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弗莱明太太的头衔

米娜·弗莱明正处于吉星高照之下。1899年，在皮克林的敦促下，哈佛董事会正式任命她为新设立的天文照片馆馆长一职。于是，她在42岁时，成了首位在天文台、学院乃至整个大学拥有头衔的女性。

与此同时，受世纪之交的启发，哈佛管理层决定实施一项校园生活的时光胶囊计划，向学生、教师和职员征集照片、出版物、文章和日记。弗莱明太太在6个星期里，忠实地为“1900年宝箱”撰写了她的稿件。

从1900年3月1日开始，她在一个带横线的黄色记事本上写道：“在天文台的天体摄影楼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12位女士，都在忙于照管这些照片；对它们进行识别、核查和测量；对这些测量结果进行归算，并准备可以交付印刷的结果。”每天，她们都两人一组地俯身完成核查任务，一个人用显微镜或放大镜对准放置在框内的玻璃底片，另一个人则拿着摊开在桌上或腿上的记录簿，记录同伴读出的观测结果。计算室内充斥着数字与字母的嗡嗡声，像是在用密码进行交谈。

89

弗莱明太太继续写道：“用中天光度计测得的结果，也要在天文台的这个部门进行归算，并准备付印。”原来在商行工作过的弗洛伦丝·库什曼（Florence Cushman），接下夜间在剑桥市和秘鲁用光度计测得的一摞摞星等值。她和艾米·杰克逊·麦凯（Amy Jackson McKay）一道，抄录目视观测者的判断值，计算校正值，并对这些数值再三进行检查，然后再将它们交付印刷。其他从事计算的女性职员，包括安娜和路易莎·温洛克姐妹（前任台长的女儿），以及帮助她们处理恒星位置数据的女士们，都继续留在原天文台的西翼，因为这栋砖砌建筑空间有限，无法容纳所有的人。

“日复一日，我在天文台的职责几乎完全相同，因此除了测量、核查照片和对这些观测结果进行归算这样一些普通的日常工作之外，几乎没什么好说的了。”如果说弗莱明太太的日子像她宣称的那样过得千篇一律，至少它们与哈佛时光胶囊计划其他特约撰稿人的日子没有相似之处。“我的家庭生活必然与这所大学其他的管理人员不同，因为除了提供收入用于日常开销之外，所有家务事也需要我自己来料理。”她必须规划和购买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还要给玛丽·赫加蒂（Marie Hegarty）具体的指示；玛丽是她留下来的爱尔兰女佣，帮她打扫卫生，以及每周烧六顿晚餐。尽管弗莱明太太签的合同是，每天在天文台工作7小时，但她很少在上午9点之后上班，也很少在晚上6点之前下班。“我儿子爱德华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大三的学生了，他一点都不知道金钱的价值，只知道样样都得给他准备妥当。”勤俭的弗莱明太太为了节约开支，邀请安妮·坎农在她位于阿普兰路（Upland Road）的家中搭伙。事实证明，坎农小姐很友善，而且来自一个好家庭。她父亲威尔逊·李·坎农（Wilson Lee Cannon）是一家银行的总裁，还担任过特拉华州的参议员。

