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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谯楼 翁卿仑摄
瓯江边有一座树木掩映下的小山，海拔不足20米。山前开阔地矗立着晋代堪舆学大师郭璞的塑像——迎着江风，衣衫飘飘的他正一手握书卷，一手掐指算。相传他就是登上身旁这座山丘，俯瞰四周，为温州古城设计了千年不变的规划蓝图。
此后，这座山改名为“郭公山”，山下建有郭公祠，半山腰建有郭公亭，两对亭柱楹联点赞郭璞对温州的千年功绩：营城郭璞今何在？守信瓯潮日再来；九斗应天机郭公妙算，七门循地利白鹿衔花。
传说建城时，白鹿衔花而过，因此温州有了“鹿城”“白鹿城”的别名。今温州主城区就叫“鹿城区”。
郭璞来到温州那年，恰逢永嘉郡设立。这是温州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此前四百年间，东瓯国、东越国相继灭亡，温州地区经过汉代两次大迁徙，已元气大伤，长期处于凋敝状态，成为被汉政府基本放弃的“化外之地”。又经过两百多年的休养生息，原先不愿迁徙而躲进山里的土著以及各种原因逃往这荒僻之地的人口不断增加，经济逐渐发展，东瓯故地开始复苏。
汉朝廷重新加强了对东瓯故地的管理。先是设立回浦县，后改名为章安县，属于会稽郡管辖。章安县下辖的东瓯乡，即为曾经的东瓯国核心区域，瓯越人的聚居地。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东瓯乡分出设立永宁县。弘治《温州府志》记载“平市坊，汉永宁县城濠在此，有埭，通四运，至今称万岁埭”，清代大儒孙诒让收藏有“永宁县残砖”，可见当时筑有永宁县城。
永宁，永远安宁，新设立的县城想必承载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仍是一个战乱纷争的地方。东汉末年，黄巾起事，各地割据势力趁乱兴起。孙策攻打会稽郡，永宁县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归属为吴国的势力范围。孙权谋划设立了松阳（今属丽水市）、罗阳（后改名安阳、安固，今温州瑞安）二县，属临海郡。及至吴国灭亡后，又重新布局。西晋太康元年（280）从安固县分出设立始阳县（后改名横阳，今温州平阳），仍属临海郡。当时的永宁（今温州城区及永嘉县）、罗阳（今瑞安）、始阳（今平阳）都位于今温州境内。
西晋末年，内乱不绝。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趁机侵入中原，晋怀帝永嘉五年（311），西晋国都洛阳被占领，官民惨遭屠戮，中原地区逃亡人口起码占到半数以上：“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 （《晋书》） 世家贵族、士大夫及普通百姓跋山涉水，一路向南，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永嘉南渡”，也称“衣冠南渡”，有身份、地位的贵族士大夫阶层是此次南迁的主体。南方地区不仅人口急剧增加，而且政治、文化、经济地位显著提升。今天中国南方的很多居民都是“永嘉南渡”之后陆续迁来的中原人后裔。
正是在这种人口急剧增加的大背景下，东晋太宁元年（323），临海郡南部区域被划分出来，设置永嘉郡，下辖永宁、安固、横阳、松阳四县，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温州、丽水二地。郡治设永宁县。这是温州的行政规格第一次升为“郡”，显见已发展到一定规模。五十多年后的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永宁县又分设出乐成县（今乐清）。此后温州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四县格局：永宁、安固、横阳、乐成。
隋唐时期，温州建制反复调整，分分合合，改名换姓。先是隋朝进行了郡县制度大变革。隋开皇九年（589），废永嘉郡，设处州，永宁改为永嘉，横阳并入安固。3年后改处州为括州，安固、乐成统统并入永嘉。15年后又改括州为永嘉郡，辖永嘉、括苍、松阳、临海四县，相当于后来的温州、台州、处州。进入唐朝后还是在永嘉郡、东嘉州、括州几个名称之间反复跳跃。直至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将括州析为括、温、台三州，原属括州的永嘉、安固二县分出设置温州，“其地自温峤山以西，民多火耕，虽隆冬，地恒燠少寒，故名”。“温州”之名才由此确立并沿用至今。
