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毫无疑问，她是一头小兽”

在19世纪让位于20世纪的过程中，人们对“儿童”的定义处于不断地流变之中，那一时期的公共政策和个人行为也都反映了这些观念的更迭。同样是在那段时间，生物演化学、法律、教育和初露端倪的心理学等多个跨度甚广的领域都开始关注一种新的人类发展的模式。儿童不再被视作父母的私有财产，也不能被父母随意处置或用来获取经济利益；人们开始将儿童看成尚未长大的小小人类，理应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使其免受商业劳动或家庭的伤害。

如今我们熟知的所有儿童保护制度几乎都是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初现雏形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最低年限的义务制教育，区别于成年罪犯审判制度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还有类似埃尔布里奇·T. 格里创办的防止虐待儿童的保护组织。直到1875年，格里和同伴（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创始人）共同建立协会的纽约州分会前，美国人甚至没有“儿童虐待”的相关法律意识。这一由个人主导的协会的建立，让长期以来归属私人领域的家庭抚育脱离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的范畴，首次成为法律关注的对象，并得到半官方的监管。

在很多案例中，这一新的监督体系产生的公共影响都是积极正面的，甚至挽救了不少孩子的生命。1874年，格里在纽约州最高法院的一起案件中担任辩护律师，这成了他建立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的初衷，后续也成为美国儿童保护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主人公是一个十岁的女孩，玛丽·艾伦·威尔逊，她的父亲在美国内战中丧生，失去丈夫的母亲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无力支付玛丽的“寄养”费用。玛丽在孤儿院待了一阵后，被来自纽约州的一对夫妇领养了。养父母的生活并不富裕，玛丽只能睡在厨房地板上。养母一直虐待她，大多数时间都把她锁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后来女孩在座无虚席的法庭上讲述了这段令人心碎的回忆，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几乎每天都用鞭子抽我，还打我……我的头上现在还有妈妈打我留下的伤疤，我的左前额有一道伤口，是剪刀剪的……我从来不记得被人亲吻过……妈妈从不把我抱在膝头爱抚。我一直不敢跟别人说话，因为说了就要挨鞭子。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用鞭子抽我——她那样做的时候从来不解释原因。我不想回去跟妈妈住了，她老是打我。 ^[1]

无论从数量还是情感的角度，当代新闻界对玛丽·艾伦·威尔逊的报道都相当丰富，表现出那个时代对儿童处境的真切关注与模棱两可的道德取向。为了唤起公众对小女孩最大程度的同情，她出庭作证时还穿着前一天被救出来时穿的破衣服，这一形象又经当天摄影记者拍摄的大量照片广为传播。她身上套了一条破破烂烂的裙子，光着脚，腿上还有没愈合的鞭痕，（她证词里提到的）一道伤口从她的左前额延至脸颊。一篇未署名的《纽约时报》报道称“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几名女士，都是被诉讼前一天流出去的消息引来的，显然所有人都站在无依无靠的孤儿这边”。

那天出席听证会的还有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当时他还是《纽约论坛报》（ New York Tribune ）的一名犯罪新闻记者。1890年，他将会以摄影师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出版一部影响甚广的作品，《另一半人怎样生活》（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运用时新的频闪摄影术记录下纽约移民社区租客糟糕的生活环境。在报道玛丽的情况时，他用了非人的“它”去指代这个饱受虐待的小女孩，把玛丽·艾伦置于小女孩和无法开口的野兽当中的某个悬置之处：

我在一间挤满了人的庭审房间里。人们的脸色都苍白严肃。我看到一个孩子被带进来，披着一条马鞍毯，人们开始大声抽泣。我看着它被带到法官脚下，法官转开了脸；安静的法庭里响起一个声音，要以那些街头流浪犬的名义，为这个孩子讨回人们未曾给予的保护。 ^[2]

如今人们在讨论玛丽·艾伦·威尔逊时，总是一再提到虐待儿童和虐待动物在道德方面的相似之处，并且往往暗示两者都缺乏对伤害的抵御能力，理应得到法律保护。卫理工会派传教士埃塔·安吉尔·惠勒（Etta Angell Wheeler）是第一个报告玛丽·艾伦遭到养母虐待的人，身为社工的她向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寻求帮助。惠勒曾因自己无力帮助这个不幸的孩子而向侄女倾诉，后者听了却说，“毫无疑问，她是一头小兽。” ^[3] 正是这句话，让惠勒下定决心要拯救玛丽。

