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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是一批“新温州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文化人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先后来到温州，他们的名字在历史的星空中熠熠生辉：与许询并称为“一时文宗”的东晋著名玄言诗人孙绰，补注陈寿《三国志》的南朝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与谢灵运文才齐名的颜延之，写出“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千古佳句的南朝文学家丘迟……
虽然他们大多是被贬官至温州，且任职时间都不长，但推动了本区域文化水平的提升，给温州带来了文明的种子和文化的启蒙，“助人伦，成教化”，促进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融合，使本土文化开始接续上中原文化的血脉。在他们的导引下，温州文风大为改观，永嘉郡开始“商贾流通，居民安业”，迎来一次发展的机遇。
这批文化大咖密集到来，和西晋永嘉年间（307—312）的“衣冠南渡”大背景密不可分。中原文化逐渐南移，自西晋迁国都为建康（今南京）后，开始了历史上的东晋（317—420）。
据学者林亦修研究，当时进入永嘉的大致有两种人：一种是宗教人物，进入山区修道炼丹或游历采药，如王玄真、葛洪、陶弘景等活动于楠溪江河谷、飞云江下游和鳌江下游；一种是政界人物，如谢灵运、王羲之、郗愔、王彬、颜延之、郭璞、孙绰、毛喜等士族、官员，来自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 （《温州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
担任温州地方官的北方士族，他们的后人有些就留在当地。相传谢灵运的后人移居永嘉。光绪《永嘉县志》记载，谢灵运离开温州时，曾留次孙侍祖母太夫人于永嘉第。及至他被贬广州身死后，“太夫人忧患而卒，葬于所居第之城东飞霞洞之左。不复有东归之志，于是遂为永嘉人”。
南朝陈的大臣毛喜，曾出任永嘉内史，是继谢灵运、颜延之之后又一位谪守永嘉的名臣。温州古城三十六坊中的“遗爱坊”，传说便是因毛喜而得名。弘治《温州府志》记载毛喜离任后，将子孙留在永嘉，“丰和坊，俗名遗爱坊，以郡守毛喜子孙居此，故名”。
这些有文化的官员们，给温州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据弘治《温州府志》载，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永嘉郡共有30多人担任过郡守。一些记载称王羲之也在这个名单内。但也有史学家提出异议，说王羲之确实来过温州，却并未担任郡守一职。
王羲之（303—361），字义少，琅琊临沂人（今山东临沂）。王谢大家族中的杰出代表，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的“书圣”头衔。因曾任右军将军一职，世人称为王右军。这是一个军中职务，但王羲之显然如他自己所说“自无廊庙志”，永和十一年（355）称病弃官，迁居于绍兴。
明代赵谏在《王右军祠祭天记》载：“右军将军王羲之，晋穆帝时出守吾永嘉。”算起来，王羲之是众官员中来温州比较早的。当时对王羲之的风评很不错，“政尚慈惠”“民甚德之”，这是个宽厚爱民的地方官。他对地方上的高人也颇为尊敬，听说乐清有位世居白鹤山下修炼的得道高人张文君，不顾路途山水阻隔前去寻访。奈何高人不愿意见官，将炼出的丹药抛撒到溪水中，自己隐匿在竹林里。“右军不获见而去”，可以想见王羲之当时的失望之情。
墨池
