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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悲怆给予哲学以其沉思的内容，而不是出发点。如何从“混合”的神话，从“苦难”的修辞，到神话（mythos）和言辞（logos）的哲学话语？
哲学转换的必要不充分阶段，就是“先验”阶段；我们会尽量说明为什么这种风格的反思不能满足哲学人类学的要求，以及它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不符合对人的预期理解，而这种理解在苦难的悲怆中找到了其最初的表达。但只有先验反思本身才会显示出它的不充分。
“先验”反思的力量是双重的；它首先处于对开端的选择中：它是在认识能力的检查中寻得这一开端；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指责这种从人到认识的还原；但这种英勇的还原并不是偏见；它是从对认识的批判所显现出的那个特征出发来确定人的所有特征的决定：一切都留待以后完成；但是所有的问题，无论是实践的问题，还是感情的问题，如果在对认识能力进行的考察先于它们，那么这些问题就会被置于适合于对人进行反思的一种特定认识之中；人类学的基本范畴，尤其是那些用来描述行动和情感的范畴，如果不先经过“先验”反思的批判性检验，即对认识能力的检验，就不会成为人类学范畴。
这种起点的选择与我们有何关系？其中，第一个容易受到哲学研究影响的“比例失调”是认识能力所显现的东西。对人的悲怆理解而言，所谓的“混合”和“苦难”被称为“综合”：因此，我们将在不考虑批判主义正统的情况下，找到康德先验想象力理论的动机，这正是对“第三项”即“中间”的反思。因此，这是将混合的神话和苦难的悲怆转变为可能犯错性的哲学的这一道路的第一步。
我们将询问对康德意义上想象的中间功能的反思如何与可能犯错性的哲学联系起来。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先验”反思的第二个优点：它是从客体出发的反思，更确切地说是从事物出发。正是“在” 事物 上，它辨别出认识的能力。正是在事物上，它发现了认识在接受事物和规定事物之间的特殊比例失调。正是在这件事上，它看到了综合的能力。
正因为它是从 事物 出发的，这个沉思是反思的，是先验的；对自身与自身的不一致的直接沉思会立即迷失在悲怆中，任何内省都无法给予它严格的显相；但反思不是内省；反思造成了客体的迂回；它是 对 客体的反思。这就是为什么它是真正先验的：它使得在主体中让综合成为可能的东西出现在客体上；这种对客体结构的可能性条件的研究打破了悲怆，将比例失调和综合的问题引入哲学维度。但伴随着这种反思的力量，它的限制立即出现了：它所显现和检查的综合将恰恰只是客体中即事物中的综合，即仅为意向的综合，一种投射到外部、在世界之中、在反思使之可能的客观性结构中的综合。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与康德一起，把这种综合能力称为“意识”，谈论这种 作为 “意识”的综合，但这个“意识”不是 自为的 ；它仍然是纯粹的意图，在面对面中得到表现；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另一种类型的沉思才能继续并从意识转变为自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