弗莱明太太在3月1日汇报说：“今天上午在天文台的前半部分时间，都在修订坎农小姐对明亮的南天恒星进行分类的工作，这些结果准备交付印刷了。”坎农小姐掌握分类诀窍的速度，比弗莱明太太预计的快许多。当然，坎农小姐具有一些优势，她在大学里学过光谱学，还有好几年担任物理学助教和观测助理的经验，这些都是弗莱明太太不曾得到的机会。但是，应该坦率地承认，坎农小姐快速而准确地对恒星类型进行评估也归功于她本人的能力。她也具有莫里小姐那种能力，可以对分配给她的几百颗明亮恒星的光谱中的单条谱线进行刻画；但是她没有像莫里小姐那样，坚持要用自己设计的全新方案。相反，坎农小姐遵循了弗莱明太太的字母分类法。事实上，她在两种哈佛分类体系之间搭建了桥梁——对莫里小姐的两级分类法进行了简化，又对弗莱明太太的字母分类法进行了一点变形。因为两种方法都有一些武断，都仅仅建立在光谱外观的基础上，坎农小姐完全可以自由地坚持自己的秩序感。毕竟，现在天文学家还不能将某种恒星的属性，比如温度和年龄，与不同的谱线分类联系在一起。他们需要的是一种一致的分类法——对恒星来说固定的模式——这将便利未来富有成效的研究。坎农小姐认为，最好是将弗莱明太太的O类星，从队列的尾部移到头部，这样就可以像莫里小姐一样，让氦谱线具有优先于氢谱线的地位。与此类似，按照坎农小姐的评估，B类星也要排到A类星前面。经过这种重排之后，字母排序法再次赢得了主导地位，只是坎农小姐还对几种类型进行了合并。C、D、E和其他几种类型消失了。得出的排序是O、B、A、F、G、K、M。（后来，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喜欢搞怪的人，将这串字母编成了一句容易记忆的话，“Oh, Be A Fine Girl, Kiss Me!”——“哦，做个好姑娘，吻我！”。）

90

弗莱明太太在3月1日的日记中，接下来写的是“南方德雷伯星表中黯淡恒星光谱的分类”。这是弗莱明太太自己的地盘，不过这是一片广袤的领域，由她跟路易莎·韦尔斯、梅布尔·史蒂文斯（Mabel Stevens）、伊迪丝·吉尔（Edith Gill）和伊夫琳·利兰（Evelyn Leland）共享。在弗莱明太太职业生涯开始时，北方天空中的黯淡恒星是归她一个人所有的，而南方天空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从一方面来讲，阿雷基帕的观测条件让许多更黯淡的恒星走出了黑暗。用布鲁斯望远镜拍摄的底片上，甚至连9星等的光谱都清晰到可以对单条谱线的位置进行测量。此外，每次新发现变星，都必须搜索过去10年对秘鲁同一片天空所拍摄的多达上百张的底片，以便确认这颗恒星的可变性。每一年，弗莱明太太的这部分工作都会变得更加繁重，因为可供比较的材料宝库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众多的发现曾经给她带来如此大的乐趣、如此多的赞赏——还有剪贴簿里如此多的剪报——如今却成了压在她肩上的沉重负担。就连台长也承认，在另一颗变星出现之前，为一颗变星搜集所有必需的数据，已变得很困难。

91

还是在这天的日记中，弗莱明太太谈到了南方星空恒星光谱的谱线：“测量工作已经开展得比较深入，我们预计会在即将到来的夏季完成许多工作。到时候，贝利教授在南美用中天光度计进行的观测，都要送过来进行核查。”

此时已返回剑桥市的索伦·贝利，正在撰写他在阿雷基帕5年期间的成果。他的南方星空恒星星等（或亮度评估）工作，主要关注星团里的大量变星——他称之为“星团变星”。他通过贝奇、博伊登和布鲁斯望远镜拍摄的玻璃底片，在这些星团中揭示出500多颗变星，它们在照片上的亮度需要用他的目视观测进行矫正。他经常在天文台过夜，协助台长进行新观测，或者指导这位或那位助手。贝利15岁的儿子欧文，整个童年的教育都涉及安第斯山脉的博物学和考古学，正在剑桥市拉丁学校就读，为进入哈佛学院做准备。

在记录的第一个上午，“各种其他的工作”也需要弗莱明太太给予关注；下午，她因为几桩业务上的事，去了波士顿。她写道，随后“我在城堡广场剧院（Castle Square Theatre），跟S. I. 贝利太太、安德森小姐以及我妹妹麦凯太太会合。那天演出的剧目是《格德尔斯通公司》 （ The Firm of Girdlestone ），我们都很喜欢看。贝利太太想劝我去她家跟她一起吃晚饭，并留下来过夜，但是我的小家需要我早上发威。如果我这个一家之主不在家催促，他们早餐会吃得很晚，白天的工作学习都会受到延误”。

