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汉娜·阿伦特前几卷未出版、未选编作品——像这一卷一样由丹尼尔·弗兰克(Daniel Frank)出版——中已经致谢的诸多师友、助手,就不再表示感谢了,这里只提及几个新的名字。这绝不是说我对此前提及的那些人的感激之情有所减少;相反,这种感激之情日益浓烈,特别是对从我们共享的世界消逝的那几个人。
在开明、慷慨和不知疲倦的罗杰·贝尔科维奇(Roger Berkowitz)领导下,巴德学院汉娜·阿伦特政治与人文中心(The Hannah Arendt Center for Politics and Humanities at Bard College)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组织。中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学生,由此创造了一个国际性的公共场域,使得当今的问题和困境能够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加以讨论和解释。中心的活动常常基于阿伦特在四十多年前所撰写和警告的内容。
卡尔·雅斯贝尔斯协会位于德国北部,他的出生地奥尔登堡(Oldenburg)。气势恢宏的雅斯贝尔斯故居的管理人马蒂阿斯·博姆特(Matthias Bormuth),跟雅斯贝尔斯一样,也是一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马蒂阿斯·博姆特曾撰文论及雅斯贝尔斯与阿伦特之间的深度理解,并探讨了他们俩所展示的友谊对于世界上数百万——今天比以往更多——被拔根的无家可归者的特别意义。因此,我们都受惠于他。
汉娜·阿伦特通过言说和写作发出的声音,既吸引了学者,也吸引了那些在世界舞台上更加活跃的人。当然,没有人比她更清楚,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非常幸运的是,阿伦特所启发的这两类人我都遇到了,一个是托马斯·维尔德(Thomas Wild),在我看来他主要代表学者,另一个是弗雷德·杜威(Fred Dewey),他主要代表行动派。托马斯·维尔德是我这多么年来遇见的最敏锐的阿伦特研究者;他的教学和写作对阿伦特的所说所写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视角揭示了她的思考方式与她所反思的世界之间迄今为止意想不到的关联。弗雷德·杜威是美国著名哲学家的曾孙,他对阿伦特情有独钟,这是很罕见的,他认为迫切需要把她的思想付诸行动,不是在想象的未来,而是在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不安全、不稳定的世界之中。为此,他向那些被他看作城邦公民的这个国家以及整个西欧的观众,展示了阿伦特的思考——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本书献给托马斯·维尔德和弗雷德·杜威,以示我最深的谢意。
杰罗姆·科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