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布鲁斯小姐的慷慨捐赠

甚至在索伦·贝利为哈佛的南半球天文台选定台址之前，爱德华·皮克林就已经设想好了，要在那里安装一架性能优越的新望远镜。这台理想的仪器将有一个直径24英寸的镜头，有可靠的8英寸贝奇望远镜3倍那么大，因而可以采集到的光线有后者的9倍之多。他估计它的造价会高达5万美元。1888年11月，他面向大众发出了募集这笔资金的请求，而且如同置身于童话世界中，又有一位女继承人挺身而出，满足了他的心愿。

凯瑟琳·沃尔夫·布鲁斯住在曼哈顿，距安娜·德雷伯不远，但是在她们的命运因哈佛天文台交叉之前，彼此并不认识。布鲁斯小姐比德雷伯夫人年长20多岁，没有任何使用望远镜的实际经历。她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艺术赞助人。尽管她缺乏德雷伯夫人拥有的天文学知识，但她很久以前就对这门学科产生了遥远而模糊的兴趣。如今，在73岁时，她表现出了真挚的热忱，希望能为这个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支持。成功的铸字商和印刷革新家乔治·布鲁斯（George Bruce）的财富，现在都由她掌控，因为她是他目前还在世的最年长的孩子。1888年，她花了5万美元，在纽约42街建了一座乔治·布鲁斯免费图书馆，并给它配满了书。在一台科学仪器上花同样大一笔钱，对她来说似乎也并非不合理；尤其是，皮克林在1889年6月3日上午到她家里拜访时，为她描绘这台仪器的方式实在令人心动。皮克林告诉她，他梦想的这架大型照相望远镜，在有史以来指向天空的望远镜中将是功能最强大的。它将被运送到高高的山顶之上，在无阻碍的条件下日夜不停地工作，它必将极大地丰富人类关于恒星分布和组成的知识，多架以更典型的方式设计出来的望远镜（甚至是更大的望远镜）加在一起，也远远达不到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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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皮克林将24英寸物镜称作“肖像”镜头这一点，对布鲁斯小姐的艺术敏感性产生了吸引力。他热情洋溢的乐观情绪，无疑为她消除了最近阅读的一篇令人不安的文章所带来的不愉快。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天文学家西蒙·纽康（Simon Newcomb），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兼美国航海天文历办公室（U.S. Nautical Almanac Office）主任。纽康教授预计，在最近，甚至是较远的未来，都不会出现令人激动的天文发现。因为“一颗彗星与另一颗太相像了”，他断言：“真正吸引天文学家注意力的工作，更多的不是发现新事物，而是对已知事物进行详细的阐述，并对我们的知识进行系统化的完善。”

布鲁斯小姐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在哪里都找不到关于恒星组分的一个完整列表，似乎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让它们发光，也没有人知道它们最早是如何形成的。她读得越多，产生的疑问也越多。是什么占据了恒星之间的空间？纽康教授怎么能说这方面的知识是完整的呢？她对天文学未来的判断是：摄影术和光谱学的引入，加上化学和电学方面的进展，表明重大的天文学新发现即将问世。她要靠皮克林教授来证明她是对的，于是在他到访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她就给他捐了5万美元。

