不幸于乾道九年（1173）早逝之后，陈傅良便扛起了继承永嘉学统的重担。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个身份标签——陈亮的好友、朱熹的“笔友”、宋代的“教培大佬”、永嘉学派的中坚力量……
对陈亮而言，陈傅良是无话不谈的诤友，亦是永嘉社交圈的灵魂人物。以陈傅良和陈亮为节点，即可辐射出一张交错连贯的社交网。陈亮称陈傅良为“族兄”，交情甚好。他俩的交往可能始于乾道六年（1170）同在太学时，两人均为芮烨门人。陈亮在《与吴益恭安抚》里曾认真罗列了他心中的好友排行榜：“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举，自余惟天民、道甫、正则耳。”陈亮心中的至交是金华学派代表人物吕祖谦（字伯恭），陈傅良居第二，再往下就是石天民以及来自温州的王自中（字道甫）和叶适（字正则）。这么一看，陈亮的前五名好友榜单里，温籍人士颇有存在感，占了半壁江山还不止。
淳熙十一年（1184），陈亮与朱熹开启持续数年的“王霸义利之辩”。在陈亮与朱熹论战期间，“不欲与争”的陈傅良担任着调停的角色，心平气和地劝陈亮停战。陈亮为此还特意给陈傅良写了《与陈君举》这封信，赤诚剖白道：“亮与朱元晦所论，本非为三代、汉、唐设，且欲明此道在天地间如明星皎月。”有趣的是，在这封信的末尾，陈亮还附上两句：“雪梨甜榴各一篰，聊以问信。石榴真甜者，但苦小耳。”隔着数百年的时间，藏在书页之间的这份“给你写信，再顺便给你寄点水果”的友人情谊如此生动而鲜活。
如果说陈亮写给陈傅良的信充满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话，那么朱熹写给陈傅良的信可谓仅止步于学术切磋和观点探讨了。那边厢，陈亮与朱熹激战正酣；这边厢，虽然陈傅良与朱熹的论见不同，但情绪稳定、不偏不倚的陈傅良与朱熹从未展开过大规模的论辩。或许，在陈傅良看来，与其空谈论辩，不如专注实事——永嘉学派的务实做派，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陈傅良与朱熹更像是有些生分的笔友，偶尔书信往来，多谈学问，鲜少过问彼此的生活。当然，笔友也有线下见面的时候，虽然具体时间多有争议。地方志书记载，绍熙二年（1191），朱熹曾来温州拜访陈傅良，在仙岩书院留下“东南邹鲁”“溪山第一”“开天气象”等题字。
在古代读书人眼中，魁星是掌管人间科举文运的神。陈傅良当年在温州文人圈，虽不至于是魁星一般的神，但因非常擅长讲授科举时文，获得很高的声望，某种程度上也是科举应试文的风向标。叶适在为陈傅良撰写的墓志铭里记载当年讲学的情况：“初讲城南茶院时，诸老先生传科举旧学，摩荡鼓舞，受教者无异辞。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陈编宿说，批剥溃败，奇意芽甲，新语懋长。士苏醒起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縻他师，亦借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
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陈傅良算是战绩辉煌的“教培大佬”。他在家乡设立书院讲学，吸引了无数学生，知名度高到连当时的宋光宗对此也有所耳闻。据《止斋文集》记载，绍熙元年（1190）陈傅良参加廷对时，宋光宗表示：“闻卿在永嘉从学常数百人。”虽然陈傅良自谦“臣无所长，只与士子课习聚业”，但也无法抹去他在科场的重要影响力——陈傅良当年被誉为“论之祖”，创立了“永嘉文体”，大致总结出一套应试的程式文，风行一时，“人争诵之”，用叶适的话说则是“时文靡然由之一变”。
当时颇受欢迎的应试宝典《永嘉八面锋》，有说此书为陈傅良和叶适所作，亦有学者认为此书是宋孝宗淳熙以后坊间杂取诸家科举之文而成。无论如何，这部古代版的“高考宝典”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陈傅良、叶适及其弟子用实际成绩，证明了永嘉文体的战斗力和可操作性。陈傅良和叶适的门人共有19人进士登科。乾道八年（1172），陈傅良、蔡幼学和徐谊三位温州文人包揽省试前三，成为南宋科场的一大传奇。蔡幼学是陈傅良的学生，师徒二人同场中榜，也是当时的一大佳话。
