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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心屿 苏巧将摄
宋绍圣二年（1095），杨蟠走马上任温州知州。
让温州百姓非常惊讶的是，这位新任父母官比以往任何一位长官年纪都大，须发皆白。
杨蟠，北宋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官员。虽然其生卒年无定论，但据多位学者考证，其生年应为1023—1027年间，因此他来到温州之时，多半已近古稀之年，创造了温州历史上行政长官的高龄纪录。
古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古代，能活到七十岁的人数量稀少，而七十岁还能创出一番事业的必然少之又少吧？很幸运，温州迎来了这样一位罕见的官员。
他曾在杭州任职，和苏轼搭档，干得风生水起。他来到温州的时候，宋王朝已建立135年，温州百姓成为大宋子民已有117个年头。热闹繁华的温州城，在他眼里堪与杭州媲美，他神采飞扬地写下：“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这两句诗被后人引用频率之高，简直称得上是温州的最佳广告语。
北宋在温州统治历时150年，共有知州81任。杨蟠是其中之一。
成为大宋子民之前，温州人民在吴越国治下，度过了70余年和平稳定的好日子。然而，邻居闽越国兵变迭起，四处混战，深受战乱之苦的福建百姓，纷纷携家带口逃往温州，一时间浙闽古道上人流涌动，温州迎来了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人口数量大增。据史学家研究发现，这次移民潮几乎奠定了温州现有族群和村落布局的基础。
五代十国很快被宋王朝取代。宋太祖赵匡胤于后周显德七年（960），发动陈桥兵变，改国号宋，建都开封。宋朝建立后的18年间，温州还属于保持独立的吴越国。直至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在位31年的吴越王钱弘俶，放弃战争，以所属十三州“纳土归宋”，温州才直属北宋统治。
吴越国是当时唯一一个没有以武力抗拒的王国，献出的两浙十三州包括杭、苏、越、湖、衢、婺、台、明、温、秀、睦、福、处，免除了数十万生灵涂炭之苦。《宋史》卷四《太宗纪》载：“钱弘俶献其两浙诸州，凡得州十三、军一、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兵一十一万五千三十六。”此次改朝换代，温州幸运地以和平过渡的方式完成。
北宋的地方行政分路、州（府、军、监）、县三级。至道三年（997）全国分为十五路，温州属两浙路（治所杭州）管辖。《宋史·地理志》：“两浙路，熙宁七年（1074）分为两路，寻合为一，九年复分，十年复合。”两浙路曾经分为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温州则属于两浙东路（治所绍兴）。
温州下辖四县，包括永嘉、平阳、瑞安、乐清。范围大于今天的温州区域，还包括台州玉环一带。当时的县以人口规模分为五个档次，四千户以上为望县（京城区为赤县，京城外为畿县），三千户以上为紧县，两千户以上为上县，千户以上为中县，千户以下为下县。平阳人口最多，为望县，永嘉、瑞安为紧县，乐清为上县。可见当时温州人口已不少。
随着商业的发展，各县开始出现市镇。《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年间（1078—1085），平阳有“前仓、杷槽、泥山三镇”、瑞安有“瑞安、永安二镇”、乐清有“柳市、封市二镇”。宋政和四年（1114）又在瓯江边的驿头设立了“白沙镇”，此处“系材木经由要处，差使臣一员监镇”。
这样的一座城市交到了杨蟠手里。这大概也是他第一次出任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
杨蟠是有名的诗人、书法家，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不到30岁即得中进士，颇受朝廷重用，曾任密州、和州推官，江阴佥判、光禄寺丞、陕西提举常平、杭州通判等职。元祐四年（1089）在杭州任职时，他是知州苏轼的副手，二人既是上下级的同僚，又是惺惺相惜的诗友，性情相投，合作愉快。他们疏浚西湖，兴修水利，共同完成了苏堤这一利在千秋的工程项目。两人开怀畅饮，诗词唱和，留下了许多佳句和佳话。
两人共事六年后，杨蟠来到温州。这座位于浙东最偏僻处的城市，用同时代的赵㞦的话说是“负山滨海” （《温州通判厅壁记》） ，用祝穆的话说是“郡当瓯粤之穷，地负海山之险” （《方舆胜览》） ，总之是山海交汇处。