皮克林在向布鲁斯小姐表示感谢的同时，也向他的另一位捐助者保证：她的亨利·德雷伯纪念项目，将因为添置了布鲁斯望远镜而大为获益，而且还不用给德雷伯基金增加任何开销。

德雷伯夫人钟爱的28英寸望远镜，跟此前的11英寸望远镜一样，已经安装在哈佛天文台属于它自己的新圆顶室里了。尽管在她捐赠的4架望远镜中，这是最大的一架，也是她最舍不得捐出的一架，但它的表现没有预期的那么好。天文台极有天赋和创新精神的修理人员威拉德·格里什（Willard Gerrish），与望远镜制造商乔治·克拉克一道，将1889年最初的几个月都花在了它身上。他们试过各种配置和调整，费尽了心机，但从它那里也只拿到一颗黯淡恒星的一张满意的光谱照片。这些令人沮丧的经历，让皮克林对德雷伯博士的高超技术更加钦佩，但同时也迫使他承认失败，并放弃用这台设备开展更进一步的探测。德雷伯夫人对此感到失望，但也表示理解，那个夏天她还与皮克林一家到缅因州度了个短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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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小姐没有访问剑桥市的计划，因为她很少离家。（她解释说：“风湿病和神经痛把我折磨得很苦。”）但是她对这架望远镜的每一步进展都了如指掌，因为从1889年的年中开始，皮克林就跟她保持了密切的通信联系——当时皮克林向巴黎的爱德华·曼托瓦（Edouard Mantois）公司订购了4个大透镜盘。布鲁斯小姐青春年少时就对玻璃有一些了解，当时她曾在欧洲到处旅游，收藏艺术品和古董。如今在专心自学天文学时，她发现新望远镜的镜头能让自己心无旁骛，这是以前迷恋小雕像和枝形吊灯时都不曾有过的。

她告诉皮克林：“我在报纸上读到，查尔斯·扬的《天文学基础》（ Elements of Astronomy ）适合基础很差的读者，就去买了一本。结果发现‘每一个浅水塘里都有个深坑’，我很怕掉到里面去。”

布鲁斯小姐继续写道，“扬将恒星之间的大片空间称作真空”，而在她读过的另一本书上，哲学家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把它说成是光以太。我将坚持扬的观点。”皮克林殷勤地给她提供了哈佛天文台的所有出版物，从一卷卷的《纪事》，到他研究报告的单行本。她在一封感谢信上写道：“您关于长周期变星的那篇论文，我拿到之后就读了，对您很是钦佩——不是因为那些表格，而是因为您单纯的善良，您愿意给那些不熟练的业余爱好者提供详细的指导，让他们明白如何成为有用的科研帮手。”

自从皮克林在1882年首次公开邀请业余爱好者（尤其是女士）来观测变星的亮度变化以来，他已多次发出这种邀请，并给出了相关的说明，还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刊》上发表过几次志愿者观测结果的摘要，以资鼓励。他建议业余爱好者只追踪那些亮度变化周期为几天或几周的慢循环变星，将那些更快或不太规则的案例留给专业人士去研究。但是，再多的业余帮助，也免除不了皮克林在每份天文台活动的年度报告中，重复敦促大家捐助更多的资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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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某些百万富翁在获悉一个有价值的募捐请求后，没有慷慨解囊，布鲁斯小姐提醒皮克林说，在与富有的绅士们打交道时“需要一定的军事谋略”——“不能直接正面进攻，需要从侧面或背后进攻。”在她这里，她自愿提供进一步的援助，不只是给哈佛，也给各地的天文学家，条件是皮克林答应帮助她挑选出最值得资助的项目。在她承诺先拿出6 000美元之后，他在1890年7月宣布征求资助申请。他还给世界各地天文台的研究人员挨个写信，询问他们是否可以马上将500美元派上好的用场——比如，雇一个助手，修理一台仪器，或者发表积压下来的数据。到10月，申请日期截止前，他收到了近百份回信。皮克林对这些申请书进行了评估，布鲁斯小姐及时地批准了他的推荐，这样在11月就选出了优胜者。西蒙·纽康，也就是那篇引起布鲁斯小姐不悦的文章的作者，成了美国最早得到她支持的5位科学家之一。另外10份奖金由海外天文学家夺得，他们分别来自英格兰、挪威、俄罗斯、印度和非洲。

皮克林在向《科学美国人增刊》（ Scientific American Supplement ）提交获奖者名单时，公开宣称：“我们头顶着同一片天空。”跟往常一样，他希望一位捐赠者的慷慨能促使其他人见贤思齐。但是结果证明，被激发出最高积极性的还是布鲁斯小姐本人。她觉得，对于那些研究计划到得太晚，没赶上评估的天文学家，她有份特别的义务。

