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星

天空中最让天文学家吃惊的是，在原来什么也没有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颗新星。充满传奇色彩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在某个夜晚观测天空并看到这一景象时，称之为“世界创始以来，整个自然界中展现出的最大奇迹”。第谷将自己目睹的这次1572年奇迹，记录在《论新星》（ De nova stella ）中。他在文中据理力争：亚里士多德称天空永恒不变是错误的。这颗新星突然出现，随即又在一年后消失无踪，都证明了月球之外的天域是可能发生变化的。

在第谷于1601年去世后不久，另一颗新星突然迸发出夺目的光彩。在帕多瓦的伽利略和在布拉格的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两人，都观察到了1604年这颗璀璨的新星，它太亮了，连着三个多星期，在大白天都能看到。尽管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再也没有出现与之相当的肉眼可见的新星，但是在1670年和1892年之间，有几位幸运的天文学家，刚好将他们的望远镜在正确的时间对准了正确的方位，又发现了七颗新星。再后来，米娜·弗莱明也发现了一颗。1893年10月26日，当她俯身于光学实验台之上，用放大镜对新近从秘鲁寄来的照相底片进行常规性查看时，她捕捉到一颗恒星，具有新星所特有的光谱——十几条显眼的氢线，条条都很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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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长发电报将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告诉了索伦·贝利，就是他在3个多月前的7月10日拍摄了这张照片。皮克林希望，贝利拍的新照片，可以揭示那颗新星还遗留了什么东西——如果还有遗留的话。同时，弗莱明太太通过照相底片回溯过去，看它出现之前是怎样的情形，但是在同一个区域以前的照片上，没有发现任何踪迹。这颗恒星以前肯定非常黯淡，然后再从默默无闻一跃而成七等星。

这颗新星所在的星座，是法国天文学家尼古拉斯·路易斯·德拉卡伊（Nicolas Louis de Lacaille），在18世纪中叶向南航行时确定并命名的。其他人也许会在那里看到野兽或神灵，拉卡伊看到的却是14种现代科学仪器，从显微镜座（Microscopium）和望远镜座（Telescopium），到唧筒座（Antlia或air pump）和矩尺座（Norma，原来叫Norma et Regula，即勘测员用的角尺与直尺）。如今，多亏了弗莱明太太，这个小小的毫不起眼的矩尺座声名鹊起，成了用光谱摄影术探测到的第一颗新星的家。有历史记载以来，人们只不过观测到了10颗新星，而这第10颗是属于她的。

在矩尺座新星之前的最近一颗，是1891年发现的新星。一位爱丁堡业余天文爱好者，借助望远镜目视观测到它后，用匿名明信片提醒了苏格兰皇家天文学家 （Scottish astronomer royal）。这次及时的通报，使得牛津和波茨坦的天文台，在发现它之后的几天内就对它进行了拍摄。如今，皮克林将那颗新星的光谱照片和矩尺座新星的光谱照片并排放在一起。两者几乎完全相同。它们合在一起，为“由M. 弗莱明太太”做出的新发现，给出了理想的阐释。皮克林在11月初向《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投稿，报告了这个新发现。他在文中指出：“这两颗新星之间的相似性很有意思，因为如果可以用其他新星证实，那就表明它们属于一个化学组成和物理条件都彼此类似的独特类型。”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相似性使弗莱明太太能做出这一发现——而在她继续对亨利·德雷伯纪念项目收集的光谱进行筛选时，这种相似性有可能会指引她找到其他新星。

皮克林将新星——任何新星——当作最终的变星。新星在他定义的五种变星中名列第一。正如天文学家在努力理解恒星性质的过程中，将大量的恒星根据颜色、亮度或光谱分成了不同类别，更罕见的变星也可以根据它们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类。新星，是一颗“暂星”，它在其生命周期中只闪耀和消隐一次。这样一来，它短暂的光彩就使其所属的类型Ⅰ，跟“长周期”的类型Ⅱ区分开来；后者经历的是缓慢的周期变化，历时一两年，由皮克林的志愿者业余团队进行监视。类型Ⅲ只会发生微小的变化，用小望远镜不容易追踪到；类型Ⅳ在短时间里会发生连续的变化；而类型Ⅴ表现为“食双星”，即周期性地遮挡对方光线的一对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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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星亮度急剧提升的原因，人们只有感到惊叹的份儿。某种东西（也许是恒星碰撞？）让恒星释放并点燃了巨量的氢气。两颗最近发现的新星的光谱，完美地描绘出了氢气燃烧的景象。如果皮克林早点意识到了这次爆发，而不是在该事件发生之后的15个星期才觉察，他有可能会追踪到矩尺座新星缓慢的衰落，看着它明亮的谱线逐渐变暗，直到光谱恢复到一颗正常恒星的模样。