史书记载，郭璞也是在西晋末年的混乱时期避居南方。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省闻喜县）人。《晋书》记载他精通五行、天文、卜筮之术，且卜筮颇为灵验。他还是著名学者、文学家，被称为中国游仙诗体的鼻祖。时人评价他“博学有高才”，成语“江郎才尽”说的就是南朝梁文学家江淹梦见郭璞向他讨回五色笔后再无佳作的故事。西晋末年战乱将起，郭璞避居江南，曾任宣城、丹阳参军。东晋定都建康（今南京），也是郭璞参与卜筑营建。
但他是否到过温州并卜城址，是学界争论不休的一桩公案。不过，不管他是否来过，他留下的一些文字充分表明了他对温州的熟悉。《山海经》载“瓯居海中”，他注释为：“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岐海中也”；汉代辞赋家扬雄《方言》中提及“东瓯”，他注解为：“东瓯亦越地，今临海永宁是也。”
郭璞卜建郡城的依据均来自地方志书——
弘治《温州府志》记载，郭璞最初想在瓯江北寻找适合建城的地方，但取土称了称，觉得分量太轻，不宜建城。于是过江登上西北方向的小山，“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因此大胆打破建城需方正规矩的惯例，跨山筑城，连山通水，为温州设计了一座“山水斗城”。
南宋祝穆所著《方舆胜览》中标明，城外的松台、海坛、郭公、积谷这四座山，是斗城之“斗门”；华盖则正位于“斗口”；而黄土、巽吉、仁王三座山“近类斗柄”。北宋温州知州杨蟠曾作《华盖山》诗：七山如北斗，城锁几重重。斗口在何处，正当华盖峰。
九山外河曾是古城的西护城河 王超俊摄
“山水斗城”不仅连山，还要通水。水系的设计也非常讲究。古城内外皆有发达的水系，并通过水门连为一体。
瓯江是城北天然的护城河，中山河、花柳塘、小南门河、九山外河、勤奋河等河道，也都是当年护城河的遗迹，串联起城外水系的基本格局。尤其是九山外河，城濠形制，旧迹犹存，沿河路基即为古城西城墙的墙基。
城内水系则由河、井、泉、潭、池等构成。最具特色的要算按二十八星宿在城内凿的28口井，现仍存铁栏井、八角井、白鹿庵井、仙人井等16口。还按东西南北中的方位开挖了伏龟（东）、浣纱（西）、雁池（南）、潦波（北）、冰壶（中）五潭，象征“五行”之水，今尚存浣纱潭（落霞潭）、伏龟潭（谢池）。
渠与河相通，河与江相连，加上井与潭，城市用水、排水、水运、蓄洪、防火等功能有机结合在一起。城内民居临水而筑，“一坊一渠”，初步形成了前街后河的布局。
“古城周围十八里，东西宽五里”。城墙沿山修建，依势而筑，城基牢固。郭璞这样解释自己建城的指导思想：“若城于山外，当骤至富盛，然不免于干戈水火之虞。若城绕其巅，寇不入斗，则安逸可以长保。”同时预言“此去一千年，气数始旺” （祝穆《方舆胜览》） 。
城缘山，山护城，山脉为屏障，江河为城濠，温州这片土地确乎“安逸”了很多。此后千余年，温州城内没有遭受严重的兵火之灾，在数次改朝换代的历史关头，都安然无恙地度过。这个“斗城”格局，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尚象制器”的智慧，也寄托着温州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温州古城形成“江、屿、山、水、城”浑然一体的独特风貌，人居与生态环境高度和谐，被誉为中国风水最好的城市之一。尤为可贵的是，历经1700余年的沧桑岁月，城址和布局基本保持不变，这在全国城建史上被称为奇迹。2016年，国务院公布温州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除了温州古城，下辖的三座县城据说也都与郭璞有关——如果他真的来过温州，这趟效率之高也确实令人咋舌。
相传郭璞就安固（今瑞安）县治的迁址提出建议。郭璞的建议被采纳，县治新址迁往邵屿原东汉会稽郡东部都尉蔡敬则的公署衙门。弘治《温州府志》说明了新址在风水上的优越：“捍风涛，镇火灾。其中一街一河，状若棋枰，纵横贯通。”
横阳（今平阳）县治所在地据说是郭璞所选。明隆庆《平阳县志》对郭璞的选址有过详细解读：“自晋郭景纯定县治，以仙坛、昆山对峙于前，鸣山、石塘拥障于后，故宋令陈容有‘前分凤翅，后叠蛾眉’之句。俗传左右二山为斗牛，鸣山为伏虎，言其形势也。”
乐成（今乐清）建县较迟，称县治同为郭璞卜迁，显然很不合理。但弘治《温州府志》、永乐《乐清县志》都有此一说，且当地还有郭路村，相传郭璞曾途经此地。