她在1891年2月10日给皮克林写信说：“亲爱的教授，我很抱歉您在1月10日写那封信之前不久，还收到了多份申请。我看得很清楚，我们在做一些好事的同时，也混杂着造成了一些伤害，让一些人失望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让一些人感到了羞辱——事实上这是毫无来由的。”她催促皮克林，赶紧评出一批新的天文学家，让她可以对他们的项目进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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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布鲁斯小姐给哈佛的慷慨捐助一直躺在银行里分文未动，因为还在等从巴黎寄来的透镜盘。皮克林对玻璃制造商曼托瓦的询问一直没有得到回复；克拉克公司寄过去的多封信件和电报，也是如此。过了18个月之后，布鲁斯小姐谴责“那个令人痛苦的拖后腿者曼托瓦”，希望可以亲自跟他对峙，她相信自己的法语水平“也许不会比他差”。

1891年春，在距离皮克林下单订购透镜快过了两年的时候，他痛苦地发现，曼托瓦还没有开始制造玻璃。

布鲁斯小姐在4月9日深表同情地说：“如果收到透镜盘，并让克拉克满意，我的快乐是仅次于您的。再多一点点耐心吧——再等两年左右——在天文学家的计算里，两年又算得了什么呢？”

* * *

受命担任哈佛南半球天文台首位台长的威廉·H. 皮克林，在1891年1月抵达阿雷基帕。他将自己的抵达视为给一个王朝奠基。他哥哥在剑桥市已经统治了大家熟悉的北方天空，而在赤道以南的这个地方，威廉将探索鲜为人知的天空，并因此而扬名天下。没错，他目前只管着两名天文助手，但是他推测，一旦雨季结束并开始观测，秘鲁这边显然会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

威廉首先得在贝利兄弟侦测过的那个地区，购买或租赁一块土地。索伦·贝利和露丝·贝利准备收拾回国，将他们在阿雷基帕租的房子腾空，好让威廉·皮克林一家能搬进去。这次陪同威廉前来的有他的妻子安妮、两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威利和埃丝特，以及安妮寡居在罗得岛的母亲伊丽莎·巴茨（Eliza Butts），外加一名保姆。他按照自己的使命感来安置家人，将划拨给他购买土地的500美元，仅仅当成了购置一个昂贵庄园的首付。他开始在这里为望远镜建起了几座永久性的建筑，还建了一所宽敞的庄园住宅，仆人房间和马厩一应俱全。2月，就在住进这所房子几个星期之后，威廉给爱德华发电报，要求“再寄4 000美元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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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西部联盟电报公司的电报和几封措辞严厉的手写书信，爱德华试图让威廉奉行更严格的经济政策。此外，这位兄长还不断给弟弟施压，让他赶紧全力投入拍摄工作。亨利·德雷伯纪念项目急需更多南半球恒星的光谱照片。就算威廉要监督修建他带到秘鲁的另外3架望远镜的防护外罩，他为什么不同时利用已经在现场安装好的贝奇望远镜进行观测呢？（在1889年第一次探险期间一段差不多长的时间里，贝利运回了400多张底片。）4月，威廉终于屈服了，但是仍然拖延将照片送往剑桥市。8月，爱德华恼火地抱怨道：“我非常高兴你已经拍到了500张底片，但是也非常遗憾它们还没寄到我手里。我非常焦虑，担心仪器万一出点什么差错，拍的照片就会毫无价值。”

威廉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从来没有享受过更好的视宁度（seeing）——这是天文学家表示大气条件的术语。他太喜欢安第斯山脉这种澄澈而宁静的山间空气了，这使他能以前所未有的精细度，分辨出月球和行星表面上的细节。尽管在哈佛为秘鲁规划的项目中，没有一项是以太阳系为研究重点的，但是如今，行星吸引了威廉全部的注意力，使他几乎没有时间顾及测光工作和光谱学了。虽然威廉早期曾专注于摄影技术，但他在阿雷基帕时的兴趣又退回到了目视观测的老路上。在加州时，他曾用13英寸的博伊登望远镜拍摄过日全食；但在运往南方的旅途中，它的转仪钟（clock drive）损坏了，因而暂时不适合进行长时间曝光拍摄。在新部件到位前，威廉都可以自由地通过这台设备尽情地欣赏天文景观。它有一个可翻转的镜头，因此既适合目视观测，又适合拍摄。甚至在这架13英寸望远镜完成了所需的维修，准备好拍摄最亮的那些南方恒星的光谱之后，威廉还是更愿意透过它的目镜进行目视观测，并勾勒出火星的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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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廉在秘鲁玩忽职守时，巴黎的曼托瓦也让其他的透镜订单排在了哈佛的前面。布鲁斯小姐委托一位住在法国的世交J. 克利夫斯·道奇（J. Cleaves Dodge），作为自己的代理，前去拜访这位玻璃制造商，希望能敦促他开始为她的望远镜服务。