* * *

索伦·贝利对自己没有注意到矩尺座新星并不感到后悔。他受托完成的任务是，维持阿雷基帕观测站日复一日的运行，在夜晚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拍摄，并及时将照相底片运回哈佛。尽管他查看了每一幅图片，保证它能达标，但跟通常一样，更仔细的审视任务，都交由剑桥市这边的助理和计算员团队来承担。他很高兴地跟大家一道，向已被祝福包围的弗莱明太太表示了祝贺。

自从贝利在1893年2月底重返阿雷基帕以来，他越来越迷恋在纯净的南方星空中可以看到的巨大球状星团。这些天体，在肉眼看来，每一个都只是模糊的一小片或一颗朦胧的星星，但是通过小型望远镜观看，它们是具有星云状光亮的球体，核心处稠密，朝着边界方向逐渐淡化。用13英寸的博伊登望远镜观看，这些星团又分散成多个恒星“蜂群”。它们里面包含的个体数目极为庞大，为贝利对其进行“普查”提出了挑战。贝利在1893年5月19日晚上，用长达两小时的曝光，对一个星团进行了拍摄，从而开启了这方面的工作。他在另一块玻璃板上用尺子画出了400个微小的栅格。他将这个栅格板叠放在底片上面，再将它们一起放在显微镜下，然后数出每个格子里的恒星数。贝利在6月向《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报告说：“目镜中的十字叉丝，又将每个格子分成4个小格，这有助于防止点数时出现混乱。”尽管如此，他还是请露丝·贝利重数一遍来确认。当他看到妻子得出的数目有点超过了他自己的，就将两人的结果进行了平均，并得出结论：名叫半人马座ω（Omega Centauri）的那个星团里，至少包含了6 389颗恒星。考虑到极度拥挤的中心部位很难进行估算，他补充说：“不过，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这个灿烂的星团包含的恒星总数，会比这个数目高出许多。”接着，他又对星团的每个成员进行了亮度测量，每次测一行，将每颗恒星跟它的邻居进行比对，得出了一列数字——8.7，9.5，8.8，8.5，9，8.8，9.2，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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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认为他也许可以将毕生精力投入对星团的研究中，但是不会以牺牲日常的职责为代价。他保证了星图底片和光谱底片源源不断地产出。他在哥哥欣曼（Hinman）的帮助下，在埃尔米斯蒂火山的峰顶建了一个新的气象站，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气象站。他们的弟弟马歇尔，对初次秘鲁探险中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心怀不满，拒绝参加阿雷基帕第二轮活动，而进入了巴尔的摩市内外科医学院（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就读。

球状星团很快就被证明是猎捕变星的富饶猎场。8月，弗莱明太太在半人马座ω星团里找到了第一颗；皮克林在几天后又找到了一颗。随着这类发现的快速增加，哈佛内部产生了不满情绪，有人对天文台的发现流程进行了攻击，这严重损害了它们的可信度。

塞思·卡洛·钱德勒（Seth Carlo Chandler）是个变星迷，1881年至1886年期间，曾在皮克林手下担任过研究助理和彗星轨道计算员。从这个职位上离任后，他继续为天文台工作，帮忙向全球天文学界发送电报，提醒彗星观测时间和其他天文现象发现的时间敏感信息。1888年，他发布了一份变星星表，并配上了他本人对它们的可变性所进行的详细数值分析。跟皮克林一样，他也欣赏并鼓励业余志愿者参与变星研究，但是对于发现变星的最佳方法，他与台长存在分歧。钱德勒更喜欢久经考验的目视观测技术。因为他不信任用光谱摄影进行的探测，他在1893年发布的第二份星表中，忽略了弗莱明太太几乎所有的最新发现。在一个附录中，他还将她发现的十几颗变星描述为“据称如此但未被证实”，进一步增加了对她的冒犯。更糟糕的是，1894年2月，钱德勒在备受尊敬的国际期刊《天文学通报》（ Astronomische Nachrichten ）上，指责《哈佛天文台纪事》所发表的整个哈佛测光星表（Harvard Photometry）研究工作是靠不住的。他列举了用皮克林的中天光度计进行变星监测时，所出现的15处“严重错误”。在每一种情况下，列出的某个给定日子的星等，要么与其他可靠观测者的报告相冲突，要么与所研究的变星的已知模式相冲突，这表明光度计聚焦在 错误的恒星 上了。也许这种仪器本来就存在致命的缺陷。如果它从来就没有可靠地对准过，那么误认就有可能触目惊心，所做的工作也就毫无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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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勒的一个同事，将这些指责摘要发表在1894年3月17日的《波士顿晚报》（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 ）上，供大众消遣，并断言“不利言论的影响如此广泛，又是来自钱德勒博士这样一位如此有名的权威，这要求当事方给出一个让科学界同人满意的解释”。