92

记录天文台工作的第二天，即3月2日，弗莱明太太全部时间精力都花在“料理各种杂事上，理顺了一团乱麻”。这些杂事包括与科学界进行书信来往，并邮寄天文台最新的小册子《黯淡恒星星等的标准（第二集）》给所有追踪变星亮度变化的成员，其中既有业余爱好者也有专业人士。

“接下来是坎农小姐对光谱分类的附注（remarks）。这是非常艰巨的工作，因为太多东西需要考虑，尤其是在有必要改变附注格式的地方。”每一条这种准备发表的附注，都会对光谱特性的某个方面，给出一条具体的而且往往还很冗长的描述。让坎农小姐明白“我们为什么修改了‘一个东西’并对‘另一个东西’质疑”，是很费时间的。坎农小姐的附注让弗莱明太太觉得篇幅过长，大有用小号字体填满几十页双栏页面之势。就连当年的莫里小姐也不觉得有必要做出这么长篇的附注。

这一天最后给弗莱明太太留下了一段可以进行反思的安静时光。“我的小家今晚将我晾在一边了。我是留下来防止房子被刮跑的磁石。晚餐后，坎农小姐觉得云散开了，星星们都跑出来了，于是她就到天文台用那架6英寸望远镜，观测天极附近的变星去了。爱德华跟加勒特先生一起学习去了，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选了同一门课程（采矿工程）。爱德华的年轻朋友尼尔·菲什（Neyle Fish），圣诞夜以来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今晚也出门看望几位朋友去了。我在等坎农小姐回来。如果她回来得早，我们也许可以针对她分类中的附注，处理几个相关的问题。同时，我必须看一下《纽约先驱报》，并从上面找出（如果可能的话）布尔人和英国人在南非的状况。 爱德华说起过，他在完成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业后，要去那里。”

93

那天晚上，坎农小姐用望远镜观测到很晚，针对她的附注开展的讨论只能推到第二天，即3月3日；这是天文台一个典型的周六工作日。午餐前，弗莱明太太抽空查看了几张南方星空恒星光谱的底片。她哀叹，日常事务的管理留给她进行最感兴趣的“特别调查”的时间越来越少，更不用说“好好地安顿下来，对新德雷伯星表中的黯淡光谱，进行我的综合性分类”了。

周六晚上来弗莱明家参加聚会的客人，玩起了“印度牌”（一种拉米纸牌游戏）、“稻草秆”（挑小棍游戏）和名叫“加拿大弹戏”（crokinole）、“台球环”（cue ring）的棋盘游戏。有时几个朋友会为其他人表演唱歌；如果没有的话，大家也会进行许多令人愉快的交谈。弗莱明太太为几位客人准备了软糖和花生馅红枣，为更多参加晚会的人准备了奶油牡蛎，搭配热可可、蛋糕和甜品。事后与爱德华和坎农小姐一起清理打扫、逐步收尾，她可能要到午夜过后才上床休息。

弗莱明太太在3月4日（星期天）早上记录道：“从天文台工作的角度来说，这是我的休息日。但是，这也给了我唯一的机会，去查看家务状况，我觉得花一整天在上面都不够。”被单要更换，要将家里需要清洗的衣物都收拾到一块，送到洗衣女工那里。“唉，我周日上午要干的活是多么地实际，跟大学其他管理人员相比又是何等的不同啊！”