布鲁斯小姐在1891年10月1日告诉皮克林：“我们运气不佳，确实不佳——请接受我深切的慰问。又多了一个导致延误的理由——在你拿到所有这些透镜盘之前，你的白头发都要长出来了，而我呢，我将长眠在阴凉的绿林（公墓）。但是请读一下道奇先生的来信吧。”

信内描述了一次长达半小时的诚挚交谈，M. 曼托瓦向道奇先生解释了“冕火石玻璃（Crown and Flint glass）的奥秘。要像他那样生产和处理，得是个真正的炼金术士才行”。这没怎么夸张。望远镜镜头需要用最高质量的材料制成的玻璃，而这些材料又是根据秘方混合配制的，要在有人护卫的铸造车间里以上千摄氏度高温加热几个星期。术语“冕”与“火石”代表了两种基本类型的玻璃，其不同之处在于，后者里面加入了一定量的铅。单独使用时，不管是冕玻璃，还是火石玻璃，制出的透镜都会使不同波长的光具有不同的焦点，从而产生被称作色差的混乱的颜色失真。但是，合在一起，“冕”与“火石”会彼此校正。正如约瑟夫·冯·夫琅和费在19世纪初表明的那样，由一块冕玻璃凸透镜和一块火石玻璃凹透镜，配对形成的“双合透镜”（doublet），可以让焦点对得更准。

道奇在给布鲁斯小姐的报告中继续写道：“制造透镜的麻烦之处，似乎在于烧制最佳样品时发生的多次事故，这是人类智慧无法预知的。”曼托瓦在加工另一所大学委托的40英寸透镜时运气欠佳，浪费了好几个月，因此无法肯定什么时候能满足哈佛的要求，尽管他也很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道奇逐字复述了那个人的困境：“M. 曼托瓦说：‘你知道，我跟大家一样想要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在完成之前我拿不到一分钱，但是我只能交付完全令人满意的产品。此外，烧制模具让我一直处于高度焦虑状态；我将炉管与我的床连到了一起，就是为了在夜晚炉火变凉时向我发出警告；而且，哪一位值夜班的人睡着了，都可能给我带来无尽的烦恼和损失。’”道奇在离开曼托瓦的工厂时，完全相信制造业中没有哪一行“比望远镜玻璃工更容易惨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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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万余颗恒星进行了分类之后，米娜·弗莱明又将自己的组织才能转向了编排不断倍增的玻璃底片。计算室和图书馆的许多架子和橱柜里，塞满了数不清的照片。她觉得它们所需的储存空间很快就会超出天文台里所有可用的空间。与此同时，她按照所使用的望远镜和照片类型对它们进行了归档：对每一片天空进行测绘的星图底片（chart plates）、群组光谱、单颗明亮恒星光谱、星像迹线，如此等等——每一张都装在一个牛皮纸套里，每个纸套上都标着编号、日期和其他用于识别的细节，而所有这些都会在一份卡片目录的索引卡上重复一遍。她将这些底片侧立着，而不是摞成一沓，以方便取用。当助手们对每一个新批次的照片进行核查、测量、讨论和计算时，每天都有可能需要重新用到这片或那片已储存的底片。比方说，当弗莱明太太发现一条光谱线，看起来像是具有变星的特征时，她不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观测，去证实她的猜想。过去的证据当即就可以给她提供证明。她只需去查看她的记录，看哪些照片包含了那片天空，然后再从那一摞里抽出相关的底片，将这颗恒星当前的状态，与它过去的所有表现形式进行对比。