当然，行走科场，不可能所有人都是一路坦途。比如，陈傅良与陈亮的共同好友戴溪（1141—1215），字肖望，或作少望，号岷隐，永嘉鲤溪乡杏岙村人，也是“元丰九先生”之一戴述的侄孙，淳熙五年（1178）礼部试落第。戴溪心灰意冷时，叶适暖心地写信安慰：“少望奇才，于今世不数人。”同年秋，戴溪逆风翻盘，得三甲进士，陈亮特意写了一首《念奴娇·送戴少望参选》相送——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戴溪都有好友鼓励，也是幸运。也是在这一年，叶适、徐元德、王自中联登进士第。
说到王自中，这也是一位奇人。王自中（1140—1199），字道甫，温州平阳人，淳熙五年（1178）登进士第。前文已经提到，他在陈亮的好友排行榜里喜提第四名，与陈傅良、叶适也常有诗词唱和，都是同一个交际圈里的好友。陈傅良对王自中评价颇高，认为他在学术方面是潜力股：“道甫晚年，抑才为学，去智为恬。假之以年，何造不深。”不过，在学术之外的领域，王自中与陈亮一样，颇有几分不合时宜的不羁。叶适曾这样描述王自中的性格：“所历虽知名胜人或官序高重，逆占其无忧当世意，直嬉笑视，不与为宾主礼。”对名人高官全不买账，其狂傲由此可见。
现代人常用“关系好到穿同一条裤子”来形容至交，而王自中与陈亮的交情不仅仅停留在“与子同裳”的层面，甚至连墓志铭都共享同一篇。叶适为陈亮和王自中合撰墓志铭：“志复君之仇，大义也；欲挈诸夏合南北，大虑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丧壮老二其守，大节也；春秋、战国之材无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陈亮，平阳王自中。”
以陈傅良为中心的南宋温州文人交际圈，不仅在学术上互相交流，在情感上也是彼此的支撑，这一点在他们的诗文中有所体现。陈傅良在《乙巳岁首寄彭子复、徐子宜》里曾写道：“又过一年空草草，寻思万事太劳劳。岁烦士友愁薪米，日见儿童叹鬓毛。乱卉各随分寸长，新禽已变两三号。及时君亦图良集，莫待春深水一篙。”虽然这首诗听起来颇为沮丧，但很明显，“及时君亦图良集”是灰暗基调里的一抹亮色——生活辛劳，但还好仍有个与好友相聚的盼头聊以慰藉。或许，对他们而言，相聚一堂并不仅仅是为了吟诗论道，更是为了互相鼓励，温暖彼此，唯有这样，在前途未卜的求学求知路上，才更有“吾道不孤”继续前行的勇气。
宋刘宰曾在《上钱丞相论罢漕试太学补试札子》中记载：“今天下士子多而解额窄者，莫甚于温福二州。福州终场万八千人，合解九十名，旧额五十四名；温州终场八千人，合解四十名，旧额十七名。解额太窄，出游者众，非他郡比。”诚然，南宋时期温州科举发达，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士人亦饱受科举之苦——应试者多，名额有限，独木桥之外，更多的是未能过河的落榜文人。
就如天空中不同的星辰都有着各自的运行轨道一般，两宋时期的温州文人也有着各自的人生际遇：少部分文人通过科举跨越阶层，进入政治和主流学术的舞台，成为“人生胜利组”；有些读书人科举不第，便选择行医、经商甚至出家为僧等道路，同时也有不少人坚持继续治学，议论朝政，上书献策，以天下为己任——这样的未仕士人群体，我们称之为“温州布衣”。永嘉学派学者和门人有上百位，其中，不少人是布衣。比如，陈傅良的弟子朱黼（1140—约1215）屡举不第，在平阳南雁荡山耕读，终身布衣，留下《记事备遗》和《统论》等著作。
大多数人只会注意到闪耀的星星，但少有人意识到，在太阳系遥远的边缘地带，隐藏着黑暗行星。温州布衣群体宛如东瓯人物里的黑暗行星，虽处于边缘地带，但仍抱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著书立说，试图改变世界。
在宏大的时间和空间坐标里，一颗星星发出的光芒是微弱而短暂的，但对人类而言，星辰的存在却近乎永恒。你也许没有办法用肉眼捕捉到每颗星星的全部细节，但在仰望星空的那一刻却可以将整片星空的璀璨尽收眼底。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科场骄子、“皇祐三先生”和“元丰九先生”，以陈傅良、叶适等人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学者，以及未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人物，都是温州这片土地上文化传承之火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