据说皮克林喜欢讨论，但是拒绝争辩。在被迫做出某种反驳的情况下，他给《波士顿晚报》的编辑写了一封简短的书信，并在3月20日刊登了出来。他称这次攻击“毫无根据”，并补充说，其中提出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科学方面的”，因此“不适合在一份日报上进行讨论”。皮克林承诺将“通过合适的渠道”给出完整的回复。与此同时，纽约和波士顿的新闻社还在继续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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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伯夫人从皮克林那里获得了关于这场闹剧的第一手资料，也在《纽约晚邮报》（ New York Evening Post ）上阅读了所有相关报道。钱德勒攻击皮克林的测光工作让她觉得非常荒谬——这项工作已获得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的金质奖章、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亨利·德雷伯奖章以及法国科学院的本杰明·瓦尔兹奖（Benjamin Valz Prize）。在她看来，是皮克林的成就引起了钱德勒的嫉妒。

1894年5月号的《天文学通报》上，刊登了皮克林的正式回应。他承认，钱德勒指出的15颗变星，在《哈佛天文台纪事》上确实出现了误认，但是它们是孤立的、可理解的事例。至于钱德勒涉及面更广的指责，皮克林回应道：“有点像这样的逻辑：一个医生医治的霍乱病人有20%的死亡率，难道据此就可证明，他在普通疾病的诊疗过程中也会同样不幸。”

但是，整个夏季期间，几家报纸还在继续报道“天文学家间的战争”。哈佛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始终维护着天文台。7月31日，他提醒皮克林说：“就像我以前对您说过的那样，对付这种批评以及所有其他批评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出更多新的好工作，我毫不怀疑您已决意如此。关于此事，我主要的担忧是：它不要扰乱您平静的心情或者妨碍您的科研活动才好。刚开始肯定会有一点；但是我希望这只是暂时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淡化。如果情况并非如此，请让我重申我们上次交谈时对您说过的话——您应该去好好地休个假。”

皮克林一家计划好的新罕布什尔州怀特山假期，让台长的心情平复了一些。那个秋天，当波茨坦天文台的一份新的测光星表问世时，他感觉更好了。它上面的数据与哈佛确定的无数个星等几乎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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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皮克林很不情愿地放弃了他在阿雷基帕的房屋和权位，离开秘鲁，经由智利回国了。在智利，他还观看了1893年4月16日发生的日全食。他刚在剑桥市重新安顿下来，就开始筹划下一次观测火星的机会。1894年10月将出现轨道成直线排列的有利条件，这对威廉而言是令人无法抗拒的好机会，让他能在1892年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观测。他运气很好，身处赤道之南时，那里是对上次接近的火星进行观测的理想地点。这一次，美国西南部又提供了最理想的视角。对威廉而言，更幸运的是，前往亚利桑那领地的费用，已由珀西瓦尔·洛厄尔（Percival Lowell）提供。这位富有的洛厄尔先生，最近对行星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需要一位专家，在他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涉足这个领域时提供指导。洛厄尔是一位波士顿婆罗门 （Boston Brahmin），也是哈佛校友，他通过阿巴拉契亚山俱乐部，在社交时结识了皮克林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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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皮克林批准威廉停薪留职一年，去参加洛厄尔的“亚利桑那天文远征”。他还同意让洛厄尔以175美元的租金（相当于设备造价的5%），租用一架12英寸克拉克望远镜及其支架一年。洛厄尔和威廉还成功地与另一家望远镜制造商——匹兹堡的约翰·布拉希尔（John Brashear）达成了协议，租用另一架更大型的仪器——18英寸折射望远镜，以进一步推动他们的事业。7月14日，欢欣鼓舞的威廉从弗拉格斯塔夫（Flagstaff）给爱德华写信说，亚利桑那的视宁度可以与阿雷基帕的相媲美。