* * *

在世纪之交的狂热中，威廉·H. 皮克林也在规划一次新的科学冒险。他最近因为做出一项重大的发现而在国际上名声大振。1899年3月，他探测到土星的一颗新卫星，在巨大的土星环之外绕行。发现土星的第9颗卫星，使威廉与天文台地位崇高的前任台长邦德父子处于同一行列。半个世纪前，在1848年9月，威廉·克兰奇·邦德和乔治·菲利普斯·邦德共同发现了土星的第8颗已知的卫星，他们将它命名为许珀里翁（Hyperion，土卫七）。他们是用大折射望远镜发现它的。威廉的新卫星，与天文台最近的许多其他发现一样，都出现在布鲁斯望远镜拍摄的照片上。不过这颗天体极端黯淡，亮度在15星等以下，威廉用连续几晚拍摄的长曝光玻璃底片叠加在一起，才让它从隐身之处暴露出来。在众多小灰点中，只有这一个点从一张照片到另一张会改变位置。遵照已确立的命名规则——用神话中的提坦神为土星的卫星命名——威廉提议称之为福柏（Phoebe，土卫九），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94

做出另一个更有意义的发现的可能性，让威廉很想观测即将在1900年5月28日出现的日全食，届时整个美国东南部都有可能看到。这次特别的日食所具有的有利几何位置，让威廉希望在太阳的光芒被月球遮蔽时，能在水星轨道的内侧分辨出一颗行星。好几位天文学家都怀疑太阳窝藏了一颗大型的近身伴星，即水星轨道内行星。威廉相信，凭他的摄影水平，足以让这颗天体暴露行迹。他哥哥爱德华通常因日食远征的费用和可能的无功而返而对其不以为然，却对这次计划乐观其成。在获得了划拨经费之后，威廉制造了一台大型照相机，可以在薄暮冥冥的条件下捕捉黯淡的光影。

弗莱明太太预计会加入这个日食观测团。通过查看日食照片，在太阳与水星间搜寻一颗行星的迹象，虽然很有挑战性，但也许与她3月5日上午的任务也没多大的差别，当时她要在4张最近的星图底片上再次定位失踪的小行星——命神星（Fortuna）。接着，在对台长的测光伙伴温德尔教授关于变星星等的评论做出批评之后，她又开始纠结坎农小姐的附注。她评判道：“自从我们将莫里小姐的卷28第一部分交付印刷以来，这份稿子比我经手的其他稿子都更费时间，也更需要思想集中。要是可以不停地只做原创性的工作，寻找新的恒星、变星，为光谱分类，以及研究它们的特性和变化，生活会像最好的美梦一般；然而，你必须将最有意思的工作放到一边，并将你可用的时间大部分都投入为他人出版作品做准备上，这才是你立足的现实。但是，‘不管将什么工作交到你手里，都要做好。’我很满足能在这么多方向上有这些出色的工作机会，并且被认为对我们台长这样一位极有能力的科学家有所帮助，我也感到很自豪。”

95

在她的日记中，弗莱明太太对爱德华·皮克林的评价始终都是正面的，唯一的例外是她的薪酬。当她在3月12日跟他就工资问题“进行交谈”时，得到的答复令她不太满意。“他似乎认为，对我来说，不管承担的是什么责任，或者要花多长的时间，没有什么工作是太多或太难的。但是当我提到薪水的问题时，他马上告诉我说，按照女性的工资标准，我得到的薪水是很优厚的了。要是他真去看看他在这件事上错得有多离谱，他会得知几个让他大开眼界并开始思考的事实。有时，我真想辞职，让他找其他人试试，或者让他找个男的来做我这份工作，这样他就会知道，他每年花1 500美元从我这里能得到的，跟他花2 500美元从其他（男性）助手那里能得到的相比，到底哪个多了。他有没有想过，我也跟男人一样，要支撑一个家庭，要养活一家人？但是我估计女人是无权提出这种奢求的，而这还被认为是个开明的时代呢！”

在表达这种沮丧后的一个星期里，弗莱明太太在晚上都觉得很累，无法对漫长的白天进行总结。刚开始，她以为是“因为懒惰，而这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结果证明是流感发作了，她很快就变得虚弱、发烧，只能卧床不起。当她儿子也患上了同样的传染性疾病时，他们家的医生让他们俩都喝牛肉茶 （beef tea）。因为女佣玛丽也病倒了——病得无法照顾他们，甚至都回不了自己家——医生为这三个病人找了一位临时的护理人员。