弗莱明太太在对她的方法进行总结时指出，“因此，你需要的材料都在手边，随时可以使用，而不像目视观测者那样必须等待”很长一段时间，也许还是无限期的等待。此外，底片胜过目视观测者报告之处，还在于：“对于观测者这种情况，你只有他的陈述，告诉你某个天体在他独自一人看到它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而在这里，你有一张照片，那上面每一颗恒星都可以诉说自己的故事，而且随时（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若干年后）都可以被拿来与同一片天空的任何其他照片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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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初，弗莱明太太在海豚座发现了一颗新变星，在皮克林台长的支持下，她将自己的发现发表在《星际信使》（ Sidereal Messenger ）上；后来，其他机构两位训练有素的观测者，肩负起对这项发现进行验证的工作。两人都对她的见解提出了异议，声称那颗恒星 不是 变星。但是，当这两位天文学家聚在一起讨论他们的结论时，才意识到他们两个人观测的不是同一颗恒星。事实上，他们观测的这两颗恒星根本不是弗莱明太太观测的那一颗。她几乎有点自鸣得意地说：“用照相星图（photographic charts）进行比较时，就不会出现这种错误。”

探测新的变星成了弗莱明太太的强项。尽管在她成为天文台职员时，这种变化不定的星星已为人知的还不到200颗，但是在她受雇的这10年间，一下子就增加了100颗，而其中的20颗都是她本人发现的。她最早的那些发现都是这样做出的：通过恒星在照相底片上留下的光点大小，来测量它的星等，并在随后的照片上，注意哪些光点会改变大小。光谱为她提供了一条更便利的途径。等她熟悉了几颗知名变星的光谱特征之后，她差不多一眼就能在其他恒星的光谱中，辨认出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在一些暗色氢谱线中出现了几条浅色氢谱线，就表明那是一颗亮度即将达到顶点的变星。

弗莱明太太在搜寻新变星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以前发现的变星。台长非常希望监测变星的光谱随着时间是如何变化的，以及这种亮度变化与夫琅和费谱线的外观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1891年春，弗莱明太太注意到一颗熟悉的变星——天琴座β星（Beta Lyrae）有些不同寻常。人们对它具有可变的特性的了解已有百年的历史了，但是如今看着它放大之后的光谱，她意识到双重谱线意味着，天琴座β星属于新定义的分光双星这个群体。也就是说，原本以为的一颗星实际上是两颗恒星。

莫里小姐也对天琴座β星感兴趣，甚至将其当作自己的分内之事，因为天琴座是北方天空中的一个星座，而她一直在负责北方天空中最亮的约700颗恒星。她跟皮克林和弗莱明太太一道，对包含了天琴座β星的29张德雷伯纪念项目的底片进行了复查。莫里小姐的分析表明，这颗双星不像开阳和御夫座β星那样，包含两颗相同的恒星，而是包含两颗不同类别的恒星，它们分别以各自的速率变化，而变化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她开始构建一种理论，来描述它们之间关系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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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林希望在1891年底之前发表莫里小姐对北方天空明亮恒星的分类，作为弗莱明太太1890年《德雷伯恒星光谱星表》的续篇。不幸的是，莫里小姐似乎完全没有准备好发布其结果。她的两级分类系统同时对谱线的特征和品质进行了处理，这需要煞费苦心的精确性。问题的复杂性不允许偷工减料。尽管她缓慢的进度令皮克林感到不安，但他也不能责怪她懈怠。她在附近的吉尔曼学校（Gilman School）又找了一份当老师的差事，同时还要勤勤恳恳地完成天文台的工作，他都担心她不顾惜身体健康了。德雷伯夫人也对外甥女失去了耐心。她在12月初某次访问天文台之后，给皮克林写信说：“我确实希望安东尼娅·莫里努力点，更令人满意地完成她手头的工作。”

