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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永初三年（422）的一个秋日，37岁的谢灵运拖延数日，终于抵达永嘉赴任郡守。此时，官场失意的他，大抵还不知道自己将在此度过一个特别的“间隔年”。
谢灵运（385—433），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绍兴嵊州）。小名客儿，东晋名将谢玄之孙，袭爵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人赞其“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写下过许多动人的山水诗篇，有“中国山水诗鼻祖”之称。《宋书》记载：“（永嘉）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称疾去职。”谢灵运在温州停驻的这一年，史书只用简单的几笔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与之相比，他在此期间所作的山水诗显得更为鲜活。
在温州这片土地上，身为异乡人的谢灵运，反而对此地拥有更精准的洞察——剔除了“故土滤镜”，在外来者的全新视角之下，温州呈现出来的样貌或许更接近真实之美。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谢灵运这个外来客，用诗句挖掘了此地的山水之美，开启了山水诗与温州绵延千年的缘分与联结，让温州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
如果细细阅读他的永嘉山水诗，会发现他是一个可以跨越时空界限的旅游博主——这些1600多年前的诗句涵盖了包括时间、地点、风景、路线和当地饮食推荐等在内的旅游攻略元素，就像一块块拼图，为后人呈现出一幅永嘉山水图卷。
初到温州的谢灵运，心情想必是有些复杂的。一方面，温州对他而言，是一片全新而陌生的土地，初来乍到的他对这里抱有好奇和探索欲；另一方面，被贬谪至此地，他内心并不情愿，也很明白自己不会在此久留。谢灵运感知温州这片土地的第一步，似乎是通过食物，以味蕾来建立最初的印象。抵达永嘉后没多久，谢灵运在《答弟书》中写道：“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蛎不如鄞县，车螯亦不如北海。”文中所说的“鄞县”属会稽郡，与谢灵运老家相邻。自小锦衣玉食的谢灵运，对食物的要求自然不低。很明显，温州的牡蛎和车螯的味道并没有让嘴刁的他满意。
虽然对温州的海鲜初印象不甚美好，但是在实践之中，他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后来，他到乐成县（今温州乐清）品尝了新溪的牡蛎，体验甚佳，便拿出小本本记下，在《游名山志》里还特意提了一笔：“新溪蛎味偏甘，有过紫溪者。”此处所指的“紫溪”位于今台州临海。
谢灵运显然具备了一个专业旅游博主的基本业务素养和特质，真实地还原所见所闻所感，精准地判断并比较不同地域的风物，对万事万物抱有一种客观而中肯的观察，随时对新体验敞开怀抱，不怕推翻自己的成见。他的《游名山志》虽然如今仅留存十几篇残文，但窥一斑而知全豹，可以看出谢灵运在旅行过程中细细观察并记录，其中的许多文旅信息现在仍可供后世游客参考，颇有一些古代版《孤独星球》旅行指南的味道。
在《游名山志》里，谢灵运还写道：“夫衣食，生之所资；山水，性之所适。”对他而言，所谓衣食还只是维持日常生活需求的浅层次享受，而对山水的探索，更符合他深层次的精神需求。因此，他的“一手测评”，不仅体现在食物上，更很快延伸到永嘉的风景之上。
事实上，从一开始，谢灵运就没打算在温州当一个按部就班准点打卡的体制内打工人。赴温州任职前，他在《邻里相送至方山》里写下“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瓯越”，早早就定下了以“憩”为主的“躺平”基调，在《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里更是毫不隐藏“将穷山海迹”的心思，明确地表示计划利用这段时间踏遍温州山水。
如果将谢灵运看作一位旅游博主的话，那么《晚出西射堂》便是他发出的第一条温州旅行vlog。在他现存于世的描绘温州山水的诗作里，《晚出西射堂》的创作时间最早。由于谢灵运的诗作散佚太多，这首未必是他真正意义上在温州写的第一首山水诗，但可以肯定的是，西射堂是他初抵温州时最常逗留的地方之一，有空就去弹弹琴。据《永嘉县志》记载：“（西射堂）在州治西南二里净光山下，灵运建，暇则鸣琴其中。”净光山即松台山，当年的西射堂就在今松台广场附近。
谢灵运来到温州时，正值秋季。深秋日暮时分，山色幽暗，“青翠杳深沉”，彼时他的心境亦与风景达成了共振。“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晚出西射堂》里的这一句与陶渊明的“羁鸟恋旧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很明显谢灵运当时陷入浓稠的悲秋思乡情绪，内心落寞而惆怅。不过，此时的谢灵运仍处于间隔年的初期，大抵还有着“化落寞为游兴”的行动力，探索范围不仅仅囿于郡城之内，很快就扩展至更广阔的旷野，在某个秋日乘船前往北边的绿嶂山游览。在《登永嘉绿嶂山》里，他很细致地介绍了装备和行程：“裹粮杖轻策，怀迟上幽室。”尽管他上班不算积极，但为了游玩，他可以很勤奋地清晨就出发，并且流连整日不知疲倦，一直走到黄昏时分仍迟迟不归，在野外山林里游走太久以致一时不辨日月，“眷西谓初月，顾东疑落日”。在这首诗有限的篇幅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确实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汲取到了一些力量和慰藉：“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难匹。”