96

坎农小姐身体还健康，并且继续在夜间观测天极附近的变星。她的日子分给了砖砌建筑里的玻璃底片和天文台图书馆的馆藏资料。因为台长最近委托她做一些新的书面工作：她现在负责维护变星关键统计数据的卡片目录。这份资料是一位前任助理在1897年开始创建的，如今已经包含了15 000张卡片，列出了大约500颗已知变星的所有已发表的参考资料，都是从世界各地的公报、期刊和观测报告中摘录出来的。坎农小姐读得懂科学界通用的另外两种语言——法文和德文。她不但丰富了现有的文献卡片，还在新变星被发现后，创建了新的卡片档案。

4月中旬，当弗莱明太太完全恢复了体力，不再需要乘坐马车去天文台时，她带着强烈的悔恨之情，回顾了她的时光胶囊日记。“我发现我在3月12日以相当长的篇幅谈论了我的薪水。我的本意不是说这反映了台长的判断力，而是感觉这是因为他对其他地方给处于领导岗位的女性开的工资缺乏了解。我被告知，我的服务对天文台非常有价值，但是当我跟其他地方的女性得到的薪酬进行比较时，我感觉我的工作不可能有多大的分量。”

* * *

爱德华·皮克林高度珍视弗莱明太太的成就和勤奋。事实上，他打算提名弗莱明太太获得1900年的布鲁斯奖章。哪里还有比她更合适的人选呢？他推理：考虑到女性在美国天文学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再考虑到布鲁斯奖章是由一位女性设立的，似乎很自然要将这项荣耀授予迄今为止在天文学领域做出最多重大发现的女性——哈佛的W. P. 弗莱明太太。最近令人非常遗憾地去世的布鲁斯小姐，明确地表示过这项奖励向女性开放，这似乎强调了皮克林的论证，他希望评奖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同意他的看法。当然，有些阻力是在预料之中的，就像哈佛董事会曾经在某段时间里，抵制过他要给弗莱明太太授予“馆长”头衔的主意。对于他要求任命德雷伯夫人为天文台客座委员会成员的提议，哈佛董事会的男士们同样也推三阻四，但他们最终还是答应了，德雷伯夫人也成了委员会首位女性成员。

97

不管需不需要以参加委员会会议为借口，德雷伯夫人都会频繁地访问天文台，这总会让她开心。她喜欢看着德雷伯纪念项目的工作向前推进，对其他项目也感兴趣。1900年春，她表示想跟即将出发的哈佛远征队一道去观测5月28日的日食。她只经历过一次日全食，即1878年那次，但是她实际上并没有看到，因为她自愿待在帐篷里，计数日全食持续的秒数。这一次，除了观看日食之外，她什么都不用干，而且陪同她观看的还是她那些令人愉快的客人——爱德华和莉齐·皮克林夫妇，以及弗莱明太太和坎农小姐。

台长原本没打算参加日食观测团，因为计划的观测不需要他到场，所以也就没理由增加开销了。但是，德雷伯夫人慷慨的邀请改变了他的主意。她把旅途的一切都安排好了——火车票、船舱、在诺福克（Norfolk）和萨凡纳（Savannah）的旅馆房间，甚至还准备了一本小说供皮克林在南下的路上阅读。

在佐治亚州华盛顿市选定的观测点，哈佛团队与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珀西瓦尔·洛厄尔设立的弗拉格斯塔夫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会合。天气没有让大家失望。威廉·皮克林架好了他特制的相机；它看起来像个巨大的盒子，11英尺长，7英尺宽，上面排列着4个光圈为3英寸的镜头，以便能拍摄到水星轨道内侧的全景。

中午12点30分左右，当初亏开始时，德雷伯夫人和其他观测者都避免直视太阳，以保护眼睛免受伤害，但是在大约一小时后，随着一声“日全食了！”的呼喊声，大家都抬头望天，如饥似渴地观赏着这一奇景。