杨蟠在温州虽然仅待了两年，但他用行政官员的见识和诗人的审美，亲手规划了这片城池，留下了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三十六坊”，墨池坊、康乐坊、庆年坊、百里坊、双桂坊，等等，这些坊名穿越千年风雨留存至今。
唐代，城市规划和市场管理实行的是封闭式的“坊市制”，即商业区（市）和居住区（坊）严格分开，市内不设住家，坊内不设商铺。商业区四周有隔墙，门口甚至有专职人员把守，所有交易必须在市场中进行，开市和闭市的时间也由官府统一规定。直至宋朝，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易的频繁，民居日益增多，城市越发拥挤，逐步打破了坊市界限。
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有《祥符图经》记载了当时永嘉县城“坊五十有七”，各坊有坊门，有坊卒把守，以击鼓为号，早开晚闭，实行夜禁制度。但随着社会繁荣，人口增加很快，房屋越盖越多，多处出现了新的聚居区，杨蟠筹划着对全城重新划分布局。
清光绪八年城池坊巷图
他根据古城坊巷所在的方位、走向和地理位置划定三十六坊，统一设置了坊门。南宋温州人戴栩对坊门做过详细描写：“博栋竦楹，翼以楗础，飞榱延橑，被之藻彤。阡周陌匝，绚焉如眉目之在人。”（ 《永嘉重建三十六坊记 》）这些高大巍峨且装饰华丽的坊门，如人的眉目一样漂亮有神。城市面貌由此焕然一新。
在杨蟠的规划中，一条条坊巷还与城区密布的河网依偎并行，人们撑着小船可抵达城内任何一个角落，形成了“一渠一坊，舟楫毕达，居者有澡洁之利，行者无负载之劳”的格局。
杨蟠想必很得意自己这副大手笔，写下诗句：“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帏绕画楼。”南宋叶适也很赞同这个“棋（弈）局”的比喻，他在《东嘉开河记》中描述：“昔之置郡者，环外内城皆为河，分画坊巷，横贯旁午，升高望之，如画弈局。”
三十六坊的取名颇费心思，依据本地的人物、传说、胜迹等分别命名。
如纪念名人的有康乐、竹马、谢池、五马、墨池等，其中五马坊、墨池坊是为了纪念王羲之，据说他出行视察有五马，临水挥毫成墨池；康乐坊、竹马坊、谢池坊则是为了纪念谢灵运，袭封康乐公的谢灵运，传说来温州时，儿童骑竹马欢迎，他在寓所前挖“春草池”，并留下“池塘生春草”的名句。
体现读书教化的有儒英、世美、梯云、双桂、儒志、棣华等坊名，其中士子读书的县学，书卷气浓厚，谓之“儒英”；永嘉学术先驱王开祖（人称儒志先生）讲学所在，亦是府学周边，谓之“儒志”；王家兄弟读书进取，同登进士第，双双折桂，谓之“双桂”。
倡导美德的有孝睦、遗爱、孝廉等。其中孝睦坊有戴氏兄弟孝亲和睦，传为邻里美谈；遗爱坊有终身不嫁的阿翠建学堂培养贫寒子弟，官府树牌坊以旌表；孝廉坊有孝子仰忻忠孝节义，事母至诚堪为表率。
还有以地方标志性风景命名的容成坊、甘泉坊、百里坊等。华盖山麓有容成洞，传为容成子修炼之处，著名的道教仙地，故得名“容成”；松台山脚一口“八角井”，井水清甜可口，久旱而不涸，“甘泉”名副其实；百里风荷百里芳，很多诗人笔下都描写过这幅水乡美景，“百里”之名诗意盎然。
这些儒雅而贴切的坊名，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它们更承载着人间烟火和文化记忆，隐藏着这座城市灵动的细节。
“过时灯火后，箫鼓正喧阗。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圆。”站在永宁桥上，耳听着热闹的箫鼓声声，杨蟠欣赏着夜市的繁华，无限欣慰。他想象着城里每一条街坊都映照在今晚明亮的月色中，如此圆满美好。
虽然在温州只度过短短的两年，但杨蟠由衷地爱上了这个地方，他热情洋溢地写下《永嘉百咏》，为这座江南小城留下了许多佳句名篇。离任后，他还写下这样的诗句：
为官一十政，宦游五十秋。
平生忆何处，最忆是温州。
他一生宦海浮沉，走过许多地方，扪心自问：平生最怀念的地方原来还是温州啊！这山水相依的城市，一片繁华的地方，让杨蟠念念不忘。
温州人口在北宋百年间增加了八万户。据《元丰九域志》载，宋初太平兴国四年（979）温州自有田产的“主户”数是1.6万余，租种土地的佃户“客户”数是2.4万余，总数4万余，超过当时宁波、台州、金华等地 （《太平寰宇志》卷九九） ；一百年后的元丰八年（1085），温州“主户”数是8万多，“客户”数是4万多。经过百余年发展，“主户”的数量已两倍于“客户”，比例完全颠倒，可见大量佃户通过开荒垦田，已转化为拥有田产的自耕农。
南北宋之际，温州人口数量再度明显增加。南宋朝廷偏安，温州成为事实上的“陪都”，迎来了历史发展的高峰期。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温州户数近12万 （《宋史·地理志》） ；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温州户数已达17万多 （万历《温州府志》） ，七八十年间增5万余户，人口已达90多万。五六十年后，户数又增加了近3万，人口约百万 （吴泳《知温州到任谢表》） 。“十万人家城里住”，诗人徐照的这句诗形象地反映了南宋时温州城里人口稠密的状况。