郭璞为温州卜筑了一道坚固的外城，吴越国第二任君主钱元瓘则为温州留下了一道内城，内外环卫，温州老城“回字形”格局由此形成。
历经千年岁月，不论是内城还是外城都已坍塌在历史的风雨中，唯有一座谯楼，犹如一枚古朴厚重的印章，依然钤在老城中心。
行走在幽深的谯楼城门下，那布满苍苔的青砖条石间，仿佛还回响着岁月深处的剑戟铮鸣、呐喊声声……唐末年间混战不休，中央政权岌岌可危，割据势力独霸一方。原在温州任下级官职的朱诞、朱褒兄弟因战功升职，深得刺史胡蟠信任。文德元年（888）胡蟠卒于任上后，朱褒干脆自任刺史，朱家兄弟占据温州二十余年。处州同样由强人卢约自任刺史，占据二十余年不说，还觊觎近邻，天祐二年（905）卢约派弟卢佶领兵攻下温州。
两年后大唐帝国轰然倒塌。也就在这一年，温州遭遇了一场战事。占据杭州的吴越王钱镠（852—932）派子元瓘、元璙讨伐卢佶，攻打温州。因卢佶布重兵防守瓯江口海路，元瓘、元璙绕道从安固县登陆袭击，卢佶兵溃被擒。
温州从此归属吴越国统治，钱镠派七子钱元瓘镇守。钱元瓘（887—941），字明宝，原名传瓘，吴越国第二任君主。他自幼随父征战，充分显示了智勇双全、杀伐果决的能力。为了加强防御，钱元瓘立刻开始修缮外城，同时增筑内城。他还兴修水利，鼓励农民开垦农田，发展经济。在吴越王统治的70余年间（907—978），史载“士民爱戴，万口同然”，温州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为后来宋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温州内城因此被称为“钱氏子城”。周长三里十五步，内卫府治，外环以水，规制方整，四门各通街道。至此温州古城“东庙、南市、西居、北埠、中子城”的功能布局已然成型。
内城大面积被毁是在元朝。元统一全国后，唯恐汉人据险对抗，下令拆除全国所有城池，温州内城四面城墙和东、西、北三处城门皆被毁，唯谯楼几经毁圮，几度重修，得以幸存。
谯楼为钱氏子城的南口城楼，巍然屹立于温州城区鼓楼街。城楼两层五间，层甍反宇，飞檐拂云。上设刻漏，击鼓报时。南宋建炎四年（1130），高宗南渡来温，即由谯楼入州治驻跸，谯楼一度被改为朝门。
2014年，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为配合市区鼓楼街谯楼的周边环境整治，对谯楼西侧地块进行考古勘探时，发现了早期城门及城垣遗址，同时还出土一批唐至元明时期的城砖、铜钱和瓷器标本。
上海田野考古专家钱汉东现场勘察后，确定此处为钱元瓘镇守温州时所筑建的子城，距今一千多年。2015年6月，温州启动了谯楼保护与展示工程，采用大部分回填、局部遗址展示的方式，在谯楼西侧设置了券洞遗址保护展示区，并建设谯楼遗址公园，为人们回溯千年历史打开了一扇窗。
温州古城门数量历代有所不同，至明代时为七座。东镇海门（东门），南瑞安门（大南门）和永宁门（小南门），西南来福门（三角门），西北迎恩门（西角门）和永清门（麻行门），北拱辰门（望江门、朔门）。城门外均有月城。
明清时期为战争需要，曾多次加修外城墙。1927年，为建造中山公园，开始拆除积谷山一段古城墙。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机经常轰炸温州城，为便于市民疏散隐蔽，1938年地方政府下令拆除城墙，1945年已基本拆除。
人们如今只能登临城区海坛山、华盖山，凭着山上保留的三段不足200米的城墙墙基，想象斗城的模样。华盖山城墙残留二段，北段长六七十米，东侧墙面用花岗岩块石砌筑，前后墙间夯以砾石、黄土；南段长近15米，墙体用青砖砌成，包砖墙内填充山土，砌筑规整。
2004年，温州市文物部门在市区解放北路道路改造中，又意外发现了唐五代时期的古城门及两侧墙体道路遗址。考古人员发掘出城门两侧遗存墙体及基础，并发现保存较好的多层砖铺道路。
发掘出的城门面朝正北，门洞阔近4米，进深近8米。城墙中间填土，两边用青砖包住。始建时墙厚近6米，据判断为唐五代时期，后世修缮加厚了近2米。城墙基础构筑坚固，底层为砖块瓦砾层。
道路也保存较为完好。除了最底层的唐五代路面，还有几层路面叠加其上。如高半米处另铺有一段路面，路砖的形制与唐五代时期不同，根据同层出土的瓷片来推断，这条青砖路的修砌时间应晚于唐五代。
这是温州首次发现古城门遗迹。
这座位于瓯江边的古城门，曾经是人们乘船而来、上岸进城的必由之路。城门洞层叠的路砖上留下过不同时代贬谪官员沉重的脚步，浪漫诗人不羁的脚步，天真孩童雀跃的脚步，更叠加着无数贩夫走卒杂沓的脚步……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