98

在午间的太阳闪耀过的地方，如今出现了一种奇异的反转，天空的颜色加深了，并有一阵突如其来的寒意向观测者袭来。新月黑暗的面庞挂在头顶，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四周环绕着日冕闪着微光的边缘。在正常条件下看不到的日冕，向外扬起它铂金色的冕流，好像是要伸向水星和金星——如今它们在黄昏般的蓝天映衬之下也变得清晰可见了。奇异而美丽的景象占据了整整一分钟的感官。之后，随着月球继续在其轨道上运动，一束刺眼的阳光从月球边缘的山脉缝隙中射出，标志着日食的结束。

德雷伯夫人在1900年5月30日给皮克林写信说：“我将永远为看到过一次日全食而高兴。作为一种自然奇观，它简直太精彩了；正如首席大法官评论的那样‘它让人感到一种独特的刺激’。”

威廉布置的相机让他得以拍摄36张日食的底片。不幸的是，没有一张令人满意的，因为在短暂的日全食期间，有人在无意中扰动了这台仪器。

在“爱神星观测运动”——观测这颗新发现小行星的全球性活动中，哈佛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布鲁斯望远镜在南半球所处的有利位置，使得身处阿雷基帕的德莱尔·斯图尔特，在其他地方可以观测到这颗小行星之前一个月，就拍摄到了一些非常好的照片。在官方层面上，皮克林与全世界50多座天文台进行合作，确定爱神星的位置，并试图推导出日地距离。不过，私下里他觉得这颗小行星变化的光更加令人着迷。维也纳天文学家埃贡·冯·奥波尔策（Egon von Oppolzer）已经表明爱神星的亮度跟变星一样变化不定；皮克林希望能绘制出它确切的光变曲线。他回忆起弗莱明太太在刚找出爱神星的底片时，就指出过这颗小行星轨迹的轻微亮度变化。当时，他将这种不规则性归结为中间的空气出现了小片薄雾；如今，他意识到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爱神星有可能被证明是一颗旋转的天体，其表面的地形差异性显著；也有可能是一对具有不同特性的小天体，在围绕着彼此翻滚。从1900年7月开始，皮克林就指示剑桥市这边的首席摄影师爱德华·斯金纳·金（Edward Skinner King），在每个晴朗的夜晚，用8英寸德雷伯望远镜摄制爱神星的底片。在大折射望远镜的圆顶室里，皮克林本人用目视方法，将爱神星变化的亮度与它行经路径上的其他恒星进行比较，以测量它的星等。

99

* * *

皮克林在太平洋天文学会为弗莱明太太努力争取，但未能为她赢得1900年的布鲁斯奖章。1901年1月，皮克林得知他本人将获得一枚奖章——他的 第二枚 英国皇家天文学会金质奖章。他在1886年获得的第一枚，是褒奖他在哈佛测光星表方面——用其英国仰慕者的话来说，就是在“恒星光彩的比较”方面——所做出的详尽工作。1901年的这枚奖章褒扬他对变星的研究以及在天体照相学方面取得的进展。美国驻英国的大使约瑟夫·霍奇斯·乔特（Joseph Hodges Choate），答应在2月8日于伦敦举行的颁奖典礼上代皮克林领奖。

德雷伯夫人开怀大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听到的，授予一枚奖章竟然会有如此多的人表示赞同。我遇到的每个懂点天文学的人，都很高兴您能获得这项荣誉；令我感到很好玩的是，我也被拉进来分享了这份荣光，对此我是不配拥有的；但我确实因为反射了您的荣耀，也有了一点光彩。”事实上，皇家天文学会会长爱德华·B. 克诺贝尔（Edward B. Knobel），在颁奖辞中提到了德雷伯夫人的名字。他将德雷伯夫人视为皮克林获奖研究工作背后的主要促成者，并称赞“她美妙的想法”让她对丈夫的纪念变得圣洁，因为她支持、扩大并丰富了德雷伯博士曾为之奋斗过的科学事业。