温州大户人家的住宅多建在城西，因而有“东庙西居”的说法。城西有松台山、西濠河（九山河），以及汇聚三溪之水的会昌河流过，山水掩映，显然是宜居的宝地。
“对面吴桥港，西山第一家。有林皆橘树，无水不荷花。竹下晴垂钓，松间雨试茶。更瞻东挂䌽，空翠杂朝霞。”叶适的这首《西山》诗描写了自家所处的位置和环境。这座位于城西的河景房，环境幽雅，触目橘树，满眼荷花，松竹苍翠，宜晴宜雨。
北宋周行己晚年罢官归来，选择在“净光山下，古西射堂之遗址，蕞然小洲，缭以勺水”之地，建浮沚书院。净光山即松台山，这处山水环绕的清幽之地，从此成了周行己传授关洛之学、安顿“无止之身”的所在。其父周泳是皇祐五年（1053）进士，官正议大夫，他在会昌河南岸建“峙岩墅”，看名字或应正对大岩石的位置。
周家峙岩墅附近有一座“水云庄”，是乾道八年（1172）进士、官至宝谟阁待制的陈谦的居所。会昌河西岸，还有另一位陈待制陈余师的“桂隐庄别业”。此外，会昌河附近还有杨时举别业“水村庄”、瑞安项氏别业“秀野轩”“项园”、宋之才别业“宋庄”、鲍氏别业“鲍园”，等等。
除了这些私家住宅外，当时城内最有名的公共建筑要算思远楼了。文人雅士们常常会聚在会昌河北面的思远楼上，登高远眺，湖光山色尽收眼底，特别是端午节在这里观赏龙舟竞渡成为时尚。北宋至和元年（1054），温州知州刘述倡建此楼，后虽几度更改名称，但直到元至正十七年（1357）被飓风摧毁，三百余年间始终是温州的标志性建筑。层檐翼然、轩窗敞豁的思远楼，其华丽壮观的身影常常出现在诗词戏曲中。
宋代的温州建筑体现了多种文化的融合。大量北方移民迁入后，多以中原营造法式为圭臬，又根据南方气候条件加以改良，建筑风格一改唐代雄浑的特点，形式从简单走向规整，装饰由朴素趋于秀丽。而随着福建移民的多次入温，又带来闽南风格，如泰顺等地的围屋、土楼，平阳青街的部分建筑均属这一类型。
城市开始向外扩张，城郊设有望京、城南、集云、广化四厢，温州已成为浙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人口就是生产力，人多屋密带来了城市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祸患，比如火灾。《宋史·英宗本纪》载：北宋治平三年（1066）正月，温州城内烧毁民屋14000间，死亡5000人——这几乎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大火。而《宋史》中关于温州火灾的记载还有很多：嘉祐三年（1058）正月，大火烧毁14000间房屋，烧死50人；绍兴十年（1140）十一月，大火烧毁府学、市舶、县治等政府机构，殃及民居千余户；淳祐七年（1247）八月，温州正举行士子考试，火烧考场，死伤惨重……
乾道四年（1168），城内新河一带起火，殃及千余家，烧毁房屋2000余间、寺观四座。时任温州知州的王之望自知责任重大，给朝廷上《温州遗火乞赐降黜奏札》，自请降职。
当时的木结构房屋极易造成火烧连营的局面，人身财产损失严重。频频发生的火灾，成为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宋元丰年间（1078—1085），石牧之出任温州知州。他面对古城火灾频发的情况，建立了保甲联坐的火保制度。“预为约束，使知有犯联坐”，一旦出现火情，他便“亲率部伍”，不遗余力救火。
程迈任温州知州时，建起了望火楼。绍兴十年（1140）十一月的那场大火不仅累及千余户居民，而且把官方的学校、县治机构及其他管理部门都烧毁了，损失惨重。痛定思痛，程迈下决心建起望火楼，“为营官舍千区，开河渠，立望楼，结火保”，成效也很明显。
望火楼出自李诫《营造法式》，崇宁二年（1103）公布于世。根据《营造法式》规定，望火楼必须高于9.3米，站在望火楼上瞭望全城，才能一览无余。此前望火楼一般只建在京城，程迈却大胆在温州尝试，极大地推进了城市消防工作。
城市发展促进规划布局更新迭代。南宋咸淳元年（1265），温州知州史宜之在原三十六坊的基础上又增设了状元、衮绣、祈报、丰和四坊，共计四十坊。坊内酒楼、茶坊、饭铺、浴室、瓦舍、勾栏，应有尽有，充分反映了温州人注重生活享受，追求生活品质的理念。叶适在《温州开元寺千佛阁记》中提道：“氄衣卉服，交货于市，四民之用日侈矣。”皮毛、葛布制作的衣服在市场上买卖，老百姓的日常用度都较为奢侈。戴栩在《江山胜概楼记》里也描绘了街巷市场的情形：“廛肆派别，阛阓队分”“高车大盖，填巷塞途”，货品丰富，市场繁荣，熙来攘往，车水马龙，显然这是个人丁兴旺、市井气息浓郁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