皮克林每天都到计算室来监督助手们的进展。莫里小姐总是避免和他碰面。她经常在回家时感到疲惫和不安，多次向家人抱怨说，台长的批评动摇了她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继续，她在1892年伊始辞去了天文台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与皮克林就她未完成项目的命运进行了协商，她拒绝放弃，也不同意将它们转交给其他人。

她在5月7日写道：“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想向您解释，我对结束我在天文台的工作有何感受。我很愿意也很渴望让它处于令人满意的状态，这既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誉，也是为了纪念我的舅舅。如果在这项工作还没进展到可以算是由我完成的程度之前，就将它交给别人，我觉得那对我自己是不公平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必须完成这种分类的所有细节，而是说我应该对这项研究的所有重要结果，给出一个完整的陈述。我费了很大的心思，进行了详尽的比较，才得出这种理论。我认为，我关于恒星光谱关系的理论，以及我关于天琴座β星的几种理论，都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不管这些结果什么时候发表，届时我将因为自己以书面形式记下了这些事情而获得荣誉，难道这不是很公平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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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林随时准备给她庆功。他只是希望自己能对此事何时发生有点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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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小姐在1892年伊始离任时，法国方面刚好寄来了经过漫长等待的布鲁斯望远镜透镜盘，其中两块是火石玻璃的，两块是冕玻璃的，每一块直径为2英尺，厚达3英寸，重约90磅，边上带着金属箍。这些玻璃毫无瑕疵的纯净度，使得它们完全透明，这也正是它们的美丽所在。皮克林马上将它们委托给克拉克公司，进行至关重要的研磨和抛光。他预计，将这些透镜盘磨制成四元肖像镜头（four-element portrait lens），至少需要在克拉克公司蒸汽驱动的机床上待上漫长的6个月。这些玻璃首先要用粗砂轮打磨，再用极细的脂粉打磨，直到它们具有理想的曲率。

在打磨过程还在进行的时候，皮克林又规划建一间独立的房子，用于对这台仪器进行装配和完工后的测试。布鲁斯望远镜必须通过他本人的严格测试之后，才能运往阿雷基帕。阿雷基帕相应地也需要做好接收它的准备工作。5月29日，他通知让他失望的威廉，其南半球台长的任期到年底结束，届时索伦·贝利将接替他。如果愿意，威廉以后还可以返回这个站点进行观测，但他将不再是负责人。

威廉觉得这种侮辱令人难以接受。他在1892年6月27日争辩道：“不是我自夸，我认为我已经完成了一件相当了不起的大事，如果学校当局（校长和哈佛董事会的委员们）看得到这一点，他们也会说，我将他们的钱派上了好用场。”屈居贝利之下的想法，尤其令威廉感到愤慨：“至于让我们再回到秘鲁来，住在小窝棚里，而贝利一家却占据着台长居所，那是不可能的。我规划并建造了那个宅子，而且我在秘鲁时就打算住在里面。我不会选择住在一个破房子里，而听任我的一位下属占据我建造的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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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892年夏天，威廉都趁着火星靠近之际对它进行研究，以此作为自我安慰。正如他在《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上报告的那样，从7月9日到9月24日，除了一晚之外，他每晚都对这颗红色行星进行观测并绘了图。他收集了火星极冠的“大量数据”；火星极冠是两大片“略带绿色的”阴影区域，它们在有利条件下会变蓝，“据推测是因为有水在起作用”。他将这些区域称作“海”。他印证了意大利人乔瓦尼·斯基亚帕雷利（Giovanni Schiaparelli）最早发现的一种现象——火星上存在许多“运河”，并注意到它们中有不少相互交叉——他称这些交叉点为“湖”。威廉将与此相同的一些发现，发给了《纽约先驱报》的编辑们。消息刊登后，产生了轰动效应。8月24日，爱德华·皮克林恼火地向威廉抱怨说：火星上的水在一个早上，就引发了由49份剪报形成的“洪灾”。他警告威廉要自我约束，“更明确地凭事实说话”。

