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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江南佛学已逐渐盛行。南北朝时期，各县的佛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温州寺庙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东晋太宁五年（327），郡城习礼坊一个名叫李整的人捐出自家房屋建崇安寺。后有乐成张文君“舍宅为寺”，郡城雁池坊建起净居尼院，安固县陆续建起报国寺、万兴寺、东安寺、栖霞寺、南山院等。实行儒释道三教并重政策的唐朝，更是迎来了佛教的空前兴盛。
唐高宗麟德二年（665），永嘉郡一户姓戴的人家迎来了一个新生儿。没有人知道这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将会成为温州乃至全世界都影响极为深远的高僧大德——被南怀瑾称为“温州历史上真正了不起的人物”永嘉大师玄觉。
永嘉大师，释玄觉，俗姓戴，字明道，创立了永嘉禅，留下了《永嘉禅宗集》和传诵至今的“最长唐诗”《证道歌》。
永嘉大师的佛缘，始于温州的头陀寺。
头陀寺，旧称密印寺，坐落于今温州瓯海区南白象街道的头陀山麓。头陀山左靠吹台山，右临大罗山，“山锐而顶圆，下瞰诸山，如老僧趺坐说法”，故得其名，头陀寺亦因山而得此名。虽然由于地处僻远，头陀寺“藏在深山无人识”，事实上却只是深藏不露，与永嘉大师玄觉有着不解之缘。
如今，头陀寺的小山门匾额上，写有四个大字“宿觉道场”。穿过小山门，便是祖殿。在祖殿中央端坐着的，正是永嘉大师玄觉的塑像。
头陀寺，有“玄觉祖庭”之称，创建于唐代，兴盛于明清。弘治《温州府志》曾记载：“头陀山，宿觉剪发于此。”相传头陀寺最初是玄觉的家庙，只有几亩薄田和两三间堂屋，所住僧人也不过数十人。还有一说是玄觉开悟之后，此地吸引了许多信众前来，后来信众为了纪念玄觉，将其家庙扩建成弘法修禅的场所，自此头陀寺渐成规模。
玄觉生活的时代，正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全盛期。佛教渐渐实现了从外来化向本土化、由贵族化向世俗化的转变，不只是在云端的悬浮信仰，更是切实融入唐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天下诸州，处处可见佛塔寺院，可闻佛号声声。彼时的温州，也是佛寺禅刹星罗棋布，僧侣云集，香火鼎盛。在这样“崇佛敬佛”的时代背景下，永嘉大师降生于温州一个奉佛世家。其悟道修行人生，就此渐渐拉开帷幕。
关于玄觉幼年即入佛门的经历，《宋高僧传》卷八记载如下：“总角出家，龆年剃发，心源本净，智印全文，测不可思，解甚深义。我与无我，恒常固知。空与不空，具足皆见。”永嘉大师在家人虔诚礼佛的熏陶下，小小年纪就跟着家人在温州西山龙兴寺正式出家，研习天台宗。
玄觉一家信佛，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全家总动员，组团出家。对此，《宋高僧传》也有记载：“兄宣法师者，亦名僧也，并犹子二人，并预缁伍。”玄觉的二哥宣法师是当时的著名僧人，而且宣法师的两个儿子，即玄觉的两个侄子，也一起入了佛门，在寺庙修行。此外，玄觉的母亲和姐姐，也和他一同住在寺庙中。
据禅宗史书《祖堂集》记载：“（玄觉）曾在温州开元寺，孝顺亲母，兼有姊，侍奉二人。合寺合郭人谤其僧。有一日，亲母下世，著麻，未抛姊，又更被人谤，其僧不能观得。”玄觉当时所住的开元寺在习礼坊（今城区公园路一带），位于人声喧杂的闹市区。在开元寺修行期间，玄觉将母亲和姐姐也安顿在寺庙里一起居住，引来不少闲话与非议。后来，玄觉的母亲去世，他披麻戴孝，且没有就此抛下姐姐，继续与其在寺庙相依为命，再次挑战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玄觉这些行为都是相当“出格”的——出家人需要心无挂碍，放下所有尘世羁绊，一心向佛，不该有杂念。然而玄觉不以为意，坦坦荡荡走自己的路，“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自疲”，颇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意味。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更能说明玄觉是一位颇有些“反骨”的出家人。天台宗八祖左溪玄朗禅师得知玄觉住在闹市中的寺庙后，便写信给玄觉，劝他远离尘嚣，寻静谧处修行。玄朗禅师在信里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这里清幽自在，比起你所在的闹市更适合修行，诚邀，速来。