王羲之在温州留下了很多踪迹。最有名的是墨池，相传他写字、洗笔，把家门前自凿的一池水都洗黑了，“去任后民思之，名其池曰墨池”。七百年后，他的粉丝米芾亲笔写下“墨池”二字，可惜失传。后来清代乾隆年间温州总兵黄大谋重书，刻于池边，现在这成了墨池公园的中心景区。
笔墨纸砚是文人珍爱的文房四宝，在温州笔耕不辍的王羲之，爱上了温州产的砚台。他说：“近得华严石砚，颇佳。”华严石砚产于温州瓯北华严山，附近有华严寺、华严洞。明弘治《温州府志》记载：“华严山，在郡城北八里，有岩可为砚。”米芾在其砚台收藏专著《砚史》中，明确记载了王羲之这方华严石砚的产地为温州华严尼寺岩石，还透露石砚后为北宋名人石扬休收藏。南宋李之彦《砚谱》中，提到这方砚“大尺余，色正赤，用之不减端石”，石扬休“以钱二万”购置，确实价格不菲，后来这方砚台又被苏轼以四万钱价格买下。
温州著名的商业步行街“五马街”也和王羲之有关。据说王羲之出行有五马，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记载：“王羲之守永嘉，庭列五马，绣鞍金勒，出即控之，今有五马坊。”唐代温州刺史张又新想象着王羲之驾五马出行的场景，写下《百里芳》：“时清游骑南徂暑，正值荷花百里开。民喜出行迎五马，全家知是使君来。”北宋温州知州杨蟠也写过《咏五马坊》：“相传有五马，曾此立踟躇。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如今五马街上塑有五匹铜雕马，精神抖擞昂首挺立，做扬蹄奔腾状。
王羲之给温州留下了“墨池”，这一缕风雅墨香氤氲至今。千百年来温州书家辈出，如今更被誉为“墨香城市”，追根溯源，谁能说和王羲之没有一点关联呢？
孙绰来到温州任职，是好友王羲之的引荐。晋书称“会稽内使王羲之引为右军长史，转永嘉太守”。这大约是东晋永和十二年（356）的事情。
辞赋大家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省平遥县）人。袭封长乐侯，担任过县令、长史、散骑常侍、廷尉卿等职。他官位不低，文名更盛，是玄言诗代表人物，当时的诗坛领袖。《晋书·孙绰传》载：孙绰名望之盛，以至于当时的谯国桓氏、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等世家望族中重要的人物去世，必须由他撰写墓志铭，才能刻石立碑。
孙绰还没来温州任职的时候，参加了王羲之召集的兰亭集会——被称为中国古代最风雅的一次集会。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春和景明的时节，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王羲之与当时的名流谢安、孙绰等四十余人，兴致勃勃汇聚在会稽山阴（今绍兴）兰亭，举行传统的“修禊”活动。这是一种消灾祈福的仪式，“漱清源以涤秽”。之后又呼朋引伴玩“曲水流觞”的游戏，众人坐在潺潺流淌的溪水旁，放置酒杯任其顺流而下，酒杯停在谁面前，就要赋诗一首，诗不成则罚酒三杯。这风雅的玩法共成诗37首，集成一册《兰亭集》。众人推举王羲之和孙绰作序和跋。王羲之酒酣兴起，挥毫写下文璨古今的《兰亭集序》，气势飘逸的“天下第一行书”。而孙绰所作的跋文，可惜未能留存至今。兰亭盛会，名流云集，推举孙绰作跋，其文采与书法必定出类拔萃。
孙绰还曾写下千古名篇《游天台山赋》。在萧统《文选》一书中，《游天台山赋》与王粲《登楼赋》、鲍照《芜城赋》并列三赋，名震当时文坛。他也将此赋引为平生得意之作，成文后迫不及待给友人范荣期写信：“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这也是成语“掷地有声”的由来。
这篇赋正是孙绰在永嘉郡守的任上所作。不过，据《文选》卷十一《游天台山赋》李善注：“孙绰为永嘉太守，意将解印以向幽寂，闻此山神秀，可以长往，因使图其状，遥为之赋。”可见此赋并非孙绰亲身游历所记，而是根据图画描摹，对他所向往的山水佳境进行的一番“神游”。不耐烦官场俗务缠身，渴望寄情于自然山水，这大概是众多文人名士内心共同的追求吧？