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现代人以city walk的方式忙里偷闲地寻找一些漫游的乐趣，而谢灵运早就走在最前端，将country walk做到了极致；现代人为了凑个长假去旅行而小心翼翼地加班调休，而谢灵运早就颇为不羁地带薪旅行，“肆意游遨”。在《游岭门山》里，谢灵运理直气壮地表示工作量很不饱和——“海岸常寥寥，空馆盈清思”，为自己的四处游玩与“不务正业”找到了充分的借口，“协以上冬月，晨游肆所喜”。在诗的末尾，他还撂下一句“人生谁云乐，贵不屈所志”，颇有几分洒脱，似乎已开始渐渐确立在永嘉的生活节奏。
诚然，大自然抚平了谢灵运的愤懑和不甘，他也确实在山水之间寻得了内心的平静，暂且将名利和纷繁的人事抛在脑后，与自己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解，但这种和解是暂时而不彻底的，而这正源自他的“拧巴”和矛盾。从谢灵运的诗里，可以看出他身上充满矛盾——他既爱好清幽僻静之地，又时常因远离亲朋好友而感到寂寞；既想在官场大显身手，又会在被发至僻远之地时自我安慰“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既想归隐，归隐之中又带着对入世的期待；既消极“旷工摸鱼”，又时不时为自己的怠工而感到愧疚。归隐山林，似乎是他内心深处为自己安排的退路——退无可退之时，至少还有山林之间。但与此同时，他也并没有真正说服自己达成自洽，于是在山林与庙堂之间徘徊反复，进退维谷。事实上，谢灵运本人也意识到了自身的反复与纠结，离开温州后亦在《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如是评价自我：“感深操不固，质弱易版缠。”
谢灵运的“弱”，似乎不仅仅体现在意志上，也直接表现在他的身体状况上。他来到温州的这年冬天，或许是因为水土不服，也或许是因为郁郁不得志而身心交瘁，谢灵运病倒在床。这段时间他暂停旅行模式，切换到“冬眠宅家”状态，多数时间都待在书斋和床榻，鲜少外出。
或许，谢灵运与温州这片土地的磨合，有点像武陵人进入桃花源的那个过程——“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经历了颇有些刺痛的磨合期之后，他似乎迎来了豁然开朗的某些时刻，而这些在他的诗句中亦有迹可循。
景平元年（423）春，漫长而寒冷的冬日总算结束了，春暖花开，谢灵运病后初愈，重拾冬眠数日的游玩雅兴，登高赏景，写下著名的《登池上楼》。诗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灵运最为出圈的经典佳句之一，亦是他艰涩诗作中一个近似重生的“喘息”气口——后世公认这一句是整首诗的“诗眼”，读者念到此处，宛如瞬间拨开迷雾，眼前一亮。这一句是整首诗的停顿和转折，正如谢灵运在永嘉任职的这一年，亦是他整个人生里的一处停顿和变革。许多学者认为，谢灵运的这一句看似普通，但其“不普通”之处，正在于其所处的文本语境——于艰难晦涩的典故之中，灌入清新之风。同样地，谢灵运在永嘉任职的这一年，看上去似乎政绩平平，并没有大事发生，但其不普通之处亦在于这段经历在他整段人生道路中所占据的节点意义。
民国时期的池上楼，后人为纪念谢灵运而建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蛰伏了一个冬天的谢灵运重整旗鼓，再次出发，开启新一轮的漫游。如果说上年秋刚到温州的谢灵运开展的只是短途周边游的话，那么这年开春之后，谢灵运对温州山水的探索则是货真价实的深度游，旅行版图不断扩大，覆盖了郡城内外，除了北边的永嘉楠溪江、东边的东山（今温州城区华盖山）和西边的石鼓山之外，还将探索的触角伸向了南边的瑞安和平阳。
虽然谢灵运经常在诗里用“久痗”和“卧疴”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自己身体状况不佳，不过一旦出门旅行，他就体能惊人，战斗力爆表，完全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古代“特种兵”。此外，他采取了更多元的出行方式，或骑马——“策马步兰皐，绁控息椒丘” （《郡东山望溟海》） ，或乘舟——“清旦索幽异，放舟越坰郊” （《石室山》） ，“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 （《游赤石进帆海》） 。在那个车马不便的年代，谢灵运的活动范围遍布温州诸县。
像谢灵运这样痴迷山水的旅游爱好者，不会满足于寻常的风景。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他是一名相当专业的探路型旅游博主——求新求异，挖掘宝藏景点。《宋书》曾这样描述谢灵运的生活方式：“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作为世家子弟，他的“叛逆”和“求新”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在诗歌创作和山水探索方面，他更是执着于求新，不仅拓宽了“风景踩点”的范围，还更为深入而细致地寻觅新景点。“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 （《登江中孤屿》） ，在江南和江北转悠了一大圈之后，谢灵运突然发现了藏在瓯江中央的宝藏景点——江心屿。彼时他所见到的江心屿，是名副其实的江中孤岛，颇为荒凉，远不如现在这般热闹。