面对道门朋友的劝告，玄觉不为所动，回信道：“见道忘山者，人间亦寂也；见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玄觉的意思很明确：能否悟道与所处的环境并无多大关系。他还是选择坚持自我，在闹市之中学佛悟道：“身心自相矛盾，何关人山之喧寂耶？”这一点，在永嘉大师的《证道歌》中也有迹可循。在1800多字的《证道歌》里，“独”出现的频率甚高——“常独行，常独步，达者同游涅槃路”“境静林间独自游，飞禽走兽皆远去”……心性坚定的玄觉，外界再喧嚣，似乎都不妨碍他“常独行”和“独自游”，入定禅修。
今头陀寺客堂长廊尽头的墙上，挂有一幅头陀寺方丈悟智法师所书“寻师访道为参禅”。这一句出自永嘉大师的《证道歌》，也是永嘉大师悟道经历的写照。
七世纪末，31岁的玄觉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开启了“寻师访道”之旅，谒见六祖惠能（又作“慧能”），得到印证，在南华寺留宿一晚，留下了“一宿觉”的佳话。
《祖堂集》记录了永嘉大师人生中的这个重要转折，后人可以从这些真伪难辨的片段里窥得些许历史截面。据记载，一日，玄觉和姐姐在寺庙的廊下看到60岁左右的玄策禅师，姐姐提议：“去请老禅师来房里喝杯茶吧？”玄觉欣然同意。玄策禅师与姐弟二人对坐交谈之后，发现玄觉的佛学造诣颇深，与六祖惠能的开示极为相似，便劝他去南方谒见惠能大师，印证佛法。于是，玄觉和玄策禅师一起“游江海，涉山川”，南下谒见六祖惠能。
玄觉到达南华寺时，六祖惠能正在堂上讲经弘法。众僧静静地虔诚听经之时，玄觉不发一言，持杖携瓶，绕着惠能大师走了三圈，然后静站不动。玄觉的这番操作成功地引起了惠能大师的注意。二人就此开始了佛理问答——
“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来，生大我慢？”哪里来的学佛之人，如此傲慢无礼？
玄觉答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他回答得不卑不亢，表示人生无常，生死之间，时间宝贵，就不虚掷在礼仪形式之上了。
“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
“体即无生，了本无速。”
这番对谈，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是惊涛骇浪般的思想交锋。电光石火之间，堂上众僧还未反应过来，六祖惠能就赞叹玄觉已经悟得佛理。玄觉得到惠能大师的印证之后，正打算离开，惠能大师请他“少住一宿”。于是玄觉在曹溪留宿一夜，次日才离开，这便是“一宿觉”的由来。自此，玄觉成为六祖惠能的五大杰出弟子之一，被世人尊称为“一宿觉”“宿觉”“真觉”。
惠能禅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强调从日常生活中悟出真理。而玄觉的顿悟思想中既有“否定之否定”的决绝和顿悟，也带有“一法遍含一切法”的圆融，这一点在《证道歌》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
对玄觉而言，此次与六祖惠能的见面，是他学佛参禅路上的重要节点，在《证道歌》里也写到了这段经历给他带来的深远影响——“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
若你经过城区松台广场，会看到广场上立着一尊永嘉大师的雕像。在人来人往的街头，他手持锡杖，目光坚定。
若你登上松台山的七层净光塔，环顾一圈，会发现妙果寺和松台广场的风光一览无余，往东可见蝉街，蝉街西首国光大厦的空中拱门宛如一道巨大的时光之门，让人恍然穿越到1300多年前的温州。
1300多年前，玄觉谒见六祖惠能并印证佛法之后，策杖回温，一夜成名，轰动全城。他在西山（今松台山一带）的龙兴别院设立禅宗道场，把悟道心得写成《证道歌》，在六祖惠能禅理的基础之上融合天台宗和自己悟道的禅理，世称“永嘉禅”。温州西山渐渐成为江浙地区佛教禅宗的中心，吸引了无数温州之外的名人雅士前来，“三吴硕学，辐辏禅阶。八表高人，风趋理窟”。玄觉的圈粉能力很强，粉丝基数大，辐射范围广，非常出圈。他的众多粉丝里除了传法弟子外，还有庆州刺史魏靖（一作“魏静”）、吴兴兴法师和新罗国的宣禅师。
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十月十七日，永嘉大师在龙兴别院圆寂，世寿49岁。同年十一月十三日，殡于西山，谥号无相大师。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邕在为玄觉撰写的《神道碑》中表示“有六祖以来，禅师颇众，显者三人：南岳怀让、清源行思、永嘉宿觉也”，足见他在禅宗的重要地位。
唐元和中期，永嘉太守杜贲重修永嘉大师墓，发现玄觉遗体如生，遂上报朝廷，唐宪宗敕令造真身舍利塔，即松台山上的净光塔。可见，温州松台山与永嘉大师一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松台山上的净光塔