而在阿雷基帕本地，贝利试图评估秘鲁已开打的内战，会对哈佛观测站造成多大的危险。这个国家作为玻利维亚的盟友，在跟智利发生了多年武装冲突之后，仍然处于重建阶段，需要偿还国际债务，还得平定国内动乱。早在1893年7月，贝利就半开玩笑地提议，在有需要的时候，“要将镜头卸下来，用望远镜镜筒发射大炮”。两个月后，在对可用的自卫武器（“两三把左轮手枪”）进行了严肃评估之后，他得出结论：在遭到武装攻击时，最明智的举动是投降，“并靠政府提供补偿金”。作为预防，他囤积了额外的补给，并给门窗装上了沉重的木制百叶窗。这些措施都还没完工，阿雷基帕就爆发了骚乱和枪击，并将政府军引到了城里。1894年4月，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Francisco Morales Bermúdez）总统在利马去世，随后升级的暴力冲突，使得副总统无法继位。贝利在观测站与道路之间加建了一道土坯墙，然后沿着北面设施，即朝向如今已成为叛乱分子占据区的一个村子的方向，又建了一道墙。叛军还控制了哈佛山原观测点的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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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选举让前总统安德烈斯·阿韦利诺·卡塞雷斯（Andrés Avelino Cáceres），得以在夏天重新掌权，但是政治形势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尽可能地继续开展正常活动。9月初，助理乔治·沃特伯里（George Waterbury）还是像从前一样，每过10天左右，去查看一下安装在埃尔米斯蒂山顶的气象测量仪器。他在到达19 000英尺高的顶峰时，发现气象棚已被人故意毁坏，好几台仪器都被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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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娅·莫里在1894年9月2日，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北悉尼（North Sydney, Nova Scotia），给中央公园气象学家丹尼尔·德雷伯写信说：“亲爱的丹舅舅，我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过去三个星期，我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但是，我还是太懒，没能为冬季做出任何的规划。我必须在剑桥市待两个星期左右，去完成一些零碎工作。然后，弗莱明太太将负责这部作品的印刷工作，我就自由了。我有点想跟卡洛塔（她妹妹）一起去康奈尔大学学习，但是也可能决定独自留在波士顿，因为那里有很好的图书馆资源可供我自学时使用。”

莫里没能在约定的最后期限——1893年12月1日之前，完成她在天文台的工作，但是现在觉得已接近完工。不幸的是，余下的“零碎工作”还是让她应接不暇，特别是她这学期刚好又开始承担了教学任务。她父亲米顿·莫里牧师没有固定的职位，无疑也增加了他女儿的压力。他在11月12日向皮克林表达了他的忧虑，他在信中写道：“我希望您能尽力为莫里小姐提供帮助，好让她完成手头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让她能离开这里。她太紧张了，经常在天亮前很久就醒过来，再也睡不着了。”9月到11月期间，随着她焦虑的增加，她前往欧洲旅行的冬季计划也逐渐成形。莫里牧师强调说：“她和她弟弟将在12月5日乘船离开。因此，您将看到，必须做个了断。至于猎户座谱线，请您自己来完成，这样她就能得到一些解脱。至少，那似乎是可以让她减轻负担的一个方面。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由其他人来完成——如果还有，请行行好，就交给其他人去完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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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肯定已从她女儿的描述中得知，猎户座谱线是猎户座中一些恒星特别引人注目的谱线。猎户座谱线与20条已知的氢谱线不同，与钙谱线不同，与太阳光谱中几百条典型的“太阳谱线”也不同。总之，还不清楚这些猎户座谱线代表了什么物质或什么条件，但是在莫里小姐的分类系统中，它们在前五个恒星光谱类型中占有重要地位。

莫里牧师继续说：“能将这项工作完成，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但是不能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在附言中，他请求皮克林提供一封给外国天文学家的介绍信，供莫里小姐在欧洲时使用。皮克林如其所愿地写了介绍信。