即便如此，他仍然捕捉并记录下了目睹的江心屿之美：“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与卧游的文人名士不同，谢灵运的文字之中带着强烈的“在场感”，感想都是发乎内心，不是来自书本或者前人诗作的“二手体验”。山水风景给予他的冲击，直观而真实。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过这些山水，与它们近距离接触，然后直白地分享他的第一手旅游体验。谢灵运的“忠实迷弟”白居易在《读谢灵运诗》里曾这样概括谢灵运的诗歌风格：“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读谢灵运的诗，会发现他的眼睛有点像一个取景器，自如切换景深——既有可以“笼天海”的广角，也有“不遗草树”的近景特写。在《过白岸亭》里，“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这一句，就可让后人感受到近处的流水潺潺和远处秀丽山峰之美。
从更新频率和作品数量来看，谢灵运可谓颇为高产的旅游博主。如今，我们读谢灵运的山水诗，就像打开尘封已久的录像光碟，它呈现出来的影像也许斑驳，但模糊的画质并不能抹除其背后的创作者的灵魂。通过影像，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历经千年的“过期”山水风景，还有观察这片山水的那束目光。在谢灵运的诗句中，我们可以拼凑还原出温州的春夏秋冬——“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春日，“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的初夏，“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的暮秋和“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的寒冬。
在温州经历了一轮四季之后，谢灵运选择了离开。景平元年（423）秋，谢灵运以病请辞离任，与当地吏民道别。在《北亭与吏民别》里，谢灵运如此概括自己这一年：“晚来牵余荣，憩泊瓯海滨。”对他来说，在永嘉的这一年，是他暂时的休憩和停泊。停顿之后，他明晰了自己的内心所向。在《初去郡》“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的诗句里，似乎可以读到谢灵运的如释重负和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的坦然。
回顾谢灵运的一生，会发现沉沉浮浮之间，在永嘉的那一年，竟然可以称得上是他难得的“好时光”——在这个阶段，有迷茫，亦有期待；既可以回顾过去，也可以遥望未来；暂时脱离了主流轨道，但开辟了属于自己的山水诗赛道。只是，他身处其中之时，未必能意识到，珍贵的黄金时代已经披着“仕途不顺”的外衣来过又离开，而接下来，命运才露出它的獠牙——离开温州10年之后，即元嘉十年（433），几经沉浮的谢灵运在广州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之罪名处决。
日本学者高木正一曾这样描述谢灵运与他笔下的山水：“山水自美，但诗人情悲。”谢灵运的旅行有点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越狱”，而他这一生像极了一场失败的越狱。为了逃脱官场的牢笼，他投入自然山水，却从未真正自由过，一直处在更大的时代和自我牢笼之中。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山水诗亦是谢灵运“金蝉脱壳”的法宝。诚然，他的肉身无法真正逃离时代，但他某部分的自我“逃”到了诗句之间，而这些相传至今的诗句宛如隐形的“逃生通道”，让某部分的谢灵运得以“幸存”，真正超越并逃离了他的时代。
“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谢灵运的山水诗之所以被传诵至今，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诗句描摹定格了秀丽的山水，或许还因为其中凝结着“古今同调”的恒久共鸣。他对温州山水的由衷欣赏、政治生涯受挫的无尽怅惘、任性而颓唐的消极抵抗、犹豫摇摆的左右为难、不合时宜的自我纠缠，隔着一千多年的时光，仍能契合许多人的心境，显得如此真实而鲜活。
回望谢灵运的永嘉间隔年，会发现谢灵运与温州的山水更像是彼此“收留”和互相成就的关系。在温州山水寂寂无名之时，谢灵运来到永嘉，写下的诗句宛如一簇簇聚光灯，逐一照亮并唤醒了沉睡的瓯越自然山水之美；而在谢灵运灰暗而停滞的人生阶段，温州山水“收留”了他。谢灵运的诗与温州的山水，正如地上池与天上月——两者遥遥相望，彼此映照。
如今，在位于温州谢池巷尽头的中山公园积谷山西麓，有一座重建的池上楼，亦是谢灵运纪念馆，被称作“山水诗第一楼”。再往里走几步，就能看到一条诗廊，毗邻谢公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正是袁枚《过谢客岩有怀康乐公》中的诗句：“池塘应在此，春草绿如初。”虽然一千多年前谢灵运亲自登临的那座楼早已不存，但包括袁枚在内的无数慕谢公之名而前来寻访打卡的人们，都能凭借谢灵运的诗句，用自己的想象来还原当年的池上楼春日景致——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上的那座池上楼和温州山水风景都经由谢公之笔，在世世代代的传诵之中无数次得到了“重建”和再现，拥有了更充沛持久的生命力，抵达了更广阔无垠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