克诺贝尔会长还趁机赞扬了弗莱明太太，说她是皮克林的“女性助手”中“最细心的观测者”，她因为在变星和具有特别光谱的恒星方面做出的众多发现而超群出众。他在这篇演讲中提到她的名字，并非只有这么一次，而是三次。

100

当坎农小姐的分类在1901年3月底出版时，德雷伯夫人刚好在伦敦访问。皮克林马上给她寄了一本，并附了一张打印的便条，表达了他对这份出版物很满意。

坎农小姐的分类不仅统一了弗莱明太太和莫里小姐早先的工作，而且还澄清了几种恒星分类间的相互关系。现在看来，恒星整体上似乎根据它们的光谱呈连续分布。许多恒星毫无疑义地属于这一类或那一类，但是也有同样多的恒星具有两种相邻类型的某些特点，使得分类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坎农小姐用新的数字子类来表示这些交界部分。比如，她引入了B 2 A这个记号，表示光谱表现出B类强猎户座谱线， 同时也具有 一些A类典型的明显的氢谱线。标记为B 3 A的恒星在这方面的趋势更明显，B 5 A的还要明显一些，而B 8 A的则是明显得多。她的分类体系允许两个字母间有多达10级的区分。

坎农小姐认为，她的分类类别的排列代表着恒星的发展阶段。随便找一颗恒星，其生命周期都可能是从O类向M类演化。也有可能是反过来，从M类向O类演化。目前还很难说哪一个正确。

莫里小姐对单条夫琅和费谱线的宽度和边界的评估，让她构建出子类，她将它们记作a、b、c和ac，而且它们贯穿了她的22个大类。坎农小姐没有遗漏这些区分，并将她对特定谱线出现波动或模糊的描述，都归入了她的“附注”。

坎农小姐的长篇专著出版后，弗莱明太太并没从烦琐的手稿监管工作中解脱出来。据台长估计，天文台积压下来的未出版材料，将有可能填满28卷《纪事》。他敦促弗莱明太太将精力集中于这笔数据财富，并“整理它们使其适合出版，或者至少也要让其最终出版不会有很大困难”。因此，她做出的发现数大幅降低了。皮克林在1901年的年度报告中如此评价：“本年度，弗莱明太太通过查看照片发现的具有特殊光谱的天体数异常少，因为她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于编纂《纪事》了。”

101

10月，皮克林再次提名弗莱明太太获得布鲁斯奖章。但是，他的恳求又一次未能为她赢得这份荣誉。

11月，一场特别严重的“流感”让弗莱明太太病倒了，并迫使她停止工作好几个星期。那个冬季，其他一些职工同样未能幸免，皮克林本人在12月也“中招”了。

台长在1902年1月10日给德雷伯夫人写信说：“如您所知，我终于拥有自己的打字机了，因此我今天早上头一次跟世界有了通信联系。我每天都在恢复体力，因此，除了做不了观测之外，我现在能完成很大一部分我的日常工作了。不过，我仍然非常钦佩那些能毫不费力就爬上楼梯的人。”

在气喘吁吁地爬到位于砖砌建筑二楼的办公室之后，皮克林可以通过他办公桌旁的小升降机，将照相底片或消息送下楼去。办公室里的所有东西，都靠近圆形旋转大办公桌的某个部分，而这张桌子几乎塞满了整间屋子。它是专门定制的，直径8英尺，其表面积相当于一张长25英尺、宽2英尺的桌子。皮克林从他桌边的座位上，可以轻松地够到位于桌子中央的那个12格可旋转书架，也可以轻松地打开等间隔分布在桌子外沿的12个抽屉。皮克林要处理的文件，堆在书架周围的办公桌上。用手一转，他就能拿到某篇期刊论文的草稿，或者是一沓需要签名的信件，再或者是来自阿雷基帕的最新报告。