同时，爱德华和莉齐·皮克林夫妇正准备对天文台东翼的“住宅房屋”进行翻修。尽管他们没有孩子，个人也不需要更大的空间，但他们还是自掏腰包扩大了天文台公寓的地盘，以便能安置和招待来访的天文学家。对于学院继续从他4 000美元的年薪中，扣除相当于房租的金额，皮克林毫无怨言；但是他请求，以后每个月都将这笔钱划拨给天文台专用，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在全哈佛范围内使用。尽管天文台经常从积极的捐赠人那里获得捐赠，也会接受一些重要的新遗赠，台长还是担心：也许需要多年，才能让预算形势从威廉在秘鲁的铺张浪费中好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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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廉的言行失检毫不知情的布鲁斯小姐，关注着他在天文学刊物上的发表。她在8月份给皮克林写信说：“你弟弟在5月号的《天体物理学》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为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也促使我想到你们这样携手合作时一定感到很幸福。”她设想，爱德华和威廉之间的关系，也像她与小她10岁的妹妹玛蒂尔达一样密切——玛蒂尔达跟她住在一起，并在许多方面给了她帮助。

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月里，皮克林和布鲁斯小姐才真的有理由同时感到幸福了。她在听说那架大型照相望远镜的镜头，通过了首轮查验之后，在9月9日热情洋溢地写道：“我要紧紧地握住您的手，让我们一起欢庆吧！”

10月，像是要赎罪似的，威廉又在阿雷基帕重新开始为亨利·德雷伯纪念项目进行拍摄了。截至1892年12月底，他向剑桥市运送了2 000张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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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从恒星开始在哈佛的玻璃照相底片上积累的那一刻开始，台长就担心它们会遭到火灾破坏。随着收藏量的增加，对天文台木质建筑一旦着火所造成的损失的忧虑，就更令人感到极度不安。皮克林的熟人几乎个个都被大火焚毁过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德雷伯夫人家原来拥有的一家位于联合广场的剧院，在1888年被烧成了灰烬，它的重建还在继续让她感到悲伤。因此，她在某种意义上成了防火漆方面的专家，隔段时间就极力主张在天文台使用它。

皮克林青睐的是另一种解决方案。1893年，他宣布一座两层的“防火建筑”落成。它完全由砖建成，将用于安全储存玻璃底片与尚未发表结果的手稿。这座很快就被大家称作“砖砌建筑”的房子，使皮克林长达15年的场地改善的努力达到顶峰。从兴建多个望远镜圆顶室和防护外罩，到将麦迪逊大街上邻近的房子改造成一间摄影工作室和暗室，都是他多年来的努力。套用记者丹尼尔·贝克（Daniel Baker）的话来说——布鲁斯小姐委派他撰写哈佛天文台的台史——曾经由单座建筑占主导地位的这座山顶，已变成了一个“小型的科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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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莱明太太的监督下，这3万张玻璃底片，被装进了300个木箱。1893年3月2日，工人们在天文台西翼的屋顶与新仓库的一个窗户之间，安装了一个滑轮组。接着，他们将大约8吨玻璃底片，以每分钟一箱的高速度，沿着这条高空索道滑了下去。尽管滑行过程摇摇晃晃，却没有一片玻璃开裂或粉碎。

弗莱明太太和大多数计算员，自然都跟着这些底片一起，搬进了新房子，以保持与它们的近距离。她们通过铺设在两栋房子间泥泞的沟渠之上的木板，由地面走了过去。当莫里小姐在春季回来，加入她们的队伍时，皮克林要求她承诺，在年底前完成她的分类工作，不然就要将这项工作转交给其他人。她签署了一份声明，表示同意。

如今，天文台有17位女性计算员了。也就是说，在天文台的40位助理中，几乎有一半是女性——即将在芝加哥召开的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大会上，弗莱明太太有意在特邀发言中，对这一事实予以强调。