六十多年后，南朝诗人谢灵运沿着孙绰的足迹也来到了温州。他把文人名士们对山水的追慕之情发挥到了极致。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非常难得的是，王谢两大家族先后有才俊子弟来到温州，并给温州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今墨池公园内还建有纪念王羲之、谢灵运两位郡守的王谢祠。
王谢两家是姻亲，谢灵运母亲刘氏是王羲之的外孙女，爷爷谢玄的姐妹谢道韫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论起来他的辈分比王羲之低了三辈。
恃才狂放的谢灵运是被贬官而来，带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他给温州留下的最大财富是二十多首清逸灵动的山水诗，凭借一己之力成就了温州“中国山水诗发祥地”的美名。这一突出贡献，留待后文细细表来。
但是谢灵运游山玩水的名气太大了，以至于淹没了政声。史书上评价他“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其实他任职期间，重视教育，体恤民情，发展民生，对温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白石岩下径行田》《种桑》《命学士讲书》这些诗，都表明他在兴修水利、劝民农桑、振兴教化等方面所做的实事。
《种桑》一诗作于景平元年（423）春天。春日暖阳融融，正是种桑的好时节。他惭愧于身为地方官，没有作出什么成就，“常佩知方诫，愧微富教益”。眼下正值“浮阳骛嘉月”的春日，要趁着农活不多种植桑树，发展养蚕业，“艺桑迨间隙”。他还畅想了一排排桑树向广阔田野延伸的情景，“疏栏发近郛，长行达广埸”，他感慨道：这些桑树长成了，这就是对我来到这偏远地方任职的最大安慰了，“俾此将长成，慰我海外役”。
谢灵运去乐清白石一带巡视农田，写下《白石岩下径行田》。当时旱灾严重，民不聊生，他感叹“灾年民无生”，深怀忧虑之情，“知浅惧不周，爱深忧在情”。作为地方长官，他要努力帮助百姓渡过难关，“饥馑不可久，甘心务经营”。筑好海堤，护卫良田，引来涓涓流水，浇灌千里沃野，“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州流涓浍合，连统塍埒并”，才能使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迎来丰收年。
谢灵运常常反思自己的不足，在《命学士讲书》中，他自言在礼乐教化方面与古代贤人相差甚远，“弦歌愧言子”，言子即孔子弟子、曾为武城（今山东武城县）邑宰的言偃（子游）。其实他也曾“招学讲群经”，并期待以后有更好的贤士来引领教化，“礼乐俟贤明”。后人评价“谢灵运之招士讲学，由是人知自爱向学，民风一变”。
任性不羁的谢灵运最终不顾族人劝阻，任期未满即辞职回家。他写下《辞禄赋》袒露挂印归隐的心迹：“解龟钮于城邑，反褐衣于丘窟”，广而告之。看着赶来瓯江边北亭送行的官民，谢灵运再次表达了愧疚之情。他站在归途的船头，与民众挥手道别：深秋风寒，各自保重 （《北亭与吏民别》） 。
尽管正史中对谢灵运的评价颇多贬义，但温州人对谢灵运还是满怀感念，乾隆《永嘉县志》转引旧志称：“晋立郡城，生齿日繁。王右军导以文教，谢康乐继之，乃知向方，自是家务为学。比宋遂称小邹鲁。”至今有池上楼、谢池巷、谢公亭、康乐坊、竹马坊等与他相关的纪念建筑、地名数十处。
洞头本岛烟墩山上有一座望海楼，是登高观海、放眼全岛的最佳位置。这座2005年重建的五层楼台，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永嘉郡守颜延之。
颜延之（384—456），琅琊临沂人（今山东临沂），出身官宦世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诗与谢灵运齐名，世称“颜谢”；又与谢灵运、鲍照合称“元嘉三大家”。
