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对巴斯特·基顿的钟爱始于二十五年前，恰在他百年诞辰过后不久。那是1996年的春天，我在阿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做交换生，那里距离德法边界不远。当地有一家受州政府资助的小型电影资料馆，“奥德赛”。为纪念1995年的基顿百年诞辰，“奥德赛”在次年春季又举办了一次纪念影展，组织放映了他的一系列经典默片。从我阴暗的地下室公寓到“奥德赛”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此外——同样受益于政府的慷慨解囊——我能享受的学生优惠也十分可观，因而每部影片我都去看了好几遍。

我与这个“Malec” 持久的初遇在我心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个面无表情的无名之辈，他的身躯如同橡胶制品一般柔韧——在他自制的默片里，基顿呈现给观众的几乎都是这样的形象。这个表情肃穆、美好优雅、仿佛摆脱了重力制衡的男人是谁？他从哪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宇宙乘风而来？那个世界好似遵循着一套自有的后牛顿派物理学法则。他是怎么做出那些令人叹服的杂耍动作，想到那些叫人捧腹的创意的？银幕以外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同时拥有那样灵活的形体、杰出的导演天赋，以及完全不因时光流逝而被削弱的喜剧色彩？

“奥德赛”电影资料馆规模不大，但馆藏和设施都很完备，我每天在那里逗留数小时，试图找到所有关于这个不受重力法则桎梏的男人的信息。不过，从我查找到的资料来看，他的人生故事的确相当精彩，可其中所述的内容都不足以解释他作品中的神秘魅力。这让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对巴斯特·基顿了解得越多，就越发感到难以理解他。这样的认知让我焦躁不安，又促使我继续探究下去。那年夏天回到美国后，我不断推迟自己提交论文的日期，把研究内容扩大到他生活和工作过的年代——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凡的年代，从格罗弗·克利夫兰的第二个任期一直延续到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完整任期；就我的家庭历史层面而言，则始于我祖父母辈中最年长的人出生的时刻，一直到我出生的那年。

最终我还是写完论文，拿到了学位。其后二十五年里，我离开学术界，转而投身电视行业，后来又为《石板书》（ Slate ）杂志写起了影评。在此期间，我也会短暂地进行一些与基顿相关的研究。不妨这么说，想象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他，已经成了我的一种兴趣。无论何时，只要我听到某件发生在1895年至1966年之间的事情，我就会不自觉地把那些人和事嵌入基顿生活与工作的神秘拼图之中。他的一生不过七十年，但就是在这七十年里，电影这一与他同龄的艺术给这个国家和世界都带来了巨大的、堪称重塑性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确信，要想理解他的人生，就要理解电影作为一种媒介走过的第一个世纪的历史。

回到美国后不久，年轻的我对基顿的沉迷达到了顶峰。一天，我和一名密友约好见面。我们各自吃了一个汉堡，又喝了几杯葡萄酒，之后我们决定一起拿出笔记本，分别尝试创作一首诗。倒不是为了分个高下，只是跟某些朋友分享一瓶酒时，你就会想要那样做。我的诗当然是以巴斯特为主题的；更确切地说，那是一首献给他的诗。它就那样跃然纸上，一首完成度很高的诗，平时我总要冥思苦想，才能写出这样的水平。这首诗是这样的：

越往西，

越迅疾，

巴斯特，赶往

你悲剧的宿命。

攀上桅杆，抵达哀恸之地。

巴斯特，听啊：你在梦中吗？

你在下落吗？你在飞吗？

巴斯特，电影

在死去。

电影在衰败，

时光是股飓风，

声响在

呼号。

无有低语，

也未曾大笑，

巴斯特，

感谢你悲剧的宿命。

我明白，我们应该用自嘲的态度否定自己年少时的多愁善感，可我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早已过了多愁善感的年纪，而我也始终珍视这首五十多个词的短诗。事实上，这首写于二十年前的诗里含纳了这本书的内核，十数年来我一直将其珍藏于心的念头：身为一个普通人的基顿，被时代抛入了20世纪的洪流。为了追溯他飞掠过的痕迹，让我们首先回到他出生的那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