莫里牧师在12月1日再次写信说：“多谢您的介绍信。这正是她需要的……也感谢您费心为这些令人困惑的猎户座谱线工作大开便利之门。我希望现在余下的工作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不需要‘我家的天文学家’（我们都这样称呼她）牵肠挂肚了。”

因为启程的日期延后了，莫里小姐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还是继续在天文台工作。她对台长的一些言论感到恼火，因此莫里牧师觉得有必要在12月19日提醒皮克林：他女儿“是一位淑女，有淑女的感受和权利”。

莫里小姐本人为了给她父亲的干预辩解，也在12月21日给皮克林写了一封焦灼不安的信：“我父亲之所以会激动，是因为我经常在回家时觉得很累、很焦虑，有时难免会像常人一样抱怨自己的工作。我确实经常说，您的批评从一开始就让我对自己从事精确工作的能力感到信心不足，因此自始至终我都在顶着灰心丧气施加的巨大压力工作。但是，尽管以前有好几次都为您对我说的话而生气，我却总是在最后认定，唯一的麻烦是，我这样一个天生缺乏系统性的人，不能理解您需要什么；而您在没有细致地核查所有细节的情况下，也没有看出我在寻求的那些自然关系，是不能轻易地由任何僵硬的体系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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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她在乘火车去纽约的路上，起草了最后一封信。在信的开头，她这样写道：“我很抱歉没有向您道别。”最后这个星期过得匆匆忙忙。她的轮船在第二天就要起航。“我想告诉您，我感激您一直以来对我厚爱有加，也完全理解了我过去一直不太理解的许多事情——这令我感到更加抱歉。要是我以前看得更清楚一点，我本来会采取不同的做法。我很抱歉将这项工作拖了这么长时间，但是部分原因在于我缺乏经验，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有时事实是逐渐展露真容的。我不确定我能否在更早的时候，将这件事完成得比花了一年半时间之后的现在更漂亮一点。”她希望他在阅读她的手稿时不会遇到困难，并答应给弗莱明太太一个可以收信件的欧洲地址。

“我将于明天下午两点起航——至少我相信是如此，尽管我还在怀疑自己是在做梦，所有的事情都在我脑子里搅成了一团糟。尽管在天文台的工作已告一个段落，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得到您友好的问候和信任，对此我极为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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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对威廉·皮克林的火星印象表示过怀疑的天文学家，都对珀西瓦尔·洛厄尔在那里看到的东西——不仅有带水的地表特征，而且还有智慧火星人规划的完全成熟的运河灌溉网络——感到震惊。威廉不愿这么离谱。到1894年11月时，他下定决心要离开洛厄尔，重返哈佛阵营。结果证明这一选择很明智，因为弗拉格斯塔夫那个冬天的天气破坏了那里的视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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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鲁，季节与北半球的相反，索伦和露丝·贝利夫妇在1895年1月的几个阴天里，到莫延多（Mollendo）一个辅助气象站去解决了一个问题。在他们返回阿雷基帕的途中，一群武装人员包围了他们的火车并冲进了车厢。贝利在1月14日给皮克林写信说：“车厢里马上充满了女士和儿童的‘耶稣玛利亚’（Jesus Maria）和‘上帝啊’（Por Dios）的尖叫声。我建议贝利太太和欧文保持安静，我认为我们不会受到伤害，结果证明也确实如此。革命者表现出了极大的自我节制，没有对我们无礼。但是，这些人乘坐他们劫持的另一列火车紧随我们之后，将我们送回了莫延多。在靠近这个城镇时，他们将我们锁在车里，列队进城，并在几分钟之内攻占了它。据说莫延多大约有3 000人，但是只有15位士兵，他们在发射了百来发子弹之后，就投降了。”

贝利一家和其他几十位暂时流离失所的乘客，在一个轮船代理人的家里过夜。第二天，当叛乱分子撤离后，忠于卡塞雷斯总统的军队收复了莫延多，贝利一家又登上了开往阿雷基帕的火车。回到家里，他们发现欣曼·贝利已将好几架望远镜的镜头卸了下来——不是像索伦开玩笑说的那样，将镜筒用于发射炮弹，而是将镜头埋了起来以保安全。带24英寸镜头的布鲁斯照相望远镜，还在剑桥市接受测试，它的延迟交付只有这一次才像是万幸。