松台山，海拔不到40米，因其山上广植青松，山坪如台，故名松台。虽然与熙熙攘攘的五马街只有一两公里之遥，松台山的气质却截然不同，少了几分旅游打卡地的味道，多了一些生活气息。由于海拔不高，生态环境较好，松台山成了市民晨练遛弯散步的理想去处。松台山上，净光塔下，永嘉大师纪念馆旁，人们或练太极，或围坐聊天，或引吭高歌。烟火气与禅意，就这样自然地交织到了一起，微妙地达成和谐。
虽然永嘉大师的世寿不长，但他留下的《永嘉禅宗集》和《证道歌》正是“用无尽”的“无价珍”。
《证道歌》共267句，全文1800多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诗体写佛学理论的作品，也是最长的唐诗。它宛如幽暗的时间隧道里的烛火，照亮了历史中的无数人，其伟大精妙之处在于凝聚了悟道智慧的同时也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在佛教徒、文人名士和庶民百姓之间广为流传。有研究者认为，李白那首晚于《证道歌》问世的《将进酒》，其开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可能借鉴了《证道歌》，两者的格律颇为相似。不管诗仙作《将进酒》时是否受到《证道歌》的启发和影响，至少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证道歌》和《将进酒》都具备隽永的文字之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今，行走在温州街头，有缘的话，也许还可以听到用温州鼓词唱的《证道歌》。
不过，永嘉禅宗一路走来也经历了许多坎坷。《证道歌》中曾写道：“嗟末法，恶时世，众生福薄难调制；去圣远兮邪见深，魔强法弱多怨害；闻说如来顿教门，恨不灭除令瓦碎。”高僧大德如永嘉大师，也经历了逆风而行修道弘法的艰难旅程。玄觉圆寂近百年之后，发生了一系列以“会昌法难”为标志的毁佛事件，永嘉禅宗宛如蒙尘明珠，成为“摩尼珠，人不识”的无价珍宝，许多史料都佚失在历史长河里。
尽管发展之路并不平顺，“日可冷，月可热，众魔不能坏真说”，佛法仍不会被“众魔”所摧毁，真正的瑰宝总是会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延续下去。时间转向宋代，《证道歌》仍被传诵不绝。喜爱佛学的文豪苏轼也是永嘉大师的资深粉丝，其书写的《证道歌》是现存唯一的《证道歌》石刻，立于今广州六榕寺，目前尚有拓片两张，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和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充分证明了两宋时期《证道歌》在寺院民间流传之盛。
《证道歌》还漂洋过海传到了包括日本、韩国和印度在内的遥远国度。唐时中日文化交流频繁，《证道歌》亦随之传至东瀛。唐开成三年（838），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在长安城寻访经卷典籍，返回日本时所撰的《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就提到了《证道歌》。唐大中七年（853），另一位日僧圆珍来到中国，途经温州。五年后，圆珍携带求法所得的经卷著作归国，其中也有永嘉大师的《证道歌》。
北宋朝鲜曹溪宗的祖师知讷曾记录，《证道歌》是朝鲜半岛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刻的佛教经典，不仅文人名士对其倍加推崇，“乳儿灶妇”也争相诵读。十四世纪中期，高丽僧人达蕴将赵孟頫书写的《证道歌》真迹带回朝鲜，朝鲜“全民学赵”风潮渐起，刊印了许多赵孟頫的书帖，《证道歌》是其中最有价值、版本最多的一种书帖。宋代释法泉所撰的《证道歌注》是较早的注本，在高丽国不断被翻刻。如今，在韩国现存数十种《证道歌》木刻本或石印本，而全世界流传的《证道歌》已超过一百多个版本。
南北朝时期，菩提达摩从天竺经海路搭船来到中国，让大乘佛法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成为中国禅宗的始祖。永嘉大师在《证道歌》里对此也有记述：“法东流，入此土。菩提达摩为初祖。六代传衣天下闻，后人得道何穷数。”而后来《证道歌》被梵僧传至天竺，尊为《东土大乘论》。佛法从西传到东，再回流到缘起之地，这种交融与循环，不失为一种天心月圆，是遥远时空里的恒久回响。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永嘉大师留下的《证道歌》与永嘉禅，就如一轮不会消失的皎皎明月，从唐代一直照耀至今，不改其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