根据里斯对庭审的回忆，这一动物／孩童的象征或要归因于埃尔布里奇·格里本人。作为一名过去一直服务于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律师，格里在辩词中称，玛丽·艾伦起码应该享有与家养宠物一样的权利。里斯回忆道：“‘孩子也是动物，’格里说，‘倘若它身为人类无法被公正对待，起码它也该得到和街头流浪狗一样的保护。它不该被虐待。’看着这一幕，我意识到自己正在见证的是世人对儿童权益关注的起点，而这一权益的前提是人们对犬类保护的认同……” ^[4]

玛丽·艾伦·威尔逊案揭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其主题是美国社会针对人类种族中“小动物”的职责，包括这种责任的本质与边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市场经济催生了巨额财富，而这些财富都掌握在一小部分“镀金时代” 精英的手中，导致美国国民中最贫穷的群体在这个国家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到了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透过美国社会表面平和假象的裂隙，一个久被忽视的秘密缓慢却不可抵挡地暴露在人们眼前：资本主义和儿童福祉不可兼容。尽管玛丽·艾伦·威尔逊的经历相当悲惨，但还有更多像她一样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未成年人；她成了世人眼中的特例（她的白人身份也更有利于舆论传播），事实上，起码从查尔斯·狄更斯生活的时代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时候改变这一切了。

除了宗教和世俗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大众争议的焦点也受到大众娱乐新旧定义的更替，以及农耕社会与工业时代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玛丽·艾伦·威尔逊案庭审过后六十四年，罗斯福政府于1938年颁布了“公平劳工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在此期间，进步运动 不断推动儿童相关的重要法律改革，后来这一运动也推动了妇女参政权和禁酒令宪法修正案 的通过。

玛丽·艾伦重获自由的背后，是基督教社会活动家同盟、意在揭露社会黑暗面的记者群体和一家新近取得政府授权从而具备监管能力的公益组织的共同努力，然而，之后几十年里，恰恰是这些群体阻碍了美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曾在进步运动中组织起工会、纠正腐败现象和商业垄断行为、把童工送进学校并最终帮助妇女获得选举权的同一股力量，也会在数十年后成为各种形式的媒体审查、严格实行禁酒令并限制他们本想改善其处境的社会群体自由的幕后势力。在基顿家看来，这些“格里人”是一条荒唐法令来势汹汹的代言人，而不是来解放他们的救世主。实际上，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感受，他们想方设法逃离格里协会的监管，就跟后来巴斯特在1922年的两本影片《警察》（ Cops ）里冲到大街中央躲避那群穿着制服折磨他的人一样。在与协会的“交锋”中，基顿家确实已经属于最幸运的一类人。

玛丽·艾伦·威尔逊的养母因种种虐待行为被判犯有伤人和殴打重罪，法庭判处她一年监禁并服苦役。玛丽·艾伦一直活到九十二岁，育有两个女儿。她成了一名模范母亲，并给大女儿取名为埃塔——那个把她救出火坑的人。玛丽·艾伦的女儿们都取得了世纪之交难得的女性成就，大学毕业后都当了教师，并在教育领域有所成就，且一生都为促进儿童福祉而努力。我们也应该记得她们的贡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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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y Renck Jalongo,“The Story of Mary Ellen Wilson: Tracing the Origins of Child Protection in America,”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 34, no. 1 (August 2006): 1.

[2] Stephen Lazoritz and Eric A. Shelman, Out of the Darkness: The Story of Mary Ellen Wilson (Lake Forest, CA: Dolphin Moon Publications, 1998), 325.

[3] Sallie A. Watkins,“The Mary Ellen Myth: Correcting Child Welfare History,” Social Work 35, no. 6 (November 1990), 500–503.

[4] Lazoritz and Shelman, Out of the Darkness, 229.

[5] Ibid., 325. nzhYuQsjpuSH0Vj3fcvhtt8TNywt4Z++gXdB3R6JW0bOZKigd3lvFkOipqGcHp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