在发生那次火车事件之后不到两个星期，阿雷基帕就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叛乱分子切断了电报线，贝利将刚挖出来的望远镜镜头又埋了起来。从1月27日到2月12日，这座城市被围困。在此期间，他写了一封像日记一样的书信，记录了每天发生的事件，附近来复枪开火的乒乓声，以及因战争与多云季节刚好巧合而感到的宽慰。“不然的话，它将悲哀地干扰我们的夜间工作。”

到3月时，获胜的叛乱分子推翻了卡塞雷斯，并建立了临时政府。计划在8月举行的新选举，似乎很可能将叛军首领——阿雷基帕本地人尼古拉斯·德·皮埃罗拉（Nicolás de Piérola）选上台。贝利一家报告说，在他们1月乘坐被劫持的火车时，不时听到一阵阵“皮埃罗拉万岁！”的欢呼声。现在，他们邀请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兵参观了天文台，并用提供点心的欢迎会招待了他的随行人员。贝利在4月15日向皮克林保证说：“开销不大，只花了20美元左右。皮埃罗拉只要活着，肯定会是下一届总统，因此我觉得这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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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变得晴好，夜间观测也恢复了，贝利又开始凝望美丽动人的球状星团了。它们中有4个包含了数量惊人的变星，他索性称之为“变星星团”。在露丝的帮助下，他对它们包含的天体进行了计数，同时也在搜寻更多的例证。

皮克林答应，将派一些更有经验、更可靠的助手去秘鲁。不久，他还会将布鲁斯望远镜运过去。他已经用它拍了1 000多张照片了，解决了它不同寻常的设计所带来的各种固有难题。比如，它巨大的镜筒（真的像是一截重型炮管）会因为自身的重量，有稍微弯曲的趋势，这样一来，长时间的曝光会将某些恒星的图像拉成长椭圆形。克拉克公司帮助皮克林增加了加固杆，并在其他方面为布鲁斯望远镜做好准备，以便送往阿雷基帕，迎接它的使命。

与此形成对比，剑桥市的望远镜都面临黯淡的前景，因为扩张的城市向天文台步步紧逼。有一项市政规划是，为了开通有轨电车，将拓宽附近的康科德大道；这引起了皮克林的担忧，害怕过往的交通会令大折射望远镜出现震颤——这架望远镜安装在数百吨重的花岗岩基墩上，用砾石和水泥浇筑固定。那些讨厌的耀眼的电灯光，已经让这台仪器威力大减。它再也看不到小彗星和星云之类的黯淡天体了。皮克林已经给各家市政办公室写过信，提议在户外照明设施上面加装遮光板，以防止它们照亮上方的大气，但他们都对此充耳不闻。由于他既不能清除也不能遮蔽街灯，他学会了利用它们。他告诉由赞助人和顾问组成的天文台客座委员会（Visiting Committee）：“电灯光被证明在一个方面有好处。”他和他的望远镜助理们，每晚都需要对天空的澄澈度，进行多次的评估和再评估，以便对每小时拍摄的照片的质量相应地进行打分。测光工作要求更严密地关注天空状况，在操作中天光度计时，每过几分钟就要进行一次更新，因为哪怕是最淡的一丝云彩，也可能让亮度读数下降十分之几个星等。街灯可以让观测者注意到几乎不可见的云彩。皮克林解释说：“这种效果就像月亮一样，但是这种光线是在云朵下方，而不是上方，因此就连那些在月光下淡得看不见的云彩，现在也会变得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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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林给莫里小姐写的推荐信，让她在罗马和波茨坦的天文台受到了热烈欢迎。1895年，当她和她弟弟在国外旅行时，苏格兰化学家威廉·拉姆齐（William Ramsay）发布了他在实验室用钇铀矿气进行实验的结果，这些发现更凸显了莫里小姐猎户座谱线的重要性。

在伦敦大学学院工作的拉姆齐，将被称作钇铀矿的铀化合物溶解在硫酸中，并收集释放出来的气泡。他描述了这种气体的特性，并提交了一份样本用于光谱分析。它的一条谱线与一条以前只在太阳光谱中出现过的谱线波长相同——英格兰天文学家诺曼·洛克耶（Norman Lockyer）在1868年将这条谱线归因于太阳中的一种物质，并根据古希腊太阳神的名字赫利俄斯（Helios），将它命名为氦。拉姆齐的新发现证明，地球上也存在氦。他进一步表明，氦不仅存在于铀矿石中，而且存在于大气中。