大会的名称让人注意到，天文学界越来越强调通过光谱学来研究恒星的物理性质了。有些自封的天体物理学家，已经让自己疏远了更传统的观测者，因为后者专注的是恒星的位置或彗星的轨道。乔治·埃勒里·海尔（George Ellery Hale）大力宣扬了这种新趋势。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时，曾短暂地参加过哈佛的项目；后来，他在1890年回到出生地芝加哥，建立了他本人的肯伍德天文台（Kenwood Observatory）。也就是这位海尔，在1892年说服了《星际信使》的编辑，将杂志改名为《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还是这位海尔，组织了在1893年8月召开的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大会。他特意安排大会的时间与芝加哥世博会（又称哥伦布博览会）相重叠，这样来自东西海岸和其他大洲的天文学家，就更加有动力前来参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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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邀请皮克林在大会上给科学家同行做开场演讲，并为参加世博会的大众举行一场覆盖面更宽、专业性较弱的讲座，给他们普及恒星的构成方面的知识。海尔还请求举行一次图片展，展示哈佛学院天文台的工作，以及它在剑桥和阿雷基帕两地的实体设备。皮克林将在新的砖砌建筑中工作的女性的照片纳入了展览之列。

皮克林提前很久就开始准备他的大众演讲的讲稿。它是这样起头的：“关于恒星的构成，我们唯一的知识源自对它们光谱的研究。”

弗莱明太太也为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大会准备了一篇特约论文。前一年夏天，两个妇女权益联盟，在芝加哥合并成了一个“美国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这一年，就在世博会于1893年5月开幕后不久，两位妇女参政论者朱莉娅·沃德·豪（Julia Ward Howe）和苏珊·B. 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发表了一系列慷慨激昂的演讲。尽管弗莱明太太完全赞同平等原则，但她不是美国公民，妇女们为争取选举权进行的斗争不是她的斗争。她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女性在天文学中的平等权。弗莱明太太在她的芝加哥论文中说：“尽管我们不能确保女性在所有方面都与男性平等，但是在许多事情上，她的耐心、毅力和方法，都使她更胜男性一筹。因此，让我们希望，在天文学中，也会像在其他几门学科中一样，她至少可以证明自己跟他是平等的，因为天文学如今已为女性的工作与技能，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发挥空间。”

哥伦布博览会的白城有200栋宏伟的建筑，安娜·德雷伯在6月中旬前往参观时，觉得里面的许多展品都令她着迷。妇女馆是由索菲亚·海登（Sophia Hayden）设计的，她是首位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建筑学学位的女性；其内部的壁画和绘画，都是由玛丽·卡萨特（Mary Cassatt）之类的著名女艺术家创作的。其他不容错过的亮点还包括电力馆70英尺高的电灯泡之塔，农业馆用巧克力塑成的重达1 500磅的断臂维纳斯。在制造馆里，德雷伯夫人抬头凝望一架新望远镜的巨大基墩和镜筒，不久之后，它将被运到威斯康星州日内瓦湖滨的永久安装点。它的镜筒还是空的。它40英寸的物镜——在曼托瓦的巴黎工厂，就是这个庞然大物与布鲁斯镜头争夺制造优先权——还在几百英里外的东部，在阿尔万·克拉克父子公司的机床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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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夏末时，布鲁斯望远镜已进展到了一个关键阶段。只有威廉·皮克林有空代表哈佛天文台来参加芝加哥的天文学大会。当弗莱明太太的演讲稿，在8月25日周五那天举行的会议上被高声宣读时，威廉附和她的声明，对剑桥市高效的女性力量表示了赞赏。第二天，他宣读了自己的报告《月球是一颗死行星吗？》。对于这个问题，他在报告中给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

9月初，布鲁斯望远镜的第一件巨型铁质上层结构缓缓地被运上了萨默豪斯山。6个人和4匹马花了一整天时间，才安置好两吨重的基座。看着安装工作这项“笨重活”，缓慢地进行了两个多月之后，爱德华·皮克林才拿到必要的证据，得以宣布：建造巨型望远镜的这一宏伟事业完全物有所值。

11月19日，他在写给布鲁斯小姐的信中说：“我们已经拍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照片。现在我可以很有把握地向您汇报，它一定会取得成功，也可以祝贺您建成了世界上最好的一架照相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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