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逗笑我，基顿”

1916年春天，巴斯特刚满二十岁不久，发生了一位传记作者称为“普罗维登斯 家具大屠杀”（the Providence furniture massacre）的事件。这件事本身并无特别之处，不过是乔的又一起糟糕行事，但它对基顿家的意义重大——直接导致基顿三人组十多年来位列行业顶流的演出突然画上了句号。 ^[1] 事情的起因是罗德岛的一名剧院经理要求扣下部分酬金以抵偿过去一周演出期间弄坏的椅子，这些道具本身就很破旧，勃然大怒的乔索性一气砸坏了那家剧院所有充当舞台道具的家具，包括一张很贵的法式沙发椅。这一砸到底的复仇策略似乎暗示了乔心底想要设法终止自己职业生涯的态度。多年后，巴斯特在米高梅最不如意的日子里，同样展现出了类似的自毁倾向。

接下来的一周，乔又跟经理人马丁·贝克（Martin Beck）发生了争吵，后者也曾是哈里·胡迪尼和W. C. 菲尔兹的推广人。马丁是著名的欧菲姆巡回马戏团的管理者，在当时的歌舞杂耍界享有很大的话语权。他也是一个暴躁易怒、要求和文化程度都很高的人。他和乔之间的摩擦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等到基顿一家抵达贝克在纽约的皇宫剧院时，圈子里的流言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足以让贝克听说乔在普罗维登斯都干了些什么。

贝克先是把基顿家的演出挪到开场，又在一次日场演出中站到舞台侧翼，不无讽刺地挑衅乔：“逗笑 我 ，基顿。”乔当即冲下台——留下尴尬的巴斯特在台上即兴发挥和唱歌——追着贝克冲出剧院，沿着四十七街一路狂奔，直到贝克混进几个街区外的人群里不见了。（“结果不错，”长大后的巴斯特这样评论贝克从他父亲手下逃过一劫，“否则他肯定会被干掉的。”） ^[2]

出于报复心理，贝克要求基顿家把他们精确安排的表演缩减到十二分钟——为表抗议，基顿三人组带着一只闹钟上了台，一满十二分钟就弃观众而去。下一个演出季开始后，乔发现自己和家人被降级到二流的潘塔基斯剧院演出，一天还要表演三场，以基顿家的名声和才能，这无疑是一种侮辱性质的贬低。

十七年来，巴斯特凭借自己在舞台上展露的天分让父母脱离了贫困的生活，这还是他们遭受的第一次重大的职业生涯的挫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都在不入流的剧场演出，搭乘长途火车辗转于西部城市之间，长时间的工作只换来缩水的报酬，这是基顿家一段每况愈下的黑暗岁月。九岁的露易丝和十一岁的哈利·“叮当”·基顿正在密歇根上寄宿学校，距离家里在马斯基根 演员聚居地的可爱夏日度假小屋并不远，那个聚居点还是乔和迈拉帮忙建起来的。 ^[3] 哈利和露易丝享受到的物质条件是他们负责养家糊口的哥哥从未有过的：教育和稳定的居所。但这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肯定也感到自己的多余和孤单，当初他们加入家庭演出的尝试证实了他们对这行既无兴趣也无天分，父母和哥哥在他们出生前就建立起来的完美的巡回表演体系中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

对基顿家这样需要消耗大量体力的表演而言，一天演出两场还是三场的区别是很大的，对乔尤其如此。他很难再继续表演自己年轻时招牌的搭踢和高跳动作，何况他还总是醉醺醺的。但新的日程安排对巴斯特和迈拉也不好过——特别是迈拉，四十多年后巴斯特在口述自己的第一部传记时透露，“乔也在虐待她”。

母亲和儿子在这段灰暗的潘塔斯基时期变得更亲密了，又或许是乔愈发严重的酒瘾让他们意识到必须比以往更多地依靠彼此，在基顿家一向内敛谨慎的情感氛围中，这样的依赖反倒显得反常了。巴斯特在谈论父母的时候，很少把迈拉和乔做比较，尽管母亲在他的成年生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巴斯特口中关于迈拉的故事不多，主要讲她沉稳的性格、对手卷烟的喜爱，还有她多么钟意后台的纸牌游戏。不过，在巴斯特对这段痛苦的转型期的回忆中，她的形象陡然变得清晰：1917年初，迈拉和巴斯特在加利福尼亚干了一桩大事，他们背着酩酊大醉的大家长密谋，商定在洛杉矶把他抛下，两人跳上一辆开往马斯基根的火车离开了，甚至没给乔留一张纸条。

巴斯特坚称最后是迈拉做了关键的决定：“我们坐在从奥克兰开往洛杉矶的火车上，她对我说，巴斯特，老天在上，我受不了了。”巴斯特一生中还会面临好几次类似这样的抉择时刻，无论是在私人生活还是商业关系中，他总是被动接受着一切，并且往往把决定权交到别人手里——甚至偶尔会损害他自己的权益，尽管这次不是。“要不是迈拉做了决定，”他承认自己一辈子都是这样，“我猜我还会接着忍下去。” ^[4] 乔对母子俩的离开一无所知，他还是照常喝得醉醺醺的，按照原定计划乘火车到了洛杉矶的演出场地，结果没能在剧院门前找到妻子和儿子，就连他们的行李也不见踪影。那里只有他自己的行李，还有那张破损痕迹很重的道具旧木桌，那是他从巴斯特出生前就开始用的。