出众的文才以及狂放的个性为他招致了不少嫉妒，连遭贬官。宋文帝元嘉九年（432），颜延之被贬至永嘉任地方官。他当时写了组诗《五君咏》，分咏“竹林七贤”中不与权贵合作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等五人，而剔除了后来成为显贵的山涛、王戎二人，可见他的褒贬态度，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
是温州的山山水水抚慰了他的心绪，特别是他沿海巡视来到洞头列岛时，那辽阔无际、海天一色的壮观深深吸引了他，于是在青岙山（今洞头区大门岛）筑望海楼。这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在东海畔修建的观景楼台。
颜延之在温州大约也仅年余，文帝就下诏让他回家闭门思过了。虽然时间很短，他也做了不少事，除了筑望海楼，还“凿井七十有二以通湿气” （嘉靖《温州府志》） ，在“州西北二十六里”的瞿屿山，“于山创亭” （《太平寰宇记》） 。
四百年后，约唐宝历二年（826），“连中三元”的才子张又新也被贬任温州刺史。满怀郁闷中他登岛追寻先贤遗踪，或许是想从颜延之的遭际中寻求一份同病相怜的慰藉。然而他失望了，此时的望海楼早已坍塌在历史的风雨中，杳无踪迹。无限怅惘中，张又新放眼望去，但见碧海澄明环绕着苍翠青山，于是赋诗《青岙山》感怀：“灵海泓澄匝翠峰，昔贤心赏已成空。今朝亭馆无遗制，积水沧浪一望中。”这首诗被收入《全唐诗》。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洞头重建望海楼，并在楼前塑颜延之像，手握书卷，眺望东海。2012年望海楼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楼，成为洞头岛的文化地标。
继颜延之来温州七十多年后，40岁的丘迟出任永嘉郡守。
丘迟（464—508），字希范，吴兴乌程（今属浙江省湖州市）人。父丘灵鞠，南齐太中大夫，亦为当时知名文人。丘迟幼承家学，年少即显露出众的才华，八岁能文。
他生活在一个频繁改朝换代的时期，一生横跨宋、齐、梁三朝，出生成长于刘宋后期，初仕南齐，后又在南梁任职。萧衍称帝建立南梁的劝进文书就是出自丘迟手笔。
梁天监三年（504），丘迟出任永嘉郡守，在任也仅一年。他提倡农桑，重视教化，崇尚俭约富民。所作《永嘉郡教》一文中描绘温州“控带山海，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可见当时温州已经成为一个中心城市。《永嘉郡教》是了解早期温州的珍贵史料，常为后人所引用。
丘迟在诗文中多次表达了对温州的喜爱：“边山有嘉树，摇影出云垂” （《题琴材奉柳吴兴》） ，赞美永嘉郡林木秀美的风光；在《寄柳文畅诗》中，还称赞温州吹台山的梧桐树最适宜制琴。当然他也记录了当时民间疏于劳作的现象：“曝背拘牛，屡空于畎亩；绩麻治丝，无闻于窐巷”，特别批评了滥饮买醉、闲散游荡的民风：“其有耕灌不修，桑榆靡树，遨遊廛里，酣酺卒岁，越伍乖邻，流宕忘返。”
丘迟在任仅一年，史书称其“不称职” （《梁书·丘迟传》） ，却也没有说明具体缘由。梁武帝因“爱其才，寝其奏”，对弹劾他的奏折并没有深究下去。但在万历《温州府志》中，南朝梁55年历史中被选入志书的郡守，仅有丘迟和虞权两人，足见他在温州地方评价甚好。
丘迟离开温州的第二年，即随临川王萧宏伐魏，以一封《与陈伯之书》成功招降投奔北魏的原南齐将领陈伯之。书信最后一段脍炙人口：“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清丽明媚的江南风物深深打动了陈伯之。吟咏再三，怎不起故国之思？陈伯之立即率部归降梁朝。
《与陈伯之书》被后人誉为不是檄文而力敌三军的劝降绝作。清代宋湘《说诗》赞叹：“文章妙绝有丘迟，一纸书中百首诗。正在将军旗鼓处，忽然花杂草长时。”丘迟笔下的“草长莺飞”，不也正是温州的春日丽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