1902年2月1日早上，皮克林到达办公室时，发现德雷伯夫人的一件礼物躺在那儿等他。那是一面可挂在他办公室墙上的新颖时钟，随之送来的还有一封祝贺他担任天文台台长25周年的贺信。紧接着举行了一场庆祝活动，是由弗莱明太太组织的。快到上午11点时，她和皮克林太太将台长叫到了天文照片馆，所有的助手都聚在那里，向他献上美好的祝福和礼物。亨利·德雷伯纪念项目的职员集体送了他一把舒适的办公椅，其他助手送给他一只高1英尺的银质纪念杯。皮克林做了个简短的发言，之后大家一起吃了一顿庆祝午餐。

102

那天晚些时候，他给德雷伯夫人写信说：“我竟然非常喜欢这一天，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您知道我是不喜欢热闹的。没有人能忍住不好好地享受那些一同表露出的善意，您信中表达的尤其让人受用。在我看来，整个活动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我会将它作为最美好的回忆永远铭记在心的。我想将25年后的50周年庆办得更正式一点。届时您能帮我们接待客人吗？请不要说您已经有其他安排了哦！”

3月，当皮克林发现亨利·德雷伯纪念项目的季度开销超出了德雷伯夫人的限额时，他告诉她，他会动用应急资金平衡收支的。但是德雷伯夫人拒绝了他的提议。她对这个项目有专属感，不想用别人的钱去支持它。

她在1902年3月30日告诉他：“我对亲自为这个项目提供经费支持颇有感情，但是我觉得我目前无力在我为这项工作设定的额度之上再追加支持。”她宁愿看到这个项目的某些部分被裁减掉，也不愿放弃对它的财务控制。皮克林赶紧通过信件和面对面交流向她保证，他愿意完全按照她的意愿，对纪念项目进行管理。

与此同时，哈佛天文台原来老化腐朽、拥挤不堪的木质建筑，与其作为同类中最大也最有成效的机构之一的地位，发生了冲突。皮克林将这种不匹配比作“一个拥有充足食物的人，却因为干渴或者没有过冬的房子而濒临死亡”。一位匿名捐赠人捐赠了两万美元，专用于改善实物设施。于是，皮克林为那栋砖砌建筑加盖了一座没有任何外部装饰的砖砌翼楼，建筑平面的长宽均为30英尺，有3层楼那么高——足够安置未来10年到15年里累积的玻璃照相底片。他还在天文台的庭院里安装了一个消防龙头，增强了由化学灭火器和电力报警器组成的现有消防设施。在仍然担心发生火灾的情况下——这也是情有可原的，皮克林还强制规定，每两个月举行一次全天文台范围的消防演习，要求所有的助手和管理人员都要参加。

103

临近1902年9月底时，另一次季度财务报告显示，德雷伯夫人每年1万美元的投入，与哈佛在研项目的开销之间还是有差距；她重申了她的忧虑。“您无疑会觉得荒唐，我竟然会反对用天文台的经费来支援这个项目，但是我必须坦白，我对亲自为这个项目提供经费有很强的意愿。因此，我希望您能原谅我再次提及这件事，也希望您不要为此生我的气。”毕竟，这项事业是她自己对亨利充满爱意的纪念。尽管她早就放弃了亲自完成他的使命这种可能性，她对用自己继承的财产对它进行资助，却一直态度坚决。她希望她当前的状况能让她有更多的回旋余地，但是她的一个侄子在出售帕尔默家族产业的股权，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将它买下来，而不是让它落入外人之手。

德雷伯夫人知道，她完全有权利坚持让德雷伯纪念项目按她指定的方式管理预算，但是同时，她也不想显得不通情理。经过三思，她同意让皮克林临时依靠一下补充性的支持。既作为对自己的保证，同样也可认为是将她的计划通知他——她承诺道：“不管欠的债是多少，我以后都会偿还的。”她说，在即将到来的冬季期间，她需要“冒一些风险”，但是等她解决了家庭事务的困境之后，她预计“又会感到相当自在的”。

104 kaAEE1m3DKvk5WdeU3X3cIw8O3v9ahSv79MwgnYILKhtj3H0qCMDs95llMfX7UK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