巴斯特对家族闹剧表演的声誉和质量甚为关切，在日后的银幕生涯中，他也以同样严肃认真的态度投身于电影技术和喜剧技巧的革新。眼看着它日渐衰败的失望，对自己职业前景的担忧，以及母亲和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这种种考量促使他在那列通往命运转折点的火车上同意结束三人组的演出。

在对他的第一位传记作者鲁迪·布莱什（Rudi Blesh）讲述这段经历时，他没有过多描述三人组分崩离析的具体细节，语气也是轻描淡写的，但这段回忆本身就足以让读者感到震惊。比方说，他提到自己和父亲在台上的表演内容逐渐演变为纯粹的暴力相向，“为之前发生的事情在台上对我拳脚相加。再也不会私下打我了。”倒不是说巴斯特不能还手：“最后我也气坏了，我们就开始互殴。”

在巴斯特的回忆里，乔开始变得不像他自己了，“大多数时候都神志不清，他看着你的时候，好像不认识你一样。”背后的原因也不难猜：“只要我在台上闻到威士忌的味道，我就会做好防备。”这期间用头甩动篮球的套路渐渐成了巴斯特自我防卫的方式：“只要他喝醉了，我就会把橡皮绳套到我的旧篮球上，把它当作链球一样甩动，好让他不能靠近我。”

巴斯特记得当时有一次跟他母亲谈起这件事，迈拉的回答显出几分哲学家的深度。“乔不是要惩罚你，”她对儿子说，“他那样做是 身不由己 。”巴斯特对此的回应构成了他在所有采访中鲜见的一闪而过的脆弱时刻。但在巴斯特的回忆里，迈拉坚称，“他不是在对你或别人发火。他只是想要做回从前那个说了算的父亲。不论男人或女人，有些人能接受自己变老，有些人就是做不到。” ^[5] 作为一个遭受丈夫家庭暴力的女人——很快她就要结束这段持续了大半辈子的婚姻，尽管迈拉和乔在法律上一直没有离婚——迈拉看透了乔的问题，她对他的评价不失公允，也许超出了乔应得的程度。

巴斯特用下述这段话结束了他对这段最后的演出时光的回忆，他对自己和乔搭档的父子喜剧最鼎盛时期的化学反应做了一番不常见的剖析，指出了他父亲的不可靠，甚至是他的表演惹人同情的氛围。

你忍不住要说，“可怜的家伙，永远抓不住他要打倒的东西！”可是老天啊，我们的表演！它是多么美妙。我们一起度过的那段美妙的时光——对看的人和表演的人都是美妙的。那些笑声，实实在在的笑声，你很清楚它们会在什么时候冒出来……可是看看后来发生的事情，站在那里，打来打去，像部廉价电影。不可能持久的。 ^[6]

到了生命的那个阶段，基顿当然知道自己不只是在谈论一段被毁掉的美妙的职业生涯，酗酒、糟糕的抉择和不可抑制的走向崩坏的父权都是其后的诱因。在他这段突然的表白中，除了对基顿三人组用表演创造的魔力逐渐消失的遗憾，我也听到了巴斯特对他父亲的爱，就像我在那段母子火车对话中感到了他对母亲的爱一样。但他的话语中也有对他们曾经共同创造的东西的爱，他们投入了那么多年的时光，不断打磨出来的表演，为了听到观众的笑声。尽管基顿从不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听到其他喜剧演员这样自夸，他甚至会嗤之以鼻，一辈子都是那样——他总是不计代价地为之努力。他是一个特别糟糕的商人，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名人，直到晚年都充其量算是一个不太上心的丈夫和父亲。他把自己所有的脑力和体力都奉献给了这个行业，为的就是创造出“对看的人和表演的人都是美妙的”作品，在他清楚会逗笑观众的时候听到那些快乐的反馈。

不过，1917年春天的巴斯特还要设法找到将来的道路。他失去了一直以来唯一的喜剧搭档，在这突然的打击给他造成的震惊之中，他发现自己不必再作为家庭演出的一环登台了——但他还是要在未知的前程中担起养家的重任。乔最后一次把他丢向台下，而那里已没有了等着扶住他的人。等待他的是那个与他一同诞生并随之成长的媒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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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eade, Cut to the Chase , 48.

[2] Blesh, Keaton , 82.

[3] Meade, Cut to the Chase , 44.

[4] Blesh, Keaton , 82.

[5] Ibid., 80–81.

[6] Ibid., 81 rq9yJBWAEYCyc+RTxyrnz0g/bFl+XSVnDLsW26R7w4+owcDo2ONoTZpSuMfjUK/R