洛克耶在单条谱线的基础上命名了氦，而拉姆齐则揭示了这种元素的完整光谱。氦其他的谱线，与莫里小姐离任时留给皮克林的手稿中经常提及的“猎户座谱线”完全匹配。她认为必须将关于氦的新发现，纳入她此刻正准备出版的分类之中。另一方面，可以进行重大修订的时机早已过去。她在一封“匆忙中”写给弗莱明太太的未标注日期的信中说：“我不知道皮克林教授是否愿意插入这样一条说明：猎户座谱线要归因于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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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夏天，索伦·贝利独自回到剑桥市，来领走布鲁斯望远镜。皮克林想让他在哈佛多待几个月，等熟悉这台仪器的操作之后，再监督仪器运往秘鲁。

露丝·贝利请她丈夫捎两件礼物给她朋友莉齐·皮克林，但是厚实的羊驼毛披肩和长袍在他的行李中太占地方，她只好附上一封信，提前寄给她。“我对这件长袍唯一的遗憾是，它需要清洗，而这里没有能清洗这种衣物的作坊，我不得不就这样寄给您。”她希望它在皮克林夫妇启程前往欧洲前能到达剑桥市。她还想以女人与女人间的方式，请求皮克林太太照顾索伦。她这样写道：“因为担心天寒地冻，我非常希望贝利先生能在12月前离开剑桥市。我想请您确保他在天气变得太冷之前，启程返回阿雷基帕。男人不会照顾自己，大多数男人都需要别人照顾，他们根本想不起来必须注意自己的健康。我很担心让他走，但我也同意，确保这台仪器在运到这里时还能正常工作，对他来说是更明智的。”

她的担心听起来像是典型的妻子的忧虑，但是接下来几个月发生的事件，让它们显示出可怕的先见之明。7月，当她丈夫还在哈佛时，他们的儿子欧文突发重病。贝利收到她的电报后，火速赶回了阿雷基帕，就算是“乌鸦飞渡” ，到秘鲁的距离也超过了4 000英里，搭乘可用的交通工具所走的迂回路线就更远了。幸运的是，在父亲返回后不久，这个孩子恢复了健康。

1896年2月13日，当装载着布鲁斯望远镜的轮船进入莫延多港时，贝利正站在码头上，等着迎接它。威拉德·格里什在剑桥市拆下来这台仪器，并一路护送其部件到纽约；在那里，他尽可能地推迟将它们装船，直到上涨的潮水将轮船抬高到与码头齐平。然后他说服了船长，让他将镜头存放在轮船的保险库里，以应对长途的航行——先是沿着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东海岸南下，再穿越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最后北上抵达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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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费用会高一些，皮克林还是指定了要全走水路，避免经由巴拿马地峡走陆路捷径。他的理由是，在没经验者手上转手的次数越少越好。皮克林和格里什都没有想到，就算遇上最好的天气，轮船仍会在莫延多港口颠簸；也没有想到，在轮船与海岸之间为布鲁斯望远镜部件摆渡的小艇，会怎样被波浪打得摇来摆去。船长边笑边详细讲述在纽约装船时，是何等的小心翼翼。贝利也跟皮克林分享了这个笑话。他写到布鲁斯望远镜的卸货过程时说：“看着沉重的部件在船工们头顶上下翻滚，实在觉得太冒险。”卸货过程持续了一整天，但是没有发生意外。用火车运到阿雷基帕后，望远镜被装上牛车，踏上了它最后一段旅程，沿着羊肠小道，它被运抵山上的观测点。

贝利为布鲁斯望远镜建造了一个带帆布覆盖木圆顶的防护外罩，并用本地的石头和砂浆砌成一个稳固的底座。到5月底，在贝利的毅力和技能得到了多次考验后，他终于拍到了令他满意的高质量照片。就在他以为对这台仪器的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时，布鲁斯望远镜又经受了一次意料之外的剧震，差点翻倒。

贝利在1896年6月15日给皮克林写信说：“昨天，我们这里发生了我经历过的最强地震。它发生在上午10:05。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地面在晃动，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我当时在实验室里。我冲进附近的布鲁斯圆顶室，想看看情况怎样。整个铸件和其他东西都在明显地摇晃，镜筒在剧烈地颤抖。”但是，贝利很高兴地报告说，观测站的所有望远镜都毫发无